重构历史唯物主义_风闻

提要：笔者把历史唯物主义分为“旧历史唯物主义”和“新历史唯物主义”。旧历史唯物主义认为，生产方式是人类社会发展的决定力量；新历史唯物主义认为，决定人类社会发展的终极动因，除生产方式外，还有“生活方式”。生活方式是指人类通过生活消费来繁衍自身的生命运动方式，分为“生命力”与“生活关系”两方面：生命力是人类基于一定消费水平、消费结构和生活成本制约的自我繁衍能力，包括人口、生活资料、自然环境三要素；生活关系是指人口再生产过程中人与人的关系，其经济基础是“劳动力天然私有权”。生产方式与生活方式共同构成“生存方式”。市场经济是工业革命形塑的现代社会人类生存方式。政府是维护市场经济平衡运行的必要制度安排。

关键词：生产方式与生活方式、生产力与生命力、生产资料所有制与劳动力所有制、市场经济重塑人类生存方式、政府是维护市场经济平衡的制度安排

历史唯物主义是关于人类社会发展一般规律的理论。笔者把历史唯物主义分为“旧历史唯物主义”和“新历史唯物主义”，下面我们先来讨论两者的联系与区别。

一、人类生存方式：生产方式+生活方式

旧历史唯物主义认为，物质生产方式是人类社会发展的决定力量。生产方式包括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生产关系一定要适应生产力的发展；同时，生产关系反作用于生产力，对生产力具有推动或阻碍作用。

生产力是人类改造自然的能力，反映人与自然的关系，包括劳动者、生产资料、劳动对象三要素；生产关系是生产过程中人与人的关系，首先是物质生产资料所有制，然后是生产、分配、交换、消费过程中人与人的关系。

一定历史阶段上由生产力所决定的生产关系的总合构成社会的经济基础。经济基础分为私有制经济与公有制经济两种经济形态，私有制引起阶级分化、阶级剥削、阶级斗争；公有制消灭阶级分化、阶级剥削、阶级斗争。

建立在经济基础之上的国家机器及意识形态，构成社会的上层建筑；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上层建筑反作用于经济基础。以私有制为经济基础的国家是阶级统治工具；以公有制为基础的国家在消灭阶级、消灭剥削后，国家自身也将消亡，社会进入“自由人联合体”即共产主义社会[1]。

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的矛盾运动，集中表现为阶级矛盾和阶级斗争，由此推动人类社会不断发展，经历原始社会、奴隶社会、封建社会、资本主义社会、社会主义社会，最终实现没有阶级、没有剥削的共产主义社会。

私有制是万恶之源，消灭私有制、消灭阶级、消灭剥削，是人类社会走向美好未来的必由之路。“社会发展五段论”是不以人的主观意志为转移的历史发展的客观规律，这就是旧历史唯物主义的主流叙事，如图：

图1：旧历史唯物主义理论框架示意图

新历史唯物主义认为，决定人类社会发展的终极原因和动力，除生产方式外，还有“生活方式”。

生活方式是指人类通过生活消费来繁衍自身的生命运动方式，分为“物质生活方式”和“精神生活方式”，前者更新人的肉体生命，后者塑造人的精神世界。

物质生活方式包括“生命力”与“生活关系”。

生命力是人类基于一定生活消费水平、消费结构和生活成本的繁衍能力，包括人口、自然环境、物质生活资料三个要素，反映人的新陈代谢与自然环境的物质交换关系，微观上涉及个体生命基于生活消费水平所制约的生育、养育、教育、体力、体质、智商、情商；宏观上涉及基于经济发展水平所制约的人口人力资源的数量、素质、预期寿命、年龄性别结构、地理分布、迁徙等诸多内容。

生活关系是指人口再生产的社会环境即人与人的关系，包括生物社会学意义上的两性婚姻、家庭结构、道德伦理、生活习俗等复杂因素；还包括经济学意义上的“劳动力所有权”以及劳动力的生产、分配、就业、工作过程中人与人的关系，这些关系决定了人们在物质生活资料的获得方式及其数量、质量、结构等方面产生了重大差别。

劳动力是人类生产物质产品和精神产品的劳动能力，人力资本则是具有创造性和增值潜能的倍增劳动力。劳动力人力资本所有权基于人的自然生命和生物属性而存在，除奴隶制外，天然属自然人个人私有，是“天然私有制”。由于先天禀赋和后天教育的不同，不同人所拥有的劳动力人力资本也不同，这是造成人类社会不平等的天然原因。

人类繁衍需要生活资料，而生活资料的生产和分配依赖于两个产权制度：一是生产资料所有制，一是劳动力所有制，二者相互对立又相互依存，共同构建了社会经济基础的基石。下一节将对此做更深入分析。

精神生活是生活方式的重要方面，它以教育产品和精神文化娱乐产品为消费对象，塑造人的认知能力、文化身份、族群认同、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放眼世界，可以看到不同生活方式形塑了不同历史文化、不同宗教道德、不同语言习俗，对不同国家的政经制度和社会演进发挥着持续不断的深远影响。

人类生活方式具有多样性、多元化特征：中华文明、基督教文明、伊斯兰文明、印度文明、俄罗斯东正教文明，还有非洲、美洲、澳洲原住民文明，等等。每一种文明都植根于特定的物质生活方式和精神生活方式，每一种生活方式都在不同程度上影响着人类社会走向和进程。

多样化的生活方式是由多样化的自然生态环境孕育和发展起来的。山林滋养了渔猎民族；草原滋养了游牧民族；沃土滋养了农耕民族；海洋滋养了航海民族。各民族各种生活方式相互交流、冲突、融合，共同推动人类社会发展。

所以，从新唯物史观的视角看，人类社会发展，不单是由物质生产方式决定的，而是由“人类生存方式”决定的，如图所示：

图2：新历史唯物主义理论框架示意图

旧唯物史观的缺陷，在于过分关注生产方式而忽视生活方式，把物质生产过程的内在矛盾运动规律看作是决定人类社会发展的唯一规律，忽略了生活方式形塑的人类社会多元历史文化和多样化发展道路。

新唯物史观是在继承旧唯物史观原理和方法的基础上，又增加了对生活方式以及生产方式与生活方式辩证关系的论述。因此，是否承认生活方式的地位和功能，是区分新、旧历史唯物主义的分水岭。

