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世纪德意志的黑人哲学家_风闻

今天我们谈到近现代非洲与西方的关系时，总免不了“苦大仇深”。的确，大航海时代以来非洲与西方之间的关系往往是血腥的、残忍的、非人道的。但这也是一种刻板印象。非洲并非总是受害者，西方也并非始终是加害者。二者之间的互动并不总是与帝国主义、殖民主义有关。如果你仔细地探索史海，有时会发现，二者之间曾经有过有益的思想交流，与欧洲人打交道的非洲人也并不总是奴隶或被殖民、被侵害的对象。实际上，早在18世纪，就有一位非洲人在欧洲读了名牌大学，甚至成为哲学教授。他就是加纳的安东·威廉·阿莫。

加纳与欧洲的最初接触

西非国家加纳在今天不算起眼，但在地理大发现时代扮演过非常重要的角色。在那个时候，它被称为“黄金海岸”。葡萄牙人在寻找去往东方的新航路的过程中，沿着非洲海岸不断向南航行。走着走着，发现海岸线从由北向南变成了由西向东。那里就是帕尔马斯角（Cape Palmas），位于今天利比里亚和科特迪瓦（被称为“象牙海岸”）的边界，在赤道以北几度的地方，是西非那几乎水平的南海岸线的开始。

1471年，葡萄牙人从这里向东探索，发现了另一片海岸，也就是加纳的沿海地区。那里有一些村庄，村民漫不经心地用黄金饰品来装饰自己。故事越传越神，葡萄牙人推测，这些村庄附近一定有一个巨大的金矿。因此，这段海岸被命名为“米纳”（Mina），意思是“矿区”。

在近海停船，然后与村民做生意，是贸易的一种方式。但更吸引葡萄牙朝廷的，是在米纳海岸建立一个永久性基地。尽管偶尔有非洲国王承认葡萄牙人的宗主地位，但事实上葡萄牙国王没有计划在非洲大陆建立一个帝国。所谓的葡萄牙帝国，起初只是一个贸易站网络，在其早期历史的大部分时间里都是如此。只不过这网络足够宽广，一直扩展到了印度洋和太平洋，远至果阿、马六甲、澳门和长崎。

因为葡萄牙人在米纳海岸成功购买了大量黄金，所以他们在后来被称为米纳圣若热（São Jorge da Mina）或埃尔米纳（Elmina）的地方建造一座要塞的决定就显得顺理成章了。他们一直通过非洲村庄沙马（Shama）从事贸易，但那里的水资源有限。而且如果没有可供商人藏身的防御设施，面对外国闯入者，停在近海的葡萄牙卡拉维尔帆船就是块肥肉。

16世纪葡萄牙人绘制的西非地图上的米纳地区

1481年，葡萄牙国王若昂二世组建了一支远征队，由忠诚而有经验的指挥官迪奥戈·德·阿赞布雅（Diogo deAzambuja）领导，负责要塞的选址与建造。国王甚至从教宗那里获得了一项十字军特权，承诺对任何可能死在“米纳”城堡的人给予完全的赎罪。

这座要塞在选址之前，名字就已经取好了。教宗对什么人生活在非洲这块土地上非常糊涂，说那里的“撒拉森人”（Saracens）已经成熟了，可以皈依。教宗还允许葡萄牙人与“撒拉森人”进行武器贸易。“撒拉森人”这个词，经常被用来指多神教徒和穆斯林。

埃尔米纳城堡

虽然获得了教宗的批准，这次远征没有试图在米纳传播福音，陪同航行的神父只向葡萄牙人宣讲。尽管葡萄牙人并没有忽视传教的机会，但对他们来说，黄金的诱惑比灵魂的诱惑更强大。尽管米纳海岸的土著居民不是穆斯林，但葡萄牙人说所有这些黄金最终会被用于针对穆斯林的战争。

在16世纪，颇有影响力的葡萄牙编年史家若昂·德·巴罗斯（João de Barros）认为，这支远征队真正的计划是先用贸易品来诱惑非洲人，然后用价值不可估量的天堂来进一步诱惑他们。但这是后人对证据的重新解读。

