梅特涅的信徒|冷战的误判：苏联优势的假面_风闻

“现在，苏联人必须为自己在70年代发动的世界攻势买单了，莫斯科将美国遭遇的短暂问题误当做是长期危机和致命缺陷，所以她采取了一个又一个强硬而果断的行动，然而仅仅几年之后，随着形势的迅速转变，俄国人惊讶地发现，自己卷入了一场对她而言漫长而又残酷的对抗游戏，她必须动用自己的整个国家力量——并非只是军事资源——才能决定自己的命运。历史证明，苏联获得的优势是相当短暂的，这与俄国人和美国人的预测正好相反。”

[美国前国家情报总监罗伯特盖茨《冷战亲历者》

苏联的优势面具

1974年底，美国总统福特在一次会晤中赠送苏联领导人勃列日涅夫精致的狼皮大衣，恭敬地试图讨好对方，这个戏剧化事情的背景是越来越强势的苏联在全球开始压倒日趋撕裂涣散的美国

“进入20世纪70年代，苏联时任领导人发现，过去二十年的经济增长和军事投入获得了回报，包括前所未有的优势军事地位和长期政治利益，形成了对苏联外交政策的关键补充方式……只要苏联认为西方实力在下降，只要苏联认为历史的钟摆正在朝向自己，他就会实施越来越强硬的对美政策。”

[1981年年中美国中央情报局国家评估报告《苏联在世界权力竞争中的目标与期望》

回望20世纪70年代，认为苏联在全球中正取得优势地位的，不仅仅是基辛格博士这样的美国人，也包括了苏联人自己。在经历了二十多年的高速经济增长和军备实力增强之后，苏联人有足够的理由认为自己正在取得优势，无论经济上，还是军事上，都是如此。

在经济上，随着缓和政策下对外贸易的推进和西方技术的引进，苏联经济实力飞速发展，获得了相当明显的成就。1967年11月勃列日涅夫在纪念十月革命五十周年的演说中首次提出苏联已建成了“发达的社会主义社会”，1971年苏共“二十四大”强调了社会主义社会阶段划分的重要性，再次宣布苏联已建成发达社会主义，尽管这种说辞后来备受嘲讽，但在当时看来，苏联领导人的说辞并不是空话。此时，苏联不仅建成了具有相当水准的现代民用工业，而且民众开始享受较为舒适的福利和不断提升的生活，与此同时，西方尤其是美国则在严重的通货膨胀中和经济停滞中挣扎。就这样，苏联的繁荣获得了西方经济学界相当多的认可和称赞。

美国著名历史学家、肯尼迪时期的拉丁美洲事务助理史莱辛格到访莫斯科后，称，“我在商店里看到了繁多的商品，在市场上看到了充足的食物销售，在大街上看到了更多的汽车，这是一个繁荣强大的国家”，史莱辛格认为，“某些情报专家（指比尔凯西）认为美国可以用经济武器摧毁苏联的繁荣，这仅仅只是自欺欺人”；美国著名经济学家加尔布雷斯对苏联经济评价甚高，他称，“所有的迹象都表明，苏联人在经济上取得了巨大的成功，这是因为俄国人比西方更善于利用人力优势”，“苏联经济体系进步很大”；美国著名苏联问题专家、哥伦比亚大学教授比亚勒在《外交事务》刊文表示，“苏联人的耐受力极高，他们拥有世界最强大的经济、政治和社会潜力，足以克服任何困难，他们不可能被我们打败”；美国著名经济学家、诺贝尔奖得主保罗 萨缪尔森表示，“如果认为苏联人过得很悲惨，或者断定苏联经济很脆弱，那么就犯了一个低级的错误，我们不能基于错觉思考”；美国著名经济学家、麻省理工学院教授莱斯特 瑟罗表示，“苏联的指令性经济显著提高了经济的增长，苏联显著的经济繁荣事实证明了这一点，1920年，俄罗斯只占世界经济很小一部分，现在苏联经济实力却与美国并驾齐驱，我们不能不相信未来苏联经济会更强大”。