显然，新历史唯物主义的理论视野更开阔，它不仅肯定了生产方式对人类社会发展的决定作用，更看到了生活方式对人类社会发展的深远影响。新历史唯物主义的使命，就在于弄清包括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在内的生存方式的内在结构、运行机制和发展规律，重新认识并找到人类社会发展的终极动因和未来方向。

二、市场经济：工业革命形塑的人类社会“非均衡生存方式”

生产方式与生活方式，可以概括为“两种生产”和“两种消费”：物质生产过程，同时也是生产要素的消耗过程，即“生产的消费”；生活消费过程，同时也是人口劳动力生产过程，即“消费的生产”。为了叙述方便，简称为“两种生产”[2]。

先建立一个理论分析模型，然后对两种生产的相互关系进行分析。

图3：生产方式与生活方式辩证统一运动的理论分析模型

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条件下，两种生产合而为一，都是以家庭为单位进行。家庭、家族、部落作为社会基本单元，同时承担着物质生产与人口生产两种职能。虽然也有商品交换和贸易，但规模有限，不足以改变既有生存方式。

事实上，自然经济下的商品贸易，本质上是自给自足前提下剩余产品交换的“商品经济”，与工业革命打造的“市场经济”有着本质区别。

工业革命彻底改变了自然经济的自给自足生存方式。机器大工业促使企业职能从家庭中分离出来，企业成为专门进行物质生产的基本单位，家庭成为专门进行人口劳动力生产的基本单位。于是，生活与生产分离开来，生活方式与生产方式分离开来。

与此同时，劳动力变成商品，其产权属于家庭劳动者私有；生产资料变成资本，其产权属于企业资本家私有。伴随着企业职能与家庭职能的社会分工，两种私有制——资本私有制和劳动力私有制诞生了。

市场经济的微观基础，是两种私有制前提下的产权交易。一方面，企业必须向家庭购买劳动力使之与生产资料相结合才能进行生产；另一方面，家庭必须向企业购买生活资料用于消费才能进行人口劳动力再生产，由此产生了企业与家庭的产权交易，在此基础上，市场经济才超越了以往规模有限的“商品经济”，得以迅速发育和成长起来。

所以，市场经济的本质是“私有产权交易”。

企业与家庭作为两个不同产权主体，内生出两个相互矛盾却又相互依存的生存目标：企业追逐利润最大化以进行资本积累和扩大再生产；家庭追逐工资收入最大化旨在过上更好的生活。两个最大化行为，构成了市场经济效率的两大动力之源，推动生产力和生命力迅速发展；而利润与工资此消彼长，又构成了资本与劳动的阶级斗争之源，推动上层建筑领域政治制度及思想观念发生深刻变革。

工业革命造就了两种私有制，是所有制的一次革命，是经济基础的伟大制度创新。两种私有制下的产权分离和产权交易，反过来推动生产力和生命力发展，并引起政治制度和意识形态变革。与此同时，还伴随着一段资本原始积累和“羊吃人”的惨烈历史，这段历史标志着人类社会逐渐走出了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生存方式，进入了全新的“市场经济生存方式”。

下面我们就来解读市场经济生存方式的利与弊。

图3第一象限，显示企业系统内部不同企业的生产与竞争：各类企业基于投入-产出、成本-收益分析，决定生产什么、生产多少、为谁生产，旨在满足市场需要以实现利润最大化，为资本积累和物质再生产创造条件。第三象限显示家庭系统内部的生活消费与竞争：不同家庭基于现有收入水平决定的消费水平和消费结构，产出一定数量、素质、技能的人口和劳动力，旨在适应就业市场需要以追求工资收入最大化，为过上更好生活和人力资源再生产创造条件。

第二象限商品市场，家庭用工资收入从企业购买消费类商品，在满足生活消费需求的同时也使企业利润得以实现。第四象限就业市场是劳动力商品交易，企业向家庭提供就业岗位和工资，家庭向企业提供劳动力并进入企业与生产资料相结合从事生产。两个市场把先前分离的企业生产与家庭生活重新联系起来，形成互为供求关系，由此构建了两种生产相互对立、相互依存、相互转化、无限循环的辨证统一运动。

把四个象限综合起来看，可以从全局上观察到企业生产、家庭生活、商品市场、就业市场各自内部的运行特点，以及彼此之间以货币流通为媒介的互动关系，从整体上反映了人类的生产与生活、生产方式与生活方式的对立统一运动。

可见，市场经济下，生产方式与生活方式，具体表现为企业物质生产与家庭人口生产两种生产以商品交换和货币流通为介质的矛盾运动，以及由此引发的资本与劳动、利润与工资的矛盾运动，还有相关人流、物流、货币流、信息流。所有这一切，共同构成市场经济运行的全过程，也就是企业与家庭进行产权交易以完成物质生产与人口繁衍的全过程。

市场经济健康运行，有赖于两种生产动态平衡，即物的生产与人的生产在数量、质量、结构等各方面相互匹配。

按照西方主流经济学观点，在市场机制无形之手引导下，两种生产可以自动达到局部均衡和一般均衡，实现资源优化配置。然而，市场经济运行的实际结果，却是两种生产经常性失衡甚至颠覆性失衡，表现为剧烈的阶级斗争、生产过剩、购买力不足的经济危机。这是为什么？原因有四：

其一，生产资料与生活资料“非同步增长”。

图3显示：在第一象限与第二象限的生产和流通中，企业利润实现后仍回流企业进行资本积累和扩大再生产，由此形成了部分产业如制造业自我供求、自我循环的产业结构。这部分企业不直接向家庭提供生活资料，因而不直接依存于家庭购买力，这就潜伏了企业再生产部分脱离家庭人口再生产的可能性，构成了可能过度投资、消费不足、产能过剩、资产泡沫、两种生产总量失衡和结构性失衡的机制性因素。

其二，家庭组织与企业组织“背离式进化”。

工业革命后，企业与家庭发生了“背离式进化”：前者从单人企业、合伙企业到股份制企业、上市公司、富可敌国的跨国公司，一步步进化、越来越强大；后者从部落、宗族到家族、核心家庭、单亲家庭、单人家庭、同性家庭、试管婴儿，一步步退化，还把教育、医疗等职能分解给学校、医院，这就在社会组织结构演化方面支持了企业力量扩张，扼杀了家庭形成集团性组织力量与企业抗衡的可能性。即使有工会这样的组织，也难以抑制企业力量对家庭力量的压倒性优势。

