乡村新年：多谈“富足”，少谈“富裕”_风闻

· 这是第5034篇原创首发文章  字数 5k+ ·

· 刘子 | 文·

冬天在老家晒太阳

我回到家乡时，距离春节其实还有十天左右，但全村人几乎全员都到齐了。刚刚过去的这年，外部经济形势不佳，人们归心似箭，许多人在外头没赚到钱、混得并不好，幸有家乡不弃，早早张开怀抱，等候游子归来。

城里的朋友还在热衷讨论XBB，乡下人去赶集已经不戴口罩了。从县城到集镇，各种集市熙熙攘攘，熟悉的热闹又回来了。要是开车去，停车的地儿都找不着。村里，人们杀鸡宰鸭，互相搭把手。家中，炸鱼炒花生，现代煤气灶已经不够用，老灶头又烧起火，炊烟袅袅，对疑神疑鬼、以邻为壑三年之久的城市人来说，竟有些感动。

闲下来，人们升起火堆，三五成群地聚在一起烤火。有人睡眠不好，半夜5点就爬起来升火，等着早饭，邻居们一个一个加入进来，添几把柴火，又添油加醋讲点轶事。再扔几个红薯进去，不多会儿香气扑鼻。冬天日短，很快又天黑，无所事事又恬淡的一天就又过去了。

生活的意义是什么？对多数普罗大众来说，生活本身就是意义。

我则喜欢带着三岁的女儿去田野里撒欢儿，拉着她的小手在田地中瞎走，看着她欢快地追着大鹅小鸭，坐在田埂上啃甘蔗，或者带她去树林里捡拾柴火烤火用。村子很小，不多会儿就能绕一圈。有时沿乡村公路走到隔壁村，路旁晒太阳聊天的老奶奶看我们眼生，用手遮着太阳老远就喊，“你们是谁家孩子啊”？

就这么瞎晃着，没有心情写稿，也两耳不闻窗外事，十来天很快就过去了。蓦然回神，这样的日子，不知从何时开始已成奢侈。

坚守生活，防止“过度”

水姐写过一篇《倦怠社会，“去有风的地方”》。她写道，“为什么倦怠？是因为太努力、太入世、主动或被动地太想要了，然而又没有结果”，以及一个叫韩炳哲的韩裔德国社会学家在其《倦怠社会》中提出“肯定性暴力”的概念，“倦怠是太过追逐世俗目标导致的，过度生产、超负荷劳动、过量信息，人们不断被成功逆袭故事、做一番事业、追求幸福和成就等等目标和任务所充斥，陷入过度积极性，完全自愿地自我剥削”。

乡下的这些天，远离了“过度”的刺激，才发现生活本该如此美好。

我的母亲这几年一直在上海帮我带孩子，一直有些萎靡。她有事没事刷手机，看到疫情有关的短视频，忧心忡忡，自己不出门不说，还不让孩子出门；看到拐卖孩子的新闻和小道消息，提心吊胆，叠加疫情，坚决不去人多的公共场所；买菜买水果，又总要一通抱怨，保鲜剂、催长素、打蜡，一副“总有刁民想害朕”的样子……城市过度的、碎片化的信息刺激，让她对外界充满疑虑，时常一惊一乍。

回家的这些天，她抹桌椅板凳擦窗户，拆洗被子洗衣服，晒这晒那，杀鸡、炸鱼、做饭，抽空去赶个集买点生活用品，一直很忙。虽然偶尔“抱怨”几句父亲和我“偷懒”“不干活”，却很开心——简单的、属于劳动的开心。

我的女儿，在田野上悠然自得，渐渐融入大自然和村里的小伙伴。有一天，我带她进城到火车站接她的妈妈，由于时间尚早，我们先去火车站不远的万达广场逛一逛。一进商场，炫目的抓娃娃机，捉小鱼喂小鱼、卖各种玩具的商店，所谓的3D打印巧克力的机器，价格不菲的商场巡游小火车，充满各种诱惑之声的游戏厅，一下就把她迷得五迷三道。

她什么事情都要去试试，什么玩具都想买，完全没了几个小时前在乡下的气定神闲，不被允许之后就嚎啕大哭，最后还误了接站时间。

我上海的朋友S君，一个月多了，奥密克戎还没有脱身，她80多岁的父母亲尤甚。他们各种医疗办法都试过了，都不太管用，加上XBB的消息，全家决定“能不出门就不出门”。

而我乡下85岁的奶奶，大致跟S君父母同期感染，由于年老虚弱，前面一个月也深受疫情困扰，乏力、缺乏食欲、蔫然不振。随着一点一点地干点活，晒晒太阳，跟人聊聊天，在几乎没吃药的情况下，最近已恢复健康。