葡萄牙编年史家若昂·德·巴罗斯

十艘卡拉维尔帆船被分配给了远征队，载着500名士兵以及100名石匠和木匠。还有两艘坚固的乌尔卡船（urcas）先行出发，运输在葡萄牙已经加工好的石料，以便在现场快速安装预制的窗户和大门。远征队还运去了大量瓷砖、砖头、木托梁和其他必要的物资，这些物资在米纳海岸是买不到的。在建造要塞的时候，大型乌尔卡船被拆解，为工程提供大量木材。

1482年初，葡萄牙人在沙马以外约25英里的地方，确定了理想的地点。这个地方被称为“两部村”，也许是因为该村位于两个部落的交界处。这里有一个岩石岬角、一些高地和通往内陆的河流，而且人们已经知道这里是黄金贸易的合适基地。

这不是几个世纪以来通过廷巴克图和其他城镇进行交易，然后向北送过撒哈拉沙漠的黄金。而是来自当地，在森林茂密的内陆地区，与葡萄牙人长期以来希望到达的金矿区隔绝。但不妨碍这些是明晃晃的黄金，而且数量极多。

1482年1月20日，在现场只待了几天后，阿赞布雅就准备与当地的统治者面谈，这位统治者在历史上被称为卡拉曼萨（Caramansa）。不过，这可能是他的头衔，而不是名字。这次会面是一场“错误的喜剧”。

阿赞布雅像他那个时代的许多探险家一样，盛装打扮去见国王，脖子上戴着珠光宝气的金项圈，他的船长们也穿着节日的服装。卡拉曼萨不甘示弱，他带着士兵来到这里，伴随着鼓手和小号手，巴罗斯说他们演奏的音乐“震耳欲聋，而不是悦耳动听”。欧洲人以为，（不适合热带地区的）华丽服装是展示权力和威望的方式，但卡拉曼萨和他的追随者赤身裸体，皮肤因擦了油而闪闪发光，全身只有生殖器被遮挡起来。国王戴着金手镯，项圈上挂着小铃铛，胡须上挂着金条，这样可以把卷曲的毛发拉直。

巴罗斯虔诚但令人难以置信地认为，阿赞布雅在一开始确实提出了让对方皈依基督教的问题，但谈话主要转向了在会议地点建造一座葡萄牙要塞的问题。卡拉曼萨得到承诺，这将给他带来权力和财富。是这一点，而不是宗教，说服了他。

不过，卡拉曼萨也意识到葡萄牙人拥有相当强大的火力，他希望避免与卡拉维尔帆船上的一百名装备精良的士兵发生冲突。他确实抱怨，以前来他村子的欧洲人都是“不诚实的、卑鄙的”，但他大方地承认阿赞布雅不是那种人，阿赞布雅的奢华衣服表明他是一位国王的儿子或兄弟。衣冠楚楚的指挥官，不得不尴尬地否定这种说法。

总之，卡拉曼萨允许葡萄牙人破土动工。除了带来的石头外，葡萄牙人还需要一些当地的石头，于是他们开始在一块对土著来说很神圣的岩石上切割石材。这就惹了麻烦，战斗爆发了。最后，葡萄牙人用额外的礼物安抚了卡拉曼萨的臣民。

一座要塞在三周内建造起来，为葡萄牙驻军提供了一个安全区域。之后，要塞进一步扩建，包括一个庭院和若干蓄水池，在城墙外只建了一座小礼拜堂。要塞建成后，60名男子和3名妇女留了下来，其余的葡萄牙人都回家了。

这个定居点就是埃尔米纳，后来延续了数百年，先是被葡萄牙人统治，后来落入荷兰人手中，再后来，丹麦、荷兰殖民者也插手这个地区。西方殖民者从加纳等西非地区收购和掠夺奴隶，将其转运到美洲或葡萄牙在其他地区的殖民地。埃尔米纳在哥伦布到达新大陆的十年前，就成为黄金和奴隶贸易的中心。大量西非人口离散到世界各地，大多是作为奴隶，酿成了不知多少人道悲剧。