此外，“企业”这一概念的内涵与外延不断扩展，早已不仅仅是“物质生产”单位，而是更多涉猎于精神产品、知识产品、文化产品、教育产品领域，如文化产业影视公司、互联网大厂、教培行业、各种高中低端服务业，等等。这一趋势提高了精神产品的消费比重和人口再生产的生活成本，在提高人口素质的同时也压缩了家庭组织规模和人口数量增长。

其三，劳动力价格脱离劳动力价值。

工业革命前，微观经济以家庭为单位，生产与生活合二为一，不存在宏观经济以生产过剩为特征的经济危机的微观基础。工业革命后，企业职能从家庭职能分离，资本力量以企业为“外壳”崛起并控制、整合生产要素，重构了生产力与生产关系；而家庭继续作为人口劳动力生产单位不断更新生命力与生活关系，但劳动力已变成商品，只能通过就业市场进入企业与其它生产要素间接结合，这就孕育了劳动力价格脱离劳动力价值的机制性根源。马克思《资本论》以劳动价值论和剩余价值论为基石，揭示了资本剥削劳动的奥秘，分析的正是这种情况。

其四，两种私有制“自带不平衡”。

市场经济的微观基础是两种私有制，生产资料私有制必然引起贫富分化，而劳动力人力资本私有制同样会导致贫富分化。不同人所拥有的劳动力人力资本不同，只要存在竞争，即使机会绝对平等，结果也绝对不平等。犹如百米赛跑，始发于同一起跑线但到达终点总是有先有后，如果强制一起撞线，就没人奋勇争先了。互联网时代，极少数人力资本富有者白手起家，短期内创造、聚敛了巨额财富，使社会财富分配出现前所未有的贫富鸿沟，就是鲜明例证。

以上四个原因，导致了家庭人口劳动力生产在与企业物质和精神产品生产的博弈中，始终处于弱势地位，工薪增长始终落后于资本积累。工业革命推动了生产力科学技术突飞猛进，但也产生了生产力与生命力“地位异化”的负面后果，即“物”的生产比“人”的生产更重要、生产力比生命力更重要；生活是为了生产，前者沦为手段，后者变成目的。人与物的关系被颠倒了、异化了，人们的生育观和人口再生产也被异化了。而这一切，都是在市场无形之手引导下发生的。

实践证明，两种生产的矛盾运动，如果任由市场无形之手自发起作用，必然导致贫富分化、弱肉强食、社会动荡、“生产力突进、生命力滞后”这样一种病态的、反人性的人类社会非均衡发展模式。

为了对市场机制兴利除弊，需要有形之手介入，这就孕育了政府生成机制，这一机制把人类的政治活动与经济活动、上层建筑与经济基础紧密联系起来，是解决“生产力突进、生命力滞后”问题、确保两种生产平衡发展的关键性制度安排。

三、政府职能与公共产品：优化市场经济“权力-权利”结构的制度安排

政府产生的原因和存在的理由，在于社会需要公共产品，而政府是公共产品的主要生产者和供给者。

政府生产和供给公共产品，一方面依赖于国家财政税收制度；另一方面依赖于企业、家庭的纳税能力和对公共产品的需求。财政税收制度和公共产品供需关系，把企业、家庭、政府紧密联系起来，也就是把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有机联系起来，可用下面理论模型展示：

图4：  企业、家庭、政府“劳资政三元制衡”理论分析模型

一个社会的健康运行，需要两类产品：一类是公共产品，一类是私用商品；二者的区别，前者具有“消费共享性”，后者具有“消费排他性”。[5]

公共产品包括国防安全、法治秩序、公共政策、公共服务、大型基础设施，等等，其基本特征是消费共享性和非竞争性、成本内化而效益外化、不直接产生利润但能带来社会效益、不由市场定价而由税收定价。

公共产品的消费共享性给全社会带来福祉，是企业生产、家庭生活、社会发展须臾离不开的必需品。

私用商品如苹果、住宅、私家车等，主要特征是消费排他性：某人消费了某个商品，其他人就不能再消费同一商品，这就是消费排他性。消费排他性又衍生出竞争性，而竞争性是市场经济的动力之源。

为什么政府是公共产品的主要生产者和供给者？因为公共产品与公权力紧密联系，除政府外，企业、家庭及其它任何组织都没有资格执掌公权力。

政府从产生那一刻起，与生俱来就具有供给公共产品的偏好和动机，因为公共产品的外溢效应直接关系到社会稳定和政权稳固，从而直接关系到政府自身利益。

政府并非没有自身利益。政府自身利益是所有官员公务员个人利益的总和，政府内部的权责利配置机制及运行状态，影响着官员公务员队伍供给公共产品的能力和效率。如果公共产品供给不足或产生负外部效应，必然引起社会反弹，进而造成政治不稳，使政府陷入危机甚至垮台。为了避免这种情况发生，政府内生地具有了向社会提供正效应公共产品的强烈动机，同时又具有依托国家机器和财政税收、货币政策生产公共产品的能力。

国有企业负有供给公共产品的特殊使命。我国的国有企业是通过暴力革命进行“国有资本原始积累”基础上建立和发展起来的。计划经济时期，国企是政府的附属物；市场经济下，国企既为政府负责、也为市场负责，从而使国有产权一定程度上具有了资本属性，“国有资产”变成了“国有资本”。

国有资本也是资本，也要追逐利润，否则难免企业破产、工人失业。不过，国企不能从私用商品市场追逐利润。国企的职能，限于生产和供给具有非竞争性和自然垄断性的“经济类公共产品”，如大型基础设施、对国家安全、国计民生具有战略意义的大宗商品。所以，国企由其国有产权所决定，具有“准公权力”属性，但又与政府公权力不同，后者主要是提供“政治类公共产品”。

一般认为，公共产品由政府生产和供给最有效率；私用商品在市场无形之手引导下由企业、家庭生产和供给最有效率。然而，效率问题并不这么简单。

首先，在公共产品与私用商品之间，还有许多“准公共产品”如教育、医疗产品，其有效生产和供给，不能单靠政府、也不能单靠市场，而依赖于政府有形之手与市场无形之手恰到好处的结合，但如何做到“恰到好处”，是非常困难的，因为准公共产品的特点就是“效应边界模糊”。