无论从各方面看，对比当时美国的撕裂混乱，70年代的苏联是一个健康向上，朝气蓬勃的大国。

美苏1970年经济规模对比：

国民总收入：苏联，7054 亿美元，美国：10528亿美元，是美国的67%；

人均国民收入：苏联2667美元；美国4730美元，是美国的56%；

钢产量：苏联14800万吨，美国10380万吨，是美国的143%；

石油产量：苏联60300万吨；美国43000万吨 ，是美国的140%； 

天然气产量：苏联4060亿立方米；美国6000亿立方米，是美国的67.7%；

商品煤： 苏联65300万吨；美国78400万吨，是美国的83.3%；

化肥：苏联2480万吨，美国2240万吨，苏联是美国的111%；

水泥：苏联12500万吨 美国7700万吨，苏联是美国的162% 

纺织品：苏联71亿平米，美国40亿平米，苏联是美国的178% 联合收割机：苏联11.3万台，美国3.18万台 苏联是美国的355%；

拖拉机：苏联55.7万台，美国27万台，苏联是美国206%； 

粮食产量：苏联18910万吨，美国26370万吨，苏联是美国的71.7%； 

肉制品产量： 苏联1500万吨，美国2670万吨，苏联是美国的56.2%； 

奶制品产量： 苏联9060万吨，美国5830万吨， 苏联是美国155.4%； 

棉花产量：苏联332万吨，美国238万吨，苏联是美国139.5%； 

捕鱼量：苏联920万吨， 美国350万吨，苏联是美国的262.9%； 

商船吨位（注册吨位数）：苏联2226.2万吨，美国1618.8万吨，苏联是美国的137.5%

列宁格勒斯维尔德洛夫机床制造厂制造，出口美国的卧式镗床

出口加拿大、工件加工直径达到12.5米的苏联机床

苏联时期的安-124运输机生产车间，当时世界上最好的运输机之一

苏联统一电网（Единая Энергосистема СССР）一度是世界上最大控制电网，也是特高压技术的最早构建者

**在军事上，**苏联也逐渐取得了压倒美国的实力优势。在十五年里，苏联的战略导弹发射器数量增长了7倍，通过MIRV技术[ 注：分导式多弹头 ] ，莫斯科又将自己的弹头数量增加了20倍，就这样，苏联取得了凌驾于美国的战略威慑优势。常规军事力量上，苏联的优势也同样是压倒性的。

下面是美苏1979年常规武力对比：

苏联：主战坦克55200辆（包括海军陆战队），各型压制火炮/火箭炮51700门/辆，共有坦克和机械化步兵师190个，炮兵师10多个，机械化空降师7个，战术攻击机：4900架

美国：主战坦克11920辆（包括海军陆战队），各型压制火炮/火箭炮9130门，共有重装师（装甲师和机械化步兵师）9个，步兵师3个，空降/空降突击师2个，海军陆战师3个，战术攻击机：3210架

关于苏联军事力量的强大，美国心知肚明，在1981年年中的国家安全报告中，美国情报部门这样描述道：

“由于战略武器平衡的改变以及常规武器的持续发展，苏联已经做好了充分准备，也更愿意冒险与美国在一场重大危机中对抗，由于她拥有了军事优势，这种可能性也更大。”

对此，当时在中情局工作的美国前国家情报总监罗伯特盖茨做出了准确的论断，那就是“美国力量优势的丧失和苏联力量尤其是军事实力的发展，使得克里姆林宫增强了进一步实施强硬国际政策的信心，也越来越漠视美国和西方的反应。”

苏联优势面具背后的脆弱现实

1979年12月，目睹美国人在伊朗革命中遭受的惨败和耻辱之后，苏联共产党总书记列昂尼德 勃列日涅夫在国内会议上公开表示，“从越南到伊朗所发生的一系列事件预示着一个新时代的诞生，在这个新时代里面，力量的天平正在偏向反对资本主义的一边（苏联）”;苏联意识形态的话事人灰衣主教苏斯洛夫也有类似的判断，“美国正深陷自己体制导致的不可救药之危机中”。苏联领导人对当时局势的看法，反应了苏联对现实的认知：

即苏联正处于优势，而且将长期处于优势。

苏斯洛夫，勃列日涅夫的忠实盟友和苏联中期意识形态领袖，他对苏联的优势深信不疑

然而，尽管苏联人对自己的优势颇为自信，甚至不少美国决策者都相信于此，譬如布热津斯基就曾认为俄国人的果断快速让他们比英美在应对危机中更有优势[注：在1979年12月26日布热津斯基呈送白宫的备忘录里，他这样写道“相比美国，苏联人的果断行动是目标明确的……也许他们能够卓有成效的达成自己的目标，在国际事务中，没有什么比实际结果更加重要了，这并不取决于道德观念”] 。但是，现实政治并不决定于一厢情愿的预期，就像伟大的塔列朗讨论伟大的拿破仑命运时所言，“现实是最伟大的历史仲裁者，谁最尊重现实，谁就能避免失败”。