不过，西非殖民者的到来，也促成了一些意想不到的文化交流。18世纪就有一位出身于埃尔米纳附近地区的加纳人到了德意志，成为第一个在欧洲读大学的非洲黑人，也是第一位来自非洲的德国哲学教授。

不伦瑞克公爵与非洲男孩的相遇

1707年（在中国是康熙年间），有一个黑人孩子乘坐荷兰西印度公司的船只，从加纳远渡重洋，来到阿姆斯特丹。我们不知道他是奴隶还是自由人，有一种说法是他的母亲把他送到了荷兰的姨母家，让孩子在欧洲受教育。不过到了荷兰不久之后，这个孩子就被送到了德意志北部的不伦瑞克-沃尔芬比特尔公爵（以下简称不伦瑞克公爵）的宫廷。

当时德意志诸侯林立，不伦瑞克公爵是北德比较有地位的一位诸侯。而且值得一提的是，七年之后也就是1714年，不伦瑞克公爵的同宗亲戚、汉诺威的选帝侯格奥尔格出人意料地获得英国王位，称乔治一世，建立了英国的汉诺威王朝。所以，不伦瑞克这个德意志诸侯国就和强大的英国有了紧密的联系，不伦瑞克公爵的威望和地位也就大大提升。

当时的不伦瑞克公爵是安东·乌尔里希（Anton Ulrich von Braunschweig-Wolfenbüttel，1633—1714）。这位统治者在德国文化史上非常有地位，是典型的开明专制君主，一个重要表现就是他大力赞助和支持文艺、建筑和科学等。他崇拜路易十四，在自己的宫廷推行法国文化，说法语。他1690年在不伦瑞克建造了当时最大的歌剧院，邀请一大批著名的作曲家和歌手到不伦瑞克。他慷慨解囊，扩建著名的沃尔芬比特尔图书馆。

更了不起的是，公爵本人也是文学创作者，涉猎广泛，在德语文学史上留名。他可以算是德语历史小说的先驱之一，著有小说《尊贵的叙利亚女王阿拉梅娜》（Die durchlauchtige Syrerin Aramena）和《屋大维娅，罗马故事》（Octavia. Römische Geschichte）。前者试图证明神确立的世界秩序是不可撼动的，后者则借古喻今 ，一直到他去世前才写完，为他奠定了在17世纪德意志文学史上的地位。

安东·乌尔里希学生时代就写诗，1656年结婚时为了庆祝自己的婚礼，创作了他的第一部戏剧《春天的芭蕾》。他还创作了许多清唱剧、歌剧和宗教诗歌。“他在一个短暂时期内把沃尔芬比特尔这个小小的邦国……提升为德意志的文化中心之一。”

值得一提的是，安东·乌尔里希的父亲奥古斯特公爵是当时著名的藏书家，他的4万册藏书在当时被誉为“世界第八大奇迹”。安东·乌尔里希的母亲伊丽莎白是有名的女才子，创作了一些诗歌、歌剧唱词和小说。

不伦瑞克-沃尔芬比特尔公爵安东·乌尔里希

安东·乌尔里希公爵和他的儿子奥古斯特·威廉（August Wilhelm von Braunschweig-Wolfenbüttel，1662—1731），对这个黑人孩子颇为喜爱，让他于1708年受洗为新教徒。公爵父子还担任他的教父，因此他被取名为安东·威廉·阿莫（Anton Wilhelm Amo）。不伦瑞克宫廷的档案里留下了许多记录，比如1721年的档案里写到了“居住于宫廷的摩尔人安东·威廉·阿莫”。

奥古斯特·威廉公爵

对“摩尔人”这个词，我们要稍微解释一下。在中世纪，北非、伊比利亚半岛、西西里岛和马耳他岛等地的穆斯林被欧洲基督徒称为“摩尔人”。该词此后也被欧洲人用来泛指整个穆斯林群体，包括阿拉伯人、柏柏尔人和皈依伊斯兰教的欧洲人等。同时，尽管阿拉伯人、柏柏尔人等民族并非黑人，但欧洲人也常把摩尔人和黑人混为一谈。例如在莎士比亚的名剧《奥赛罗》里，威尼斯共和国的将军奥赛罗就是“摩尔人”，他经常被理解为黑人。考虑到欧洲人在“摩尔人”一词使用上的混乱，我们有必要澄清的是，虽然档案里说阿莫是摩尔人，但这并不意味着他在加纳的时候是穆斯林。