其次，许多生产或消费活动的“外部效应”边界和计量难以确定。任何人的行为都可能产生正、负外部效应，如科学家的突破性创造发明可能造福全人类，但其价值多少？价格几何？无法计量。化工厂排污造成环境污染，靠市场很难解决，政府介入也要拿捏尺度。从国际范围看，全球气候变暖，发达国家应负主要责任，但实际承担多大责任？怎样补偿？在缺失有效世界政府的情况下，靠各国谈判来解决，极其困难且成本高昂。

第三，公共产品的“效应边界”有限，边界之外就具有消费排他性。如一个城市的市政设施主要供本市市民“消费”，其它地方的居民就无法享用。还有，公共产品可以产生正效应，也可能产生负效应。正效应公共产品惠及全社会，负效益公共产品祸及全社会。所以，公共产品并非越多越好，也有个数量、质量、结构的供求平衡问题。

总之，由于政府、国有产权、公共产品的介入，市场经济的“两种生产”变成了“三种生产”，“两种所有制”变成了“三种所有制”的混合所有制。经济社会健康运行，不仅需要“两种生产供求平衡”，更需要“三种生产供求平衡”。但由于准公共产品、外部效应不确定性、公共产品效应边界有限等问题的制约，要达到三种生产平衡是极为困难的。唯一可行的办法，隐藏在人类社会自身的职能分工和组织结构之中，那就是探索政府有形之手与市场无形之手的最佳结合方式。

问题的关键，在于弄清政府与市场各自的职责范围，而关键的关键，是厘清政府权力、企业权利、家庭权利的合理边界。这里，首先要分清“权利”与“权力”的区别。

权利（right）与权力（power），在中文语境中，发音完全相同，容易混淆；但文字表达很清晰，明确界定了这是两个内涵与外延完全不同的概念。

权利，专指个人私权利，简称私权利或权利。人权是个人私权利的集合（human rights），是私权利的另一种表达，其内涵是人们追求幸福生活的个人权利，包括生命权、财产权、工作权、迁徙权，等等。人权与生俱来，人人生而平等、不可剥夺。

权力，专指政府公权力，简称公权力或权力，其内涵是政府依托国家机器而形成的支配众人思想和行为的强制力。有效政府是高度组织化且具有强大执行力的科层机构，包括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立法行政司法各职能部门及其它相关组织。从中央高层决策核心到地方基层权力末梢，再加上军队、警察、监狱、法庭等暴力机关法人和自然人所控制的所有权力，共同构成权力这个概念的外延。

根据权力与权利的定义，只有政府才具有执掌公权力的资格，而企业与家庭所拥有的权利，只能是私权利。国企则是由政府直接控制的“准公权力”或“不完全私权利”。

劳动力人力资本，不仅是属于劳动者的私权利，还是私用商品，因为任何用人单位对某人劳动力人力资本的使用都是排他的。薪酬作为劳动力人力资本的价格，也具有排他性和竞争性，这使之成为激励劳动者积极性和创造力的重要变量。

企业私权利、家庭私权利属于经济基础，政府公权力属于上层建筑。根据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上层建筑反作用于经济基础的原理，私权利决定公权力，公权力为私权利服务，这就是政府必须为人民服务这一原则的来源。

“为人民服务”并非政府单方面奉献，更不是政府对人民的恩赐。企业和家庭消费公共产品不是“免费白搭车”。从更深层次看，政府是征税人，企业、家庭是纳税人；政府是公共产品的供给者，企业和家庭是公共产品的消费者。征税人与纳税人的关系，本质上是围绕公共产品的产权交易，是政府与人民基于产权交易而形成的互利互惠关系。

所以，企业追求利润最大化、家庭追求工资最大化、政府追求税收和公共产品效益最大化，三者都是人性在不同组织中的表现，并没有道德高下之分。问题的核心，不在道德评判，而在“劳资政三方制衡”以实现三种生产的供求平衡。

四、“劳资政三元制衡”：现代社会人类生存方式的理想目标

伴随着工业革命和市场经济发展，人类社会职能分工和组织进化发生了质的飞跃，从以往的“官-民二元结构”进化成“劳-资-政三元结构”，发展出企业、家庭、政府三大基础组织和资本、劳动、权力三大力量。人类社会还有其它各类组织如帮派、政党、非政府组织、工会、学校、医院等等，但这些都是三大基础组织的派生物和附属品。

企业、家庭、政府的性质、职能、目标各不相同：资本为右，以企业为依托追求利润最大化；劳动为左，以家庭为依托追求基于工资收入最大化的幸福最大化；政府居中，依托国家机器追求基于税收的权力和公共产品社会效益最大化。

最大化不是无限大，因为利润、工资、税收此消彼长、博弈互动，所能达到的边际收益变量极值，就是最大化边界，也就是三种生产的平衡边界。

所以，劳资政三方是相互矛盾、相互依存、相互激励、相互约束、一荣俱荣、一损俱损的辩证关系，由此构建了一个格局视野远高于立法行政司法“小三权分立”的“大三权分立与制衡机制”。这个机制有着完整结构，缺失了任何一方，任何一方过强或过弱、超长版或超短板，都会造成劳资政三元结构破坏，经济社会发展失衡。

劳资政三元结构，是现代社会权利与权力的最佳组合，也是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的最佳组合，因为它一方面最大限度解放了企业私权利和家庭私权利，即解放了生产力和生命力；另一方面，政府持中道立场调节劳资矛盾，从制度安排和机制运行上，避免了市场自发竞争的弊端，具有了维护两种生产平衡发展的可能性。

企业与家庭，是相互矛盾的两大私权利主体，在市场无形之手下竞争，丛林规则发挥作用，必然导致弱肉强食、贫富悬殊、两种生产失衡。如果没有政府介入，只能以阶级斗争、经济危机等方式强制恢复平衡，如此必然对经济社会造成极大破坏。

政府作为第三方力量，内在地具有持中道立场、公平处理劳资矛盾的主观动机。因为政府是征税者，必须同时维护企业和家庭这两个纳税人的私权利，才能稳固税基、开拓税源，为实现政府自己的权力最大化目标夯实基础。

