走出轴心时代——中国式现代化或为人类实现现代化提供新选择_风闻

中国式现代化不是一种线性的现代化，是经济、政治、社会、文化、生态之“五位一体”的全面现代化，是一个“并联电路”，是一个多输入、多输出的复杂系统之综合现代化，其面临的挑战是不言而喻的。“中国式现代化为人类实现现代化提供了新的选择。”中国能够超越体用之争，人类应该走出轴心时代。

作者：王建宝

北京大学哲学博士。现任长江商学院研究学者、人文与商业伦理研究中心主任，兼任新商业文明研究中心主任、儒家经济圈研究中心执行主任。同时担任北京大学高等人文研究院副研究员兼北京大学世界伦理中心“儒商论域”项目主任，助理院长。

中国式现代化既说明“多元现代性”其来有自，或也说明“现代多样性”似是而非。

一、多元现代性与现代多样性

首先，现代性理论出自上世纪五六十年代的西方学界，以消解西方中心主义的偏蔽。在此之前，学界多半以为现代化就是西方化甚至是美国化。从本质上讲，西方化是一种空间概念，而现代化的时间观念或可超越东西之分，但是又陷入古今之辨。无论东西之分还是古今之辨，二者最终或许会溯源至体用之争，乃至于在现实的经济、政治和社会生活中，“扶得东来西又倒”：从个人来讲，是自我失去了文化认同，在本体论的层面的迷失导致超越性的焦虑或者陷入所谓“后现代”的价值虚无的废墟；从共同体和社会层面来讲，则失去了具有批判精神的集体共同意识。

在本体论层面，有人认为除了西方文明之外的其它文明比如儒家也可以从自身开出现代性。北大毕业的当代新儒家代表牟宗三的“良知坎陷说”或为显例。有人认为现代性虽然多元多样，但是其精神根源只有一个，那就是希腊与希伯来文明（简称“两希文明”），其它文明只是被“刺激反应”后对“两希文明”进行模仿和学习。持深刻现代化理论的以色列社会学家艾森斯塔特在此当是畏友。

中国式现代化的揭示或可为超越一百多年以来的古今之分、东西之辨和体用之争，为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和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建设贡献一个中庸之道。当然，也有自小门户的风险。

拙文拟从中国式现代化的文化渊源、人文关怀和面临的挑战等三个方面略作参稽。

二、中国式现代化的文化渊源：从“马克思进文庙”到“孔夫子进党校”

首先，儒家与马克思主义有着深刻的对话。

儒家要转化世界的良知自觉与马克思主义要改造世界的理性实践之间，相通于知行合一之处；儒者不忍天下苍生受苦的恻隐之心与马克思主义者解放全人类的革命理想之间，有底层的逻辑联系。这或可解释为什么林觉民、彭湃等人会进行毁家纾难、自我牺牲的革命，而泰戈尔等印度精英在穷人面前却可以怡然自得。当然，“圣雄”甘地则另当别论。儒家的学习精神、与时俱进的精神和批判精神，儒者在士的自觉基础上生发出来的忧患意识和弘毅精神都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提供了精神上的滋养。马儒对话其来有自。

郭沫若著有《马克思进文庙》；刘少奇在《论共产党员修养》一文中则强调了孟子“人人皆可成尧舜”的精神；孔夫子的雕像在2019年进了中央党校的校园。从“马克思进文庙”到“孔夫子进党校”，马儒对话取得了丰硕的成果。

其次，欧美学界在对现代性进行反思的过程中对儒家文化的研究可谓成绩斐然。

1955年，美国社会学泰斗罗伯特·贝拉以《德川宗教：现代日本的文化渊源》一文获得哈佛大学博士学位。德川宗教以宋明理学之朱子学为核心，一般以为是日本现代化的阻碍，贝拉却孤明先发，展现了日本现代化与德川宗教之间的亲和关系（affinity）。贝拉的这个“猜想”在现代性反思的论域夺了先声，作为帕森斯高足的贝拉以“韦伯式的问题意识”向韦伯的欧洲中心论提出了挑战。在此基础上，贝拉本人念兹在兹的不仅仅是日本现代化的文化渊源问题，而是全人类如何走出“轴心时代”的问题。