苏联的表面优势并不能掩盖他背后的脆弱，仅仅从传统地缘上来看，苏联面临的潜在挑战远比美国多得多，这导致它将必须比美国投入更多的资源来平衡这种风险。

从安全上看，苏联周边地区漫布着世界上除美苏以外的所有强权，稍有不慎，则极易面临周边列强的联合绞杀。伟大的红色黎塞留——斯大林大元帅用尽一生的精力和韬略方才避免了这种恶果。

苏联的西部是欧洲传统列强英、法、德、意、土和庞大的北约兵团，这使得苏联必须集中庞大的军团才能抵挡西方威胁；苏联的中部则是伊朗、阿富汗伊斯兰激进革命的高发区，这些伊斯兰革命的孢子使得苏联的中亚腹地变得风险重重；苏联的东方则与中国、日本这样的亚洲强国紧邻，历史恩怨和领土争议使得它的远东安全是非常脆弱的。

这里面，只需要举几个简单的例子就可以阐明苏联安全环境的脆弱性。

1979年，伊朗发生激进的伊斯兰革命，推翻了当地的亲美巴列维政权，这一革命最初受到俄国人的欢迎，但是由于苏联的中亚安全利益更容易受到伊斯兰激进革命的冲击，很快，这场革命开始给苏联而不是美国带来了更大的麻烦。

1979年3月15日，受邻国伊朗的激进伊斯兰革命影响，苏联盟国阿富汗靠近伊朗的城市赫拉特爆发了大规模伊斯兰激进起义，起义者高呼绞死“异教徒”的口号煽动阿富汗驻军倒戈，叛乱者处死了50-100名苏联顾问，掀开了阿富汗动荡的序幕，不久苏联盟友塔拉基宣告垮塌，这迫使苏联为了确保中亚腹地伊斯兰地区的安宁开始介入阿富汗。

1979年3月赫拉特什叶派伊斯兰激进大革命的发动者Ismail Khan，这是他在2010年阿富汗水资源会议上的讲话场景，他是苏联阿富汗势力的最早掘墓人 

对于这种伊朗反美伊斯兰激进革命却对临近的苏联构成更大的威胁之逻辑，1979年10月10日的克格勃发送给苏共中央国际部的报告中，阐述得非常清楚[注：《克格勃关于伊朗形势对阿富汗的影响致苏共中央国际部的报告》“……与会者不得不承认，伊朗激进伊斯兰势力的成功，虽然可能会削弱美国在中东的地位，但同样会削弱亲苏阿富汗政权的地位……如果任其蔓延，这无疑会影响甚至威胁苏联的中亚穆斯林共和国”]

1949年统一红色中国的建立，原本是美国在亚太势力的崩溃和苏联远东成功的体现，但是，恰恰由于苏联远比美国脆弱的地缘环境，这种所谓的成功在十多年之后逐渐变成了苏联的噩梦。即比起临两洋而挟制世界的海洋霸权美国，位于欧亚列强包围的苏联更加不能承受一个统一中国的出现，哪怕这个中国是红色的。

到了1967年，随着中苏双方的分歧增加，苏联逐渐在远东一个更加危险的地缘挑战，即一个人口庞大、无法忽视的巨人变成了他的敌人。1968年1月，中苏之间发生七里沁岛冲突，这是两国之间的第一次边境摩擦；1969年3月，中苏之间发生珍宝岛大规模边境冲突，双方接近战争状态；1969年8月，中苏发生铁列提克边境冲突，形势进一步恶化。尽管中苏双方通过紧急磋商避免了战争，但落后却庞大的中国却使得苏联的后背再也谈不上安全，在1979年，尽管苏联看起来依然极其强大，但两线作战对于她来说，不再是一个可怕的危险，而是冷酷且必须应对的现实。

对于这种两线作战的影响以及苏联方面的反应，美国情报机构是非常清醒的，对于中苏走向对抗的后果，美国前国家情报总监罗伯特盖茨在他的回忆录中写道：

“1976年12月，就在毛泽东去世不久，苏联派遣其驻华大使兼外交部副部长伊利切夫重新返回北京，试图重新与中国恢复正常关系，伊利切夫一直留到次年2月份，然后带着更加悲观的结论返回莫斯科，我们的情报了解到，苏联大使对中国反苏情绪的糟糕程度深感震惊……1977年4月3日，我们的情报来源显示，勃列日涅夫与他的国防部长乌斯季诺夫乘坐火车在国内视察期间，对苏联跨贝加尔军区领导人说，‘从某种程度上来说，中国现在是苏联的头号死敌’”。