值得一提的是，差不多与阿莫抵达德意志同时，有一个来自今天喀麦隆的乍得湖沿岸的黑人男孩，被送到了圣彼得堡。彼得大帝见他聪明伶俐，龙颜大悦，让他留在自己的内廷。彼得大帝南征北战、巡视各地期间，常常带着这个黑人男孩。

1705年，彼得大帝安排这个男孩受洗，皈依东正教，亲自当他的教父，给他取名为阿布拉姆·彼得罗维奇（Abram Petrovich）。根据俄语姓名的规则，“彼得罗维奇”就是“彼得之子”的意思。后来彼得大帝还送阿布拉姆去法国留学，他在留法期间开始采用“汉尼拔”的姓氏，以纪念迦太基传奇军事家汉尼拔。

后来，这位俄国黑人汉尼拔成为欧洲的第一位黑人将军。他的一个孙女是大诗人亚历山大·普希金的母亲。

阿布拉姆•彼得罗维奇·汉尼拔身穿军服的肖像

德国大学的黑皮肤博士生

汉尼拔走的是为朝廷服务的出仕和军事路线，而阿莫可能小小年纪就表现出了勤奋好学和天资聪颖的特质，因此他被热爱文化的不伦瑞克公爵送去走学术路线。1727年，也就是阿莫大约24岁的时候，他进入哈雷大学哲学系，同时还报名参加法学系的课程。

当时的哈雷大学是德语世界的一个重要的科学中心，在那里发挥影响的既有崇尚理性的早期启蒙主义者，也有虔敬派基督教思想家，这两派知识分子之间经常进行论战。哈雷大学的虔敬派的代表人物，是神学家奥古斯特·赫尔曼·弗朗克（August Hermann Francke，1663—1727），他主张复苏教会的传统。法学家、数学家和启蒙思想家克里斯蒂安·沃尔夫（Christian Wolff，1679—1754），代表着早期启蒙主义者，他强调理性在认识世界中的作用，并主张用德文而不是拉丁文来写作。

神学家奥古斯特·赫尔曼·弗朗克

法学家、数学家和启蒙思想家克里斯蒂安·沃尔夫

阿莫在这个时期就读于哈雷大学，肯定对两派思想家的论战很熟悉。他的学术著作都是用拉丁文写的，但他在思想上似乎更接近沃尔夫。不过他似乎也尽量避免明确地站队。

1729年11月，他就答辩了题为《论摩尔人在欧洲的法律地位》（De iure Maurorumin Europa）的拉丁文论文，探讨当时黑人在欧洲的法律地位（几乎是完全无地位）。可惜这篇论文没有保存至今。不过有人认为，哈雷大学的法学家马丁·施迈策尔（Martin Schmeitzel，1679—1747），几年后对奴隶贸易的严厉谴责，可能是受了阿莫的论文的影响。

虽然得到了哈雷大学校长约翰·彼得·冯·路德维希（Johann Peter von Ludewig，1668—1743）的提携和帮助，但不知为何，阿莫还是于1730年9月在维滕贝格大学（宗教改革家马丁·路德曾在这里教书）注册。也许，他是希望在那里获得更自由的研究环境。

在维滕贝格大学注册仅六周后，他就获得哲学硕士学位，这样就获得了授课资格。他一边教书，一边继续攻读。1733年，维滕贝格大学所在的邦国萨克森的统治者——选帝侯弗里德里希·奥古斯特二世（后来成为波兰国王）访问了大学，阿莫在欢迎庆典上发挥了重要作用。可惜我们不知道选帝侯有没有与这位黑人博士生交谈。

1734年，阿莫的博士论文《论人类灵魂的无感觉》（De humanae mentis apatheia）通过，他成功获得博士学位。这篇论文探讨的是当时神学和哲学家关注的人类身体与灵魂的问题。他认为，身体和灵魂之间有着泾渭分明的区分，灵魂位于身体之外，所以身体所受的痛苦不会影响到灵魂。