1980年，曾担任过哈佛大学费正清研究中心主任的中国“文革”研究专家马若德在《经济学人》以《后儒家的挑战》一文来预言中国的现代化进程，“在以后的几十年里，‘四个现代化’的政策如果能够使中国内地得到转变，那么一个经济强大的动力中心将在东方兴起。”在此，儒家是“后儒家”之论本身所涵摄的时代回响，因为儒家没有进入博物馆，而是“弥散地”渗入到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百姓日用而不知。

再次，儒家经济圈的提出或可为中国式现代化做一个注脚。

在2018年，长江商学院创办院长项兵提出“儒家经济圈”的概念，这是继“贝拉猜想”到“马若德预言”之后的一次小结。在2017年，中、日、韩和港、澳、台及越南、新加坡等八个国家和地区的国民生产总值（GDP）超过了欧盟和美国，成为世界第一，这是项兵提出“儒家经济圈”的契机，当然也为中国式现代化做了一个注脚。

综上，从“马克思进文庙”到“孔夫子进党校”，从“贝拉猜想”到“马若德预言”，从“亚洲四小龙”到“儒家经济圈”，儒家思想或许能为现代化提供源头活水这条思路是对前文所提的艾森斯塔特的现代多样性理论的一个建设性回应，也是对美国社会学巨擘帕森斯的社会行动理论的必要补充。

三、中国式现代化的人文关怀：天下归仁

“中国现代史是一个从天下被压缩成一个民族国家的历史。”中国式现代化的前半场是一个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建立现代国家的艰苦历程，后半场或许是回到“新天下观”为建设人类命运共同体贡献力量的新征程。在此新天下观的形成过程中，“天下归仁”或许是中国式现代化的人文关怀。

清华教授唐文明指出，现代性（modernity）一词与古典性（antiquity）相对应，其一是基于时间的线性与断裂性，其二是基于理性的运用。“祛魅”后的凡俗时代成为全球现代化的主要内容，存在主义的“活在当下”则是其“后现代”强音。尼采说“上帝死了”等于是从西方文明内部把“文明堡垒”爆破了，“没有上帝就没有道德”，在此之后，西方社会普遍地沦为价值的废墟，现象学派的努力或也难阻止其日渐沉沦的大趋势，以美国最高法院为标志的保守主义的回潮则是其自救的表现。

对此，中国式现代化的内容或有救弊补偏的意义。内容如此丰富的中国式现代化的人文关怀或可一言以蔽之：天下归仁。仁学以天德流行的生命观来涵摄价值相对主义并努力在“后现代”的价值废墟上重建价值。子曰“一日克已复礼，天下归仁焉。”马克思认为“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的自由发展的条件。”天下归仁，既是本体的承诺也是修身的功夫，既是中国式现代化的文化关怀，也应该是人类的共同归宿。

进一步来说，中国式现代化的本质要求之一是“创造人类文明新形态”，这也是人类走出轴心时代的共同使命，仁学在继续“丰富人民精神世界”的同时，或许既能够消解宗教语言的特殊性，也能够丰富启蒙语言的普遍性。

四、中国式现代化的挑战：“两重超越”

无论东西，现代化都面临巨大的挑战。中国或许能够摸索出一条超越西方启蒙心态的道路，同时超越食古不化的传统积习。此谓“两重超越”。实际情况往往会从“两重超越”陷入了“两重绝弃”：超越启蒙心态沦落为绝弃启蒙价值；超越传统积习沦落为绝弃传统价值。“两重绝弃”导致中国式现代化的进程不是一帆风顺的，而是在左右摇晃中显得艰苦卓绝。犹如当代最重要的德国思想家哈贝马斯认为的那样，启蒙工程尚未完成，人类现代化包括中国现代化也永远在路上。

总之，北大高研院创办院长杜维明先生提醒我们，没有“没有传统价值的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不是一种线性的现代化，是经济、政治、社会、文化、生态之“五位一体”的全面现代化，是一个“并联电路”，是一个多输入、多输出的复杂系统之综合现代化，其面临的挑战是不言而喻的。“中国式现代化为人类实现现代化提供了新的选择。”中国能够超越体用之争，人类应该走出轴心时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