城市充满了过度。为了健康，过度医疗、过度“养生”、60岁就过早养老催生的“养老经济”等等，都成为城市经济的“亮点”。至于效果如何，人们各自有一本账。

反观我的奶奶，80多岁了，依然种点菜、养十几只鸡、去林子里捡柴火，在自然作息、简单劳作中自然“养生”，除了眼睛、牙齿不太行，其他都还不错。

过往疫情三年，我们无法还乡，政策明令禁止聚餐、聚集，她最大的渴望，就是一大家子一个不落地团圆。今年春节终于实现，在子孙满堂的笑声中，一个老人生活的诗意自然流淌，哪还需要什么“养生”……

正是对“过度”的计算、撩拨、策划、刺激，催生了城市的繁盛。只是今时不同往日，过多的“过度”累积了巨大成本，消费主义、身心和信用透支、过度投资、各种时髦“概念”狂轰滥炸，人们急于释放欲望，市场便捷满足“消费需求”以及快速“创新”下一个兴奋点……日子久了，大家发现生活并没有本质变化，自然要陷入怀疑和倦怠。

我们应该向这些乡下人学习，守住生活的本意，谨防深陷他人精心设计的“过度”牢笼，一切就终将回归原本的美好。

多谈“富足”，少谈“富裕”

当然，几家欢喜几家愁，乡下的新年也存在巨大落差。有人一年到头没赚到钱、没攒下钱，有人捉襟见肘地盘算春节怎么过，也有一家人因为男主人在外面养女人经济窘迫、面子尽失选择不回乡过年。

总的来说，窘迫的基本都是心思不定的青壮年。他们多在外打工，往年经济形势好些，他们会选择年底拼命冲一把，带点钱回家过年，去年经济形势不佳，只好囊中羞涩地提前返乡。连以往火爆的麻将桌、牌桌也变得冷冷清清。

气定神闲的，主要有两类人，一是勤劳简朴惯了的老一辈。譬如我的大伯，种点地之外，兼职乡下白事唱祭文，多年来攒了不少钱。这两年村旁修公路，需要大量劳动力，他们又是主力。年前几个月，公路上集中栽树、种草，他跟伯母两人出工，一天可以赚三四百元。乡下吃住用都是自己的，几乎没有额外消费，他们老两口光年底就攒了好几万元。

尽管他们的两个儿子都老大不小还心思不定，一个想建房但没钱，一个离异、没钱、梦想暴富，尽管他们还要肩负三个孙子孙女的日常开支、学杂费，尽管迎面而来的养老只能靠自己，但大伯两口子始终很淡定、知足。外面世界再如何经济危机，焦虑、躺平，都与他们关系不大。任尔东西南北风，“手中有粮，心中不慌”。

还有一类，是坚守住了自己的年青人。比如，一些人在外打工做衣服、鞋子、打火机，做成了老师傅或小主管，一些人开大货车跑物流，他们十多二十年踏踏实实做一件事，有了经验和一些积蓄，家中的乡村别墅盖起来了，车子买好了，有些还在县城买了房子，尽管也有生活和子女教育的压力，但足以抵挡外部形势的变幻。

多年来，包括家乡小村在内，人们热衷谈论“富裕”“共同富裕”。但究竟什么是“富裕”？因为没有标准，导致许多争议。从本意上说，所谓“裕”，是指衣物富余，强调“有余”。

但“有余”的标准是什么？余多少才叫“富裕”，并不清楚。反正追求更多的“剩余”就对了。

“剩余”就是目的、意义，人心便永远不足；但追求“剩余”的大军中，定然失败者众，多数人注定在追求“裕”的过程中迷失自己，倦怠、躺平、廉价的娱（麻）乐（痹）便是必然。乡村亦如此。

如我的大伯，如一些勤勉的村人，我们真正要谈的，应该是“富足”。“富足”是有标准的，那就是“足够+知足”。人人心中各有其底，也知道各自的能力和界线，就不至于迷失在过度追求“剩余”、发财、乃至暴富的陷阱里。

对大多数人来说，年年富足，再加一点“年年有余”的祝愿，就是生活最美的样子。

而所谓“共同富裕”，也应该叫“共同富足”才对：

**其一、**全民都追求、占有“剩余”是不现实的。这些年来，也就是在全民盲目追逐“剩余”的过程中，许多人相对返贫，变得或内卷或躺平，或倦怠或愤懑；

其二、“富裕”是相对的，没有标准，如果所有人的“剩余”都多，也就体现不出谁富裕谁不富裕。要放在一起比较才成立，这样对社会价值的导向并不好；

**其三、**过于强调“共同富裕”，难免与平均主义、“共同贫穷”联想在一起，对真正富裕群体的心里冲击较大，容易戳伤“创富力量”的积极性；

其四、“富足”，强调的是“富”+“足”，知足、知止，有界线、有敬畏、懂感恩，是中华文明的传统美德。诚然，经济要发展，需要刺激，但没有目的地刺激所有人，并非好选项。所以，主流价值观应该谈“共同富足”；