在劳资政三元结构中，政府持中道立场，依托国家机器建立财政税收制度、垄断货币发行并制定货币政策，从而有能力干预国民收入分配并生产和供给惠及全社会的公共产品。政府供给公共产品并主导国民收入二次分配、纠偏初次分配的意志和能力，是解决“生产力突进、生命力滞后”问题、维护两种生产平衡、消除贫富悬殊、实现共同富裕、保证经济社会健康发展的关键和主导力量。

劳资政三方博弈，归根结底是人与人的竞争。企业和政府提供工作岗位，是雇主；家庭提供人力资源，是雇员。“铁打的雇主流水的雇员”，作为个人，可以在企业、政府或其它工作岗位间流动，变换身份或兼有不同身份。企业家、工薪劳动者、官员公务员，因不同身份衍生出不同人生目标和行为，但趋利避害是每个人永远不变的人性。

人性的复杂性决定了劳资政三方行为的复杂性。企业、家庭、政府分别以利润、工资、税收为标的物而展开博弈，每一方的最大化行为都隐藏着可能侵害他方的风险，但三方相互矛盾、相互制约，又构成了“风险互控机制”。换言之，企业、家庭、政府每一方的最大化行为，都是对其它两方最大化行为的制约，这就在客观上使三方相互间具有了“互设红绿灯”从而形成“三元制衡”的潜在需求和现实可能性。

现代国家治理的诀窍，在于使三元制衡的潜在需求透明化、法治化，即以法治的方式给企业、家庭、政府行为划出合理边界以规范三方博弈行为。法治社会的本质，归根结底是对公权力与私权利的行为边界给出法律界定，所依据的法理基础，如谚语所云：对私权利，法无禁止皆可为；对公权力，法无授权皆禁止。

没有法治的竞争是非合作博弈，丛林法则发挥作用；法治下的竞争是合作博弈，参与者在竞合中实现共赢。依法治国，实现劳资政三元制衡，使企业充满活力、家庭获得幸福、政治长治久安，经济社会健康发展，这就是劳资政三元结构的理想状态。

然而，如果劳资政三方力量达到完全平衡，社会可能进入某种“弱竞争、慢生活”状态，这是人类想要的生存方式吗？理想不等于现实，我们还是回到现实看看吧。

五、中西方现代化模式异同比较

在劳资政三元结构中，企业、家庭、政府三方所占权重、排列组合方式存在多种可能性：哪一方强？哪一方弱？三方怎样排列组合？相互间是合作博弈还是非合作博弈？正是在这些问题上，中西方出现了分野，中国发展出了与西方不同的现代化模式。

西方基于自由主义意识形态，构建了所谓小政府大社会的劳资政三元结构，其特征是资本权利最大，其次是政府权力，再次是劳动权利。这一特征是在经历了资产阶级革命、经济自由化、政治民主化后逐渐形成的。

西方社会权利-权力结构的解构与重构，肇始于工业革命，经历了两个历史过程，一是经济自由化；二是政治民主化。

所谓经济自由化，就是资本获得了组建企业以追逐利润最大化的自由，劳动者获得了择业和追求薪酬最大化的自由，资本与劳动相互间获得了进行产权交易的自由。

伴随着机器大工业兴起，企业职能从家庭分离，私权利一分为二、分解成家庭劳动力私有权和企业资本私有权，前者催生了自由流动的劳动大军，后者导致资本家企业家群体崛起，从而为家庭劳动与企业资本进行产权交易创造了条件，进而构建起劳动力市场和商品市场、推动以自由竞争为底层逻辑的市场经济体制形成。

所谓政治民主化，即适应所有制和经济基础变革而构建上层建筑公权力的过程，这一过程彻底摧毁了前工业社会的官民二元结构，发展出劳资政三元结构。

伴随着工业革命，科学上发生了科技革命，政治上发生了资产阶级革命。所谓资产阶级革命，更准确说是“平民革命”。平民以暴力或非暴力方式推翻代表地主贵族利益的封建君主制政权，摆脱了对封建领主的人身依附，实现了人身自由。

然而，获得自由后的平民，在市场竞争中无可避免地出现了贫富两极分化、形成资本与劳动两大阶级，发展出资产阶级民主与无产阶级民主，进而孕育了代表资产阶级利益的政党如保守党、代表工人阶级利益的政党如工党或社会党。于是，通过民主选举产生的议会制政府，不只是代表资产阶级利益，也在不同程度上代表工人阶级利益。

可见，政治民主化，就是在企业资本私有权与家庭劳动私有权的经济基础之上，产生出作为上层建筑的政府公权力这样一个政治过程。这个政治过程重塑了社会的组织结构及职能分工，形成了企业私权利、家庭私权利、政府公权力“大三权分立”的劳资政三元结构。

资本与劳动虽然矛盾对立，但都属于私权利，共同构成民主力量而与政府公权力相抗衡，政府内部又是立法行政司法“小三权分立”，这样一来，民主权利就变得很大，政府权力受到制约。这种小政府大社会结构，在运行中可能产生两方面问题：

一是政府生产和供给公共产品的职能与能力受到制约。西方文化认为权力是“必要之恶”，必须“关进笼子里”，由此进行制度设计和制度安排，必然在不同程度上削弱政府生产和供给公共产品的职能和能力。

二是“过度民主”。民主是个好东西，但也有缺陷。民主属于私权利、属于人权。民主的缺陷，既存在于资本私权利之中，也存在于劳动私权利之中。资本之恶早为人们所熟知，无需赘言，这里说说劳动之“不善”。

劳动者的目标是工资最大化。什么是最大化？就是成本-效益之比，成本最小、效益最大。多劳多得，成本与收入成正比，当然是划算的；不劳而获、零成本而收入高，才是最划算的。所以，少劳多得、不劳而获，符合人性追求利益最大化的思维和行为，这里就隐藏了劳动之“不善”：偷懒。

欧洲福利国家就是现实例子。福利国家的劳资政三元结构，民众力量强大。民众要福利，福利从哪里来？只能靠政府征税、举债。一人一票民主选举制度下，政客们迎合民意、“巴结”选民的办法之一，就是用福利“贿赂”民众。