安东·威廉·阿莫的博士论文，1734年

伤心德意志

好景不长，阿莫博士的恩公——不伦瑞克公爵安东·乌尔里希和他的两个儿子奥古斯特·威廉和路德维希·鲁道夫相继去世后，新任公爵对文化事业就不是那么感兴趣了，停止了对阿莫的学术事业的资助。导致他一下子生活拮据起来。

哈雷大学校长约翰·彼得·冯·路德维希

1736年，他回到哈雷大学，担任讲师，一边教书一边著书立说。但在1739年，他调到了耶拿大学。他在这里教授的课程有面相学、手相学、探地术、占星术和密码学。这前四项在今天都会被认为是伪科学，但在当时还算正儿八经的学术。

在耶拿的时候，阿莫与犹太裔医科学生摩西·亚伯拉罕·沃尔夫（Moses Abraham Wolff，1713—1802）结为好友。沃尔夫于1737年获得博士学位的时候，阿莫还写了一首诗庆贺。后来沃尔夫成为科隆大主教的御医。但遗憾的是，我们对阿莫此后的学术工作知之甚少。

耶拿的安东·威廉·阿莫纪念铭牌

1746年，阿莫离开德意志，途经阿姆斯特丹返回加纳。他为什么要回国呢？一位和他有交情的瑞士随船医生说，阿莫在他的“主公”死后十分悲伤。这可能指的是赞助他的不伦瑞克公爵去世，阿莫的朋友和学术圈的提携者、哈雷大学校长路德维希的去世也让阿莫不忍继续留在德意志。

阿莫离开德意志之后，哈雷大学的修辞学教授约翰·恩斯特·腓立比（Johann Ernst Philippi ，1700？—1757？）写了一首讽刺诗，其中提到阿莫追求一位名叫“阿斯特里娜”（Astrine）的女子，遭到拒绝。Astrine其实是Satiren（讽刺）一词的易位构词（Anagramm），也就是说将组成一个词或短句的字母重新排列顺序，原文中所有字母的每次出现都被使用一次，这样构造出另外一些新的词或短句。

腓立比描写阿莫情场失意，有可能是出于种族主义，但也可能有别的解释。真实的阿莫可能确实追求过一位名叫安娜·多罗特娅·格尼格（Anna Dorothea Gnüge，1715–1764）的女子，并且受挫。

哈雷大学的修辞学教授约翰·恩斯特·腓立比

格尼格在1746年以“多丽丝”为笔名，写了一首讽刺诗。其中的女主人公受到一个“萨堤尔”（Satyr）和“森林居民”的追求，并对这个胆大包天的男人大加嘲讽。所谓萨堤尔，是希腊神话中半人半羊的生物，有山羊的尾巴、耳朵和阴茎，以懒惰、贪婪、淫荡、狂欢饮酒而闻名。

阿莫对爱情的大胆追求不仅没有得到回馈，反而遭到了嘲笑，这有可能是他离开伤心地的原因之一。后来，格尼格嫁给了诗人、牧师和翻译家萨穆埃尔·戈特霍尔德·朗格（Samuel Gotthold Lange，1711—1781）

阿莫的父亲和一个姊妹还生活在家乡，他还有一个兄弟在苏里南当奴隶。拥有欧洲博士学位的阿莫，衣锦还乡之后，先隐居在沿海城镇阿克西姆（Axim），后来搬到沙马附近的圣塞巴斯蒂安堡 （Fort San Sebastian）。在非洲，他并不被视为欧洲意义上的学者，而是被当作隐士和占卜师。世人对他回到加纳之后的生活也几乎一无所知，只知道他的墓碑上写的卒年是1784年。

在民主德国时期，为了响应与广大第三世界国家加强友好往来的政策，东德学界对阿莫产生了很大的兴趣，哈雷大学还成立了专门的研究中心。从1994年起，哈雷大学设置了“安东·威廉·阿莫奖”。

2018年，有人要求将柏林的“摩尔人大街”更名为“安东·威廉·阿莫大街”，以纪念非洲与德国的一段奇妙的缘分，可惜这个提议目前还没有得到政府批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