从苏联的利益角度看，伊朗伊斯兰激进革命散播的革命病毒，使得苏联临近的中亚安全利益受到重大威胁，这迫使苏联不得不施加越来越多的干预，最终带来了苏联在这个地区的巨大军事投入和财富损耗；而中国作为一个巨大国家的重新统一和苏联外交政策的失误，使得苏联在远东面临一个不容忽视的威胁，这迫使苏联不得不投入巨大的资金和财富保证自己的东方安全。

据苏联前总理雷日科夫的回忆录披露，为了确保日趋动荡的阿富汗稳定，维护苏联中亚穆斯林地区的安全，苏联派出了大批精良的野战部队投入战争，在中亚地区修建运输军事物资的公路；为了保证远东安全，苏联开始在原本只有少量边防部队的漫长中苏边境部署消耗巨大的精锐师，并修建大批机场、公路等基础设施，此举使得苏联财政背负了相当庞大的损耗[注：据美国1983年夏季中央情报局讯息披露：在七八十年代，苏联在远东部署的军队超过50万，其中一半以上都是昂贵的精锐部队，以此来防范可能的中苏边境冲突] 

苏联的地缘困境，决定了苏联必须面对比英美更多的敌人。苏联不仅仅要与美国进行军备竞赛，它还需要与中国、日本、土耳其、德国、法国、英国、意大利等国进行军备竞赛，苏联不仅仅要防范英美的颜色革命，还要比距离中东更遥远的美国更深地防范伊斯兰激进浪潮对他构成的更大威胁。

这就决定了一个根本性的问题：

即相比于美国，苏联必须以更少的资源应对更多的敌人带给他的挑战，这种事实决定了苏联地缘优势的背后乃是更加脆弱的地缘现实。

美国的软弱反应与苏联扩张的恶果

1968年-1979年，美国对于苏联的日趋强势，其反应是非常软弱的，甚至可以说是屈辱的。

1975年，苏联盟友北越席卷整个越南，开始进军印度支那；同一年，苏联的盟友古巴人席卷安哥拉；1977年，苏联盟友古巴军队出现在埃塞俄比亚，开始控制东非局势；1978年，苏联开始介入阿拉伯半岛的南也门内战、罗德西亚的内战，并支持利比亚的扩张。苏联在全球展现出强大的攻势，在这个过程中，美国的唯一反应就是抗议，抗议，在抗议。

对此，当时的美国国务卿万斯的看法是，美国应该将苏联在第三世界的扩张和苏联对美和解政策的诚意割裂开来，美国不应该冲动，美国应该克制，防止这些地区冲突变成新的美苏更规模对抗，万斯坚持认为与苏联交涉对话可以改变苏联的扩张势头。

被视为软弱的亲苏派之卡特时代美国国务卿万斯（Cyrus Roberts Vance）

这种“软弱”政策的高峰，乃是1978年11月的古巴米格战机事件。即按照罗伯特盖茨的说法，苏联人无视了她与美国1962年的协议，向临近美国的苏联盟友古巴提供了可以携带核弹头的新式米格战机，这一情况被苏联卫星侦查发现，并使得亲苏派国务卿万斯向苏联表达了美国的愤怒，随后，不满于对苏软弱的白宫官员将这一讯息披露给公众。尽管美国公众深感愤怒，但不想恶化美苏关系的万斯依然做出了让步，他指示美国驻苏大使马尔科姆图恩（Malcolm Toon），“我们一切最好假装保持现状”。

实际上，苏联强大的扩张事态在带来短期收益的同时，也给苏联带来了长期恶果。

这种扩张的第一个恶果，就是美国民意对冷战态度的改变。

60年代越战以来，美国公众基于强烈的反战情绪，极其厌恶任何战争拨款，视之为不道德的劣行，反对冷战的和平主义盛行，这种态度再加上美国经济的困难使得任何增加国防开支的努力都往往遭到否决，这种民意基础导致的国会严厉限制国防开支使得美国的军事力量在整个十五年内是基本停滞的，而这种停滞也使得苏联获得了短暂的优势。

美国前国家情报总监罗伯特盖茨，在他的冷战回忆录中写道，“20世纪70年代，由于国会施压下国防预算的不断削减，美国的军事力量和军队士气不断下降，大多数军事机构得以保留，大部分武器开发项目得以保存，但训练、后勤、通讯、运转保养和福利都遭到严重削弱。”