尽管人们羡慕欧洲人的优雅生活，但从以百年为单位的大历史、长周期看，政客和政府“讨好”选民，实行过度福利，会造成两方面恶果：一是乱开空头支票、过度举债损害经济；二是导致国家民族“整体偷懒”（欧洲一些国家发生过民众上街游行，抗议华裔节假日不休息），这正是欧洲一些国家慢慢走向衰落的深层次、长周期原因。[6]

美国的情况有所不同。美国是典型的资本支配型政治体制，其劳资政关系是“资强、劳弱、小政府”。资本力量最大，这有利于科技创新和生产力发展，但贫富悬殊，发展成果大多被大资本攫取了。

美国的政治过程可从两个层面观察：“浅表政治”表现为一人一票大众选举、两党竞争、三权分立；“深层政府(deep state)”是隐藏在幕后的政治资源操控者，如华尔街金融资本、互联网科技巨头、军工复合体、政商旋转门、各种游说集团、媒体智库、议题设置者（同性恋、控枪、堕胎）等等，决定或操纵着国家政治生活。

所以，美国政治生态的特点，是“无形的资本之手操纵着有形的选民之手”，表面上遵循了民主原则即多数人统治，实际结果是少数大资本和精英统治，这正是引发美国社会各种问题的制度性原因。

此外，西方民主还有个“内外双标”问题，即对内民主、对外强权。殖民扩张时代，西方到处侵略，靠暴力掠夺完成了资本原始积累，建立了海外市场和原料产地；后殖民时代，利用之前已取得的优势如美元霸权和军事霸权，继续对全世界薅羊毛。

中国的工业化和现代化，没有走西方经济自由化、政治民主化道路。十月革命一声炮响送来了马列主义，中国共产党成立，以无产阶级革命（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名义，通过武装斗争彻底摧毁旧有政经制度，建立了强大新政权和土地公有制，完成了中国式“国有资本原始积累”。

新中国成立，先是实行计划经济和无产阶级专政（人民民主专政），全面进行生产资料所有制的社会主义改造。在经历了计划经济试错之后，重新选择了市场经济体制。

在市场机制作用下，人权像“核裂变”一样、裂变成企业资本私权利与家庭劳动私权利，培养出企业家群体和自由流动的劳动大军，释放出巨大能量。这一“核裂变”的能量爆发过程，表现为上世纪8、90年代开始的三大历史潮流：

一是经商办企业潮流。公务员知识分子纷纷“下海”、城市中小企业和农村乡镇企业雨后春笋般崛起、大批海归回国、三资企业外资企业涌入，为企业家群体的形成做了组织准备。企业家是企业的领导者和组织者，是核心生产力，因为没有企业家，生产要素就是散兵游勇、一盘散沙。

二是自由流动的劳动大军潮流。改革开放打破了计划经济的用人“单位所有制”，劳动者获得自主择业、自由流动权利。农村家庭联产承包制改革溢出数亿剩余劳动力，城市改革、国企改革也产生了大量下岗工人，由此形成自由流动的劳动大军，其本质是承认劳动力私有权和自由择业权，为市场经济下企业主体的成长提供了必要条件。

三是产权改革潮流。以股份制、现代企业制度为规范，无论国企改革还是民企创建，都是以“能人”（企业家苗子）为导向，引导资金、技术、人才各种生产要素及产权大流动、大聚合、大重组，经过激烈竞争、优胜劣汰，谱写了多少悲欢成败、合法非法故事，一个全新的产权制度——混合所有制逐渐成形并迅速发展起来。

于是，两大私权利与政府公权力一起，共同构建了具有中国特色的“大三权分立与制衡”的劳资政三元结构。

实践证明，不管政府权力以何种方式形成，只要推进工业化和市场经济，就必然引起私权利分化，在社会上催生出资本与劳动两大私权利，与政府公权力形成三足鼎立态势，建构起企业、家庭、政府大三权分立与制衡机制。

中国的市场经济，从一开始就是在政府管控之下，是政府有形之手与市场无形之手结合的产物，这就决定了中国社会劳资政三元结构的特点：政府权力最大、其次是资本权利、再次是劳动权利。劳动权利之所以最弱，是因为家庭的组织化程度最低。

这种结构的好处是政府行政效率高，具有生产和供给公共产品的强大能力，可以集中力量办大事，协调局部与全局、短期与长期利益，把握国家社会发展大方向。另一方面，也存在纠错机制弱、可能“拍脑袋、瞎折腾”问题。计划经济经常发生的“一放就乱、一收就死”的不良循环，还可能发生。

改开以来中国之所以能迅速崛起，得益于经济全球化的外部有利环境，更重要的是内因，也就是政府、企业、家庭在相互博弈中基本保持了平衡，政府在维护社会稳定的同时，放松管控、给予企业私权利和家庭私权利更大活动空间，从而大大激发了企业资本和家庭劳动的积极性，迸发出无穷无尽的活力和创造力。

所以，中国和平崛起，靠的是企业资本私权利、家庭劳动私权利的积极性和创造力，以及两大私权利与政府公权力相辅相成、“三个积极性”形成合力的结果。

中国模式还不成熟。鉴于中国模式的基本特征和历史上的经验教训，并以第四节所述“劳资政三元制衡”理想目标为参照，未来改革需要解决两大问题：

一是明确政府公权力的职责边界，防止权力过大、过于集中。政府权力大，有利于高效率生产和供给公共产品；但权力过大、权力过分集中，难免出台负效应公共产品，挤压企业、家庭私权利的生存和成长空间。当然，政府权力过小也不是好事，这会导致资本野蛮生长或劳动过度福利。问题的关键，还在于找到权利-权力结构的平衡区。

二是政府坚守中道，维护劳资关系平衡。在企业、家庭、政府三方博弈中，政府必然受到劳资两个相反方向力量的拉扯，难免左右摇摆，既可能因政商勾结、官员腐败而偏袒资本；也可能因罢工等群体事件而屈服于劳动，但总体上必须坚守中道立场，既要警惕右，更要反对左。无论过左还是过右，都会颠覆企业与家庭的合作博弈，政府自身也会因税基不稳、税源不足而陷入困境。