 其五、“富裕”，创造更多“剩余”，应当交给专业人士——企业家群体、创新力量。一方面，鼓励、保护、激励他们富裕，创造价值，奉献社会，再结合分配机制、带动更多人富足，才是走向“共同富足”的根本——现实中也是如此，只有老板赚到钱了，员工才能变得富足；另一方面，应该让专业人士干专业事，让善于创造“剩余”的人去搞政治、搞主义、搞人心教化，实在有些专业不对口、浪费资源。这是与“共同富足”并行的另一条线。

从“共同富裕”到“共同富足”，虽一字之差，却或是醒世良方。

多谈“休养生息”，少谈“强化管理”

这些年的乡村振兴了吗？我的答案是肯定的。

年前，从老家村旁经过的宜万同城大道（双向六车道高等级公路）贯通，以往村里人去市里坐火车至少需要两个小时，现在只需要半小时。

我的奶奶对此感慨良多。作为一个出身于上世纪30年代末的老人，她见证了这个小村，乃至这个国家的沧桑巨变。放在几十年前、二十年前、十年前，她都不敢想象会有这样一条大道经过我们这座山脚下的僻静小村。还有山那边、山坳里的好些村庄，上世纪90年代甚至还几乎与世隔绝，即便同属一个乡镇，我们本地人都觉得神秘、少有来往。

随着大道的修通，乡里人惊讶地发现，他们已整齐地在路旁修建起漂亮的乡村“别墅区”。

这些村庄，如果不去“振兴”，就只能被经济规律、市场规律淘汰。虽是所谓“规律”，但凭什么“规律”就应该由别人来定义，自己的命运就应该由别人来决定？

早在十年前，包括我们村、山坳中的那些僻静小村在内，中国大多数乡村都通了水泥路。路好走了，私家车也多起来。随后是电商、快递。除了乡村教育大败退，其他基础生活条件其实好了很多。

人们发现，乡村与城市的距离并不那么遥远了（当然，教育除外！）。面对城市动辄七八千的房价，一算下来，同样几十万，只能在县城买套90㎡的房子，在家却可以盖一栋漂亮的现代别墅，还可以再买一辆车，而且没有房贷，自给自足，生活质量并不差。

就业方面，骑电瓶车最多半小时可以抵达各种工业园，压力不大，能找到生计，又何必舍近求远、背井离乡、抛妻弃子去城市瞎折腾？

事实上，今天市场要“收割”一个城市中产、上班族，并不难，房价、物价，教育、税收，消费主义、债务陷阱，都在“强化”；老板要“剥削”一个员工，也不难，996、“居家办公”、缩减福利、增加工作量，越来越有底气。

但在乡下，要如此明显地“剥削”一个农民，反是难事：各种农业税费早已取消，现在务农政策上来说还有各种补贴；乡村生活自足为主，你房价、物价再涨，影响都可以自己调节；去上班，说好8小时工作，超出时间不给加班费谁给你干，又有几个老板敢拖欠他们的工资？

在乡村，但凡勤俭、知足、存钱之人，日子过得都还算富足，普通城市中产，在他们面前其实只有形式上的优越（除了子女教育！）。一面往乡村注入资源，一面减少管控上的干扰，让他们“休养生息”，乡村的振兴就是自然而然！

继而又一个现象——今日城乡融合之停滞、乡村振兴之难，本质并非路线不对、违背市场“规律”，而在于城市自己都难。

这些年来，从城市到市场，从地方政府到企业，从组织建设到人才、科研、创新，从各种报告到会议，凡事一上来就大谈“强化管理”，结果是管得越来越多，报表、考核、流程、工具越来越多，人们却越来越疲惫，发挥与创新空间越来越弱，大家最终都在“强化管理”中沦为流程、工具、数字，失了意义、心气、斗志，如何能不倦怠？可见，过度“管理”也是一种病。

治病之方，也便在这充满智慧的“修养生息”之中。

除夕，乡下团圆的鞭炮从各家各户传来，还有此起彼伏的烟花，给新年带来许多喜庆和祝福。此前疫情三个春节，我都是在上海过的。城市禁燃烟花爆竹一片寂静，街道空空荡荡，小区冷冷清清，人们大门一关宅在家中看电视，也没有什么亲戚要走，春节大抵在孤独中度过，还不如日常的周末。这样的春节，实在不愿再过一次。

当然，新年焰火下，家家各有难处，乡村更非桃源。但这样缓慢、自然的乡居小日子，足以慰藉城市游子倦怠的心，以及深沉的反思。

新的一年，愿你收获生活真意，愿你富足、安宁。愿这世界能如我们所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