反对登记为工会之说将陷公职人员协会于不义_风闻

澳门立法会一般性通过《工会法》法案后，交由第二常设委会负责对该法案的细节则性审议。据立法会网站公布，二常会于本周五首次举行会议，分析及讨论《工会法》法案。曾经不顾《工会法》涉及到劳、资双方的权益，及政府的执行权力，因而应是由作为执行机关的政府提案的「普世价值」，先后八次由作为「利益相关方」中的一方的劳方代表议员以个人议员身份单方提案，而屡次被否决的高天赐议员，抢在二常会细则性审议《工会法》法案之前，以接受媒体访问的形式，批评该法案「无用」、不能确保工会以及工会人士核心权利，只是「象征式」、「人有我有」而已。并坦言若日后《工会法》以目前法案内容生效的话，个人反对澳门公职人员协会登记成为工会。随后，也有博彩业的工会组织跟进，表态称立法会一般性通过的《工会法》法案欠缺「集体谈判权」及「罢工权」内容，若该法案生效后对雇员利益并没有太大的帮助及保障，该工会组织将暂时不考虑注册为工会。

这一次，高天赐学聪明了一点，没有像其在向立法会提交《工会法》法案的内容，竟然有「命令罢工」的条款那样，摆出一副「君临天下」及「一言堂」、「家长制」的姿态，而是较为「谦卑」，声称倘官版《工会法》法案是以目前内容生效的话，他「个人反对」澳门公职人员协会登记为工会，而不是以其公职人员协会一号负责人的身份及名义，凌驾一万八千多名会员的意志，「命令」公职人员协会拒绝登记为工会组织，算是大有所进步。否则，就将陷公职人员协会于不义，让这个全澳会员最多的工会团体之一，公职人员最大的工会团体，丧失作为工会组织的权利和义务，而只是作为一个受《社团法》规范的普通团体而已。

如果公职人员协会拒绝登记为工会，就只能是一个以联谊为主要职能的普通团体，今后在遇到劳资纠纷，或公职人员的合法及正当利益受到侵损时，就无权参与三方协商，让雇员利益方在协商中「缺位」，「被出卖了还要帮人数银纸」。而且，也将丧失「压力团体」或「意见团体」的特质，只能是举办一些联谊活动。当然，「一鸡死一鸡鸣」，那些会员人数较少，实力较弱的公职人员团体，就将会乘罅而上，取代其地位，糟蹋了公职人员协会创会前辈的努力，及辜负了他们的期望，也违背一万八千多名会员的利益及意志。

可以设想，在《工会法》法案获得细则性通过，及行政长官签署，成为正式法律并生效实施后，如果高天赐以其公职人员协会「一号」负责人的会内权力，及其一贯的「话晒事」作风，拒绝将公职人员协会登记为工会组织，导致会员们的基本权利受损，可能会引爆会内的「逼宫」危机，或是在新一届领导机构选举时，拒绝将选票投给他。

当然，按照该会会章规定，重大决策必须由领导机构成员表决决定，甚至是会员投票决定。因而就连「一言堂」作风惯了的高天赐，在对公职人员协会是否登记为工会组织这么重大的议题上，也不敢擅自决定，即使是他本人是坚决反对登记的，而只是说他「个人」反对。总算是尊重了一次民主集中制的原则。

正因为如此，高天赐没有像此前提出的《工会法》法案，含有工会有权「命令罢工」的条款那样，将单一方面的权力，其实是其个人的权力欲望，看得比天还要高。——在他看来，这种超「高」权力，是「天赐」的。

诚然，《澳门基本法》第二十七条规定，澳门居民有「组织和参加工会、罢工的权利和自由」。既然是「自由」，就应该是双向多元的，亦即澳门居民既有参加罢工的自由，也有不参加罢工的自由。澳门居民享受这两方面的自由，是不能以政治或行政的手段去「命令」、强迫的。但高天赐此前提交的《工会法》法案，却赋予工会组织「命令罢工」的权力。「命令」也者，按《现代汉语辞典》诠释，是「上级对下级有所指示」，及「上级给下级的指示」。所谓「一切行动听指挥」，「有令即行，有禁即止」，故命令是必须执行、不可抗拒的。在军队及警队中，违抗命令还是一种罪行，必须予以军法惩处。既然如此，工会组织所拥有的「命令罢工」权力，是仅对工会会员有效，还是其效力及于全体在职工人？如果有工人或工会会员认为自己享有「不参加罢工」的自由，不参加工会组织「命令」的罢工活动，是否算作「违命抗令」？倘答案是肯定的话，工会组织将会对他施以甚么样的处罚惩戒？按常理，工会组织能作出的最高处分，是开除会籍而已。倘有工会组织向其施以超逾「开除会籍」的处分，如罚款甚至是限制其择业权等，是否酿成侵犯他人的基本人权？

因此，这个「命令罢工」条文，相当「超前」，连香港、台湾地区的相关法律都无此规定。既然「超前」，就离开了实事求是的土壤，必然会与全体「澳人」的利益脱节。实际上，《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及《经济、社会与文化权利国际公约》、《结社自由与保护组织权利公约》等国际公约，通篇都未见工会组织拥有「命令罢工」权力的规定。相反，《经济、社会与文化权国际公约》的第八条，对「罢工权」倒是这样表述的：「有权罢工，但应按照各个国家的法律行使此项权利」，绝无任何「命令罢工」的字眼甚至是意涵。该条条文还进一步规定，「本条并不授权参加一九四八年《结社自由与保护组织权利的劳工组织公约》的缔约国采取足以损害该公约中所规定的保证的立法措施，或在应用法律时损害这种保证」。正因为如此, 《经济、社会与文化权利国际公约》并不反对各国制定法律，禁止警察及保障公共利益运行的工作人员发起及参与罢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