解决以上两大问题，需要进行更深层次的改革，核心任务是在上层建筑领域重塑国家属性，使之适应经济基础的要求。

六、中国的深层次改革：混合所有制经济基础重塑上层建筑和国家属性

中国经济改革的成功主要是两方面：一是宏观上构建了完整的市场体系和市场经济管理体制；二是微观上进行了产权制度改革，培育了适应市场竞争要求的市场主体。产权改革改变了计划经济单一公有制，实现了国有企业、私营企业、公私相互参股企业的合法共存，从而导致中国社会的经济基础发生了质变——混合所有制经济诞生。

有个流传甚广的说法：今日中国，民企贡献了国民经济50%的税收、60%的GDP、70%的科技创新、80%的就业、90%的企业数量。如果这个说法成立，那么给人的印象就是“国企效率低”，只贡献了国民经济的较少部分。

这种观点有误导之嫌。因为，国企基于其产权属性，承担着供给“经济类公共产品”的职能，由此产生的巨大社会效益是无法量化和计算的。例如中国的高铁，除了自身可以准确核算的成本-收益外，对整个国家和社会综合效率和效益的提升做出了多大贡献？谁能算得清楚？所以，国企的存在，是中国体制的优势之一。

在这种情况下，如何优化国企与民企在国民经济中的占比，是需要深入研究的。但不管怎么说，上述数据至少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我国混合所有制经济的结构与成色，民营经济已经是我国社会经济基础不可或缺的重要组成部分。

此外，劳动力人力资本基于其生物属性，天然属个人或家庭私有，是个人与生俱来的天然私权利。计划经济时期受到“单位所有制”限制，缺乏自主权，挫伤了个人积极性。市场经济下，劳动者获得了流动和择业自由，重新确立了对个人劳动力人力资本的私有权，这也是混合所有制和混合经济的内容，属于经济基础范畴。

混合所有制是一个长期存在，可能是伴随着人类社会的永久性存在。因为，私用商品的有效生产和供给依赖于私有制和市场竞争无形之手，公共产品的有效生产和供给依赖于政府公权力垄断的有形之手。单一公有制无法有效生产和供给私用商品，单一私有制无法有效生产和供给公共产品，而公共产品和私用商品都是人类社会的永久需求，只有混合所有制经济才能满足人类社会的永久需求。

那么问题来了：建立在混合所有制和混合经济基础之上的国家是什么属性？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上层建筑一定要适应经济基础的要求，这是唯物史观的基本原理。国家作为上层建筑，我国的国家属性及职能是否适应混合所有制经济基础的要求？如果不适应，需要怎样改革？

国家属性的定义，与意识形态紧密相关。我国的国家属性，是在马列主义阶级斗争学说指导下定义的。

根据阶级斗争学说，建立在生产资料公有制基础上的国家是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国家，实行无产阶级专政；建立在生产资料资本主义私有制基础上的国家是资本主义国家，实行资产阶级专政。国家是阶级统治和阶级压迫的工具，消灭私有制、消灭剥削后阶级也将消亡，国家随之消亡。但在消亡之前，国家始终是阶级压迫工具。

国家是阶级压迫工具，这一论断否定了政府站在中道立场提供公共产品的基本属性和职能。前文说过，政府由自身利益所决定，必须持中道立场，保持两种生产平衡以巩固税基、丰沛税源，而这正是调节劳资矛盾、解决贫富分化问题的密钥。《资本论》和阶级斗争学说的缺陷，在于忽视了政府权力调和劳资矛盾的可能性，把劳资关系看成是脱离政府治理的、单纯由市场无形之手引导的、丛林规则下你死我活的阶级斗争。

马克思主义经典理论家们并没有论述过当代中国社会面临的问题：混合所有制经济基础之上的国家，属于什么性质？

中国实行市场经济后，在国家理论方面提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论述。然而，“特色”二字语义模糊，并没有明确回答建立在混合所有制经济基础之上的国家属性这一重大问题，由此导致的理论困惑和实践混乱，就是现实经济生活中“国进民退”、“民进国退”争论不断的根源。

还有一个国民财富的存量及增量问题。我国的国民财富构成，私人财富例如家庭住宅占比多少？包括生产资料和生活资料在内的私人财富尽管姓“私”，但都在中国境内，从物理空间看，绝大部分是搬不走跑不掉的，始终是在国土范围内不断积累、传承、扩张，并在生产力发展和人民生活中发挥作用。那么这些姓“私”的财富和产权对国家属性有什么要求？国家应该怎样在保护公有财富和公有产权的同时保护私有财富和私有产权？

笔者认为，基于马克思主义阶级斗争学说而衍生和发展起来的一系列概念，早已不合时宜；国家是阶级统治工具的论断，早已脱离现实。这一理论对今日中国社会不仅毫无解释力，反而是造成“国进民退、民进国退”争议不断的混乱源头，应该对它进行彻底清算，并用中国文化固有的“和合主义”取而代之。

和合主义，是植根于中国历史文化的完整意识形态，其核心要义是主张不同事物和而不同、合作共赢。应用在经济基础问题上，就是公有制与私有制、国有经济与民营经济和而不同、合作共赢；应用在劳资关系上，就是资本与劳动和而不同，合作共赢；应用在劳资政三元结构上，就是企业、家庭、政府和而不同、合作共赢。

和合主义可以对作为经济基础的混合所有制的各种问题做出合乎逻辑的解释，也可以对作为上层建筑的国家予以准确定性。

当代中国的政治制度和法律体系，是以混合所有制经济为基础的上层建筑，负有保护混合所有制经济的职能，因而当代中国的国家属性，是超阶级的“和合主义国家”。政府应该坚守中道立场，既维护公有产权、也维护私有产权；既维护国有经济、也维护私营经济；既维护劳动权利，也维护资本权利，如此才能确保整个经济社会健康发展。

教科书把国家属性概括为阶级性、主权性、社会性三方面，并认为阶级性是国家的根本属性。这是错误的，不能准确反映当代中国社会和国家制度的本质。

用实事求是、与时俱进的方法论看，建立在混合所有制经济基础之上的当代中国的国家制度，不是阶级统治和阶级压迫工具，而是强化主权性和社会性的“和合主义国家”。国家属性的这一定义，不仅适用于国内，也是处理国际关系的基本原则。

七、中国和合主义对垒西方自由主义

社会意识形态作为上层建筑的重要组成部分，必须适应经济基础发展的需要。重构历史唯物主义的任务之一，就是与时俱进、解决我国社会意识形态与经济基础脱节、彼此不相适应的问题。