然而，苏联的持续扩张和对美国越来越咄咄逼人的挑战，终于粉碎了美国公众对冷战的厌恶，到了1979年苏联入侵阿富汗之后，73%的美国公众都要求美国提高国防预算，用实力而不是语言回击苏联的威胁。这一心态不仅仅催生了1980年1月卡特政府的国防预算提升，更催生了里根时代的星球大战计划，这对苏联八十年代的安全环境构成了严峻的威胁。

苏联扩张的第二个恶果，就是在世界范围内给苏联带来了更多的敌人。

俄国人在安哥拉的扩张，使得非洲强国南非对苏联怀有刻骨的恐惧和敌意；俄国人在阿富汗的扩张，使得伊朗人、巴基斯坦人、中国人对苏联怀有刻骨的恐惧和敌意；俄国人在南也门的扩张，使得沙特阿拉伯人所代表的的伊斯兰逊尼派世界对苏联怀有刻骨的敌意和恐惧；俄国人在中南半岛的扩张，使得中国人和东南亚各国对苏联怀有刻骨的敌意和恐惧。

对此，美国情报机构了解得清清楚楚，美国前国家情报总监罗伯特盖茨的部下曾经告诉他，苏联前总理柯西金在一次国际会议上情绪激动地丹麦领导人愤怒喊道，“这到底是什么意思，是不是所有人都想联合起来对付我们？”

到了1981年2月美国里根总统上台后，新的中情局局长比尔凯西周游各国后兴奋地发现，“到处都是我们的盟友，无论是中国人，还是穆斯林，甚至是南非人，都是如此，他们热切希望我们美国人领导世界，更加强硬地对抗苏联”。

勃列日涅夫时代的苏联总理柯西金，他对当时苏联日趋孤立的国际处境深表忧虑，并试图有所改善，但效果甚微

苏联的真正错误回溯苏联当时的外交，尽管今天诟病颇多，但其真正的最大错误，就在于将自己所有的外交战略寄托于一个远未实现的假设之上：

“美国将会无可挽回的衰败，历史的天平处于苏联一边”。

这实际上是一种小说家一厢情愿的期望而非现实主义政治家冷酷无情的判断，伟大的列宁和斯大林旧绝不会有这种幻想。打开苏联人的文件档案，我们可以看到，当时的苏联决策者寄托于两点：

1、苏联人寄希望于美国发生革命，因此陷入动荡；

2、苏联人寄希望于美国当时的通货膨胀和经济停滞长期化，最终消减美国的经济实力。

事实上，从纯粹的现实角度看，苏联人的看法是根本不靠谱的。

美国是当时世界上最富裕的国家，美国普通公众的生活水平即便在1974年美苏差距最小的时代，也依然远远高于苏联人，无论是住房面积、食物丰富程度、医疗和教育，苏联人都无法与美国相比，更加丰富的物质条件决定了美国人不可能比苏联更容易发生革命。所以，就像历史所演示的那样，60-70年代轰轰烈烈的美国左派浪潮和黑人运动最终只是一种软性的社会运动，而非社会革命。苏联人的预期显然是最终落空了。

至于苏联对美国经济潜力的低估，则与当时的日本的错误一样，他们往往最难理解科技创新的重大意义，恰恰是70年代美国最衰败、传统产业不断败落的时代，在美国大学的年轻人沙龙和俱乐部，出现了后来改变世界的创新。很多时候，人类往往容易忘记一句伟大的名谚：“科技创新，是人类文明的第一生产力。”

[注：1971年，比尔盖茨为湖畔中学编写程序，其中包括一款课表安排软件；1972年，比尔盖茨卖掉了他的第一个电脑编程作品——一个时间表格系统；1974年，比尔盖茨为第一台微型计算机MITS Altair开发了BASIC编程语言；1975年2月，以经过夜以继日的工作后，比尔盖茨和艾伦编写出可在Altair 8800上运行的程序；1976年，比尔盖茨创建微软；1977年6月，拉里埃里森创建软件开发研究公司，也就是后来的甲骨文；1977年，乔布斯成立苹果；1979年，傅高义写下嘲讽美国，歌颂日本的《日本第一》] 

正是因为对美国的低估，苏联才会如此轻视缓和政策的价值，毫不在意扩张的后果，只以既成事实胁迫他的对手。这一点，实际上跟1940年决心与英美决裂的日本军政府是一样的，他们都是基于一个尚未验证的假设，采取了风险巨大的果敢行动，最终带来了他们难以承受的后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