重构历史唯物主义，在西方马克思主义者那里已有很多讨论，并对我国理论界产生了影响[7]。但西方马克思主义终究局限于西方文化视角，无法解释中国社会现实。作为指导中国社会实践的主流意识形态，必须反映中国社会现实的经济基础，并与中国历史文化实现无缝对接。正是基于这样的想法，笔者试图从中西文化比较的视角来探讨重构历史唯物论这一宏大课题。

如果用最简洁的词语来概括中西方底层思维逻辑的差异，那么可以说，西方文化基于个人自由偏爱“分”与“斗”，中国文化基于集体秩序强调“和”与“合”。

西方哲学深受一神教唯我独尊排他思维的影响，自我定位于矗立在道德高地的“灯塔”，把人类其它文明视为邪恶异端，因而强调非黑即白、二元对立的“分”与“斗”。罗马帝国分崩离析至今未能统一，是“分”与“斗”的结果；三权分立、阶级斗争，也是“分”与“斗”的产物。“分”与“斗”的目的，在于证明西方文明的唯一正统性，无论“社会发展五段论”，还是自由民主“普世价值”，都试图把西方走过的路径和未来愿景，说成是全人类必走的唯一道路，否认人类文明发展的多样性。

中国哲学基于天下大势分久必合、合久必分的历史经验，也承认“分”与“斗”，这就有了一分为二、一分为三的辩证法；但“分”与“斗”是手段，目的是以斗争求和平，在竞争中寻合作，因而更注重“和”与“合”，主张和而不同、和气生财、合作共赢，这就有了合二为一、合三为一、大一统国家的和合主义。

世间万物，不是非黑即白，而是色彩缤纷。中国人的哲学思维，是对人类社会发展规律统一性与多样性的完整认知，不过分偏爱或执着于“分”与“斗”，而是追求不同文明、不同国家、不同阶级、不同社会群体和阶层之间和而不同、合作共赢。中国文化发展到今天，正是各种不同文化“和”与“合”的结果。

今天我们讲文化自信，“信”什么？当然不是中国历史上曾长期占统治地位的三纲五常、三从四德皇权专制文化。马克思主义的引入，在农耕文明过于柔软的温良恭俭让传统文化中植入阶级斗争哲学，指导中国革命取得了胜利。改革开放建立市场经济体制进程中，新自由主义的影响也是显而易见的。所以，当代中国文化，海纳百川、有容乃大，是和合主义的成果。

事实上，近现代中国文化在外来文化冲击下，发生过多次变革。人们记忆深刻的有：五四新文化运动高举德先生、赛先生大旗，打倒孔家店；文革以马列阶级斗争学说为武器，破四旧、立四新，横扫一切牛鬼蛇神；伴随着改革开放思想大解放，与市场经济有着紧密联系的新自由主义在中国社会也留下了深远影响。然而，我们欣喜而清晰地看到，所有这一切都没有动摇中国文明之本，反而在“和”与“合”的思维逻辑下得到整合，最终回归了中华和合主义。

所以，文化自信，归根结底就是相信中庸之道的和合主义，这是自古以来中国文化一脉相承的真理，也是重构历史唯物主义所仰赖的底层思维逻辑。

当代中国文化是人类多种文明优秀成果相结合的产物。无论马克思主义还是自由主义，都是来自西方的舶来品，嫁接到中国文化主干之上，经过去粗取精、去伪存真、由此及彼、由表及里的加工改造和消化吸收过程，生发出新枝新叶，长成参天大树、汇成茂密森林，而这一切都是在和合主义下实现的。和合主义就是中华文明的核心价值，是适应中国社会经济基础和国家制度、指引中国社会发展大方向的主流意识形态。

伴随着中国和平崛起，和合主义价值日渐清晰地出现在世界文化舞台，而西方文化的主流始终偏执于自由主义。于是，和合主义与自由主义的碰撞交流，不可避免地发生了。

人类文明是特殊性与多样性的统一，不同文明总是在交流互鉴、相互影响中发展的。中西方基于不同历史形成了关于人类社会发展规律的不同认识，发展出和合主义与自由主义两种思维。两种思维的斗争将长期进行下去，谁能赢得最终胜利？不是自由主义，而是和合主义，因为和合主义并不排斥自由主义，它本身就包容了自由主义。

所以，和合主义是人类社会最佳生存方式在精神领域的反映，人类社会发展的未来方向和终极理想，一定是和合主义社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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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马克思认为人类社会理想是实现人的自由全面发展，共产主义社会就是自由人的联合体。《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422页，人民出版社2012年版。

[2]恩格斯：“根据唯物主义观点，历史中的决定性因素，归根结蒂是直接生活的生产和再生产。但是，生产本身又有两种。一方面是生活资料即食物、衣服、住房以及为此所必需的工具的生产；另一方面是人类自身的生产，即种的繁衍”。《<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第一版序言》，《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第2页，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

[3] 原图见笔者所著《劳动力经济学》，四川人民出版社1989年3月版。

[4] 原图见笔者所著《劳动力经济学》，四川人民出版社1989年3月版。

[5]学术界对公共产品的定义有不同看法，通常认为公共产品具有效用不可分割性、消费非竞争性、受益非排他性三个特征；私用商品则具有敌对性、排他性、可分性三个特征。保罗·萨缪尔森(Paul A.Samuelson）在《公共支出的纯粹理论》中对公共产品给出的定义是：每一个人对这种产品的消费并不减少任何他人也对这种产品的消费。

 [6] 计划经济失败的原因，也与“偷懒”有关。在单一公有制和近乎平均主义的分配方式下，“干和不干一个样，干多干少一个样”。理性人基于劳动力私有权和成本-收益分析，在收入不变的前提下，劳动贡献越大越吃亏、劳动付出越少越划算，由此必然诱发少数人少劳多得、不劳而获行为。多数人为了不吃亏也开始偷懒，导致整个经济的低效率。

[7] 例如，詹姆斯·奥康纳（James O’Connor）的《自然的理由：生态学马克思主义研究》、杰拉德·柯亨（Gerald Allan Jerry Cohen）的《卡尔·马克思的历史理论：一个辩护》、乔治·莱尔因的《重构历史唯物主义》等，就是讨论重构历史唯物主义的论著，在我国有中译本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