期待堂堂正正的英雄史诗——《满江红》观后感（续）_风闻

      上一篇文章谈到了我和女儿关于影片《满江红》的争论，但女儿的一个态度我是颇有同感的：

      她不喜欢《满江红》这种所谓“从小人物视角看历史”的影片，而喜欢看那些浓墨重彩表现英雄人物和重大事件的巨片、正剧，如《东方》、《五星红旗迎风飘扬》、《海棠依旧》、《跨过鸭绿江》、《建军大业》等。《神探狄仁杰》系列虽是虚构的，但“唐风”很足，而且塑造出了狄仁杰这样光芒四射的形象，所以她也爱看。 和女儿一样，我也希望能在银幕上看到堂堂正正地表现我们中华民族的仁人志士、民族英雄等杰出人物（包括政治家、军事家、科学家、文学家、艺术家等等）的影片。比如岳飞这样已经成为成为中华民族爱国主义精神象征的历史人物，我们竟没有一部站得住的影视作品（有几部拍得并不好的电视剧，电影则是一部也没有）来正面表现他的一生，来淋漓尽致地刻画他所进行的那些气壮山河的战斗。

     如果我们这样一个物质已经相当丰裕、技术水平突飞猛进，而且自称在“加强文化自信”、“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时代，拍给大众特别是年轻一代的古装影视作品中，只有一堆又一堆的面瘫脸、磨皮脸与夫宫斗、宅斗、仙侠、架空剧，而我们民族历史上那些真正德昭日月名垂青史的英雄人物却销声匿迹或被边缘化，相信凡是思维正常的人都会感到不可思议，都会以为这不但是遗憾，而且可以说是中国影视界的最大耻辱。

    然而这就是我们正在经历的事实：“上下五千年，英雄万万千”的中国古代历史，正在银幕和显示屏上被遮蔽，被扭曲，被阉割，被庸俗化和弱智化。

    要扭转这个事实，靠《满江红》这样的作品（今年是岳飞诞辰920年，在这个年份，《满江红》份量太轻了）是远远不够的，必须有史诗级别的巨片。

    《流浪地球》说明现在我们不缺资金和技术；

    《觉醒年代》甚至《长津湖》都受到欢迎，说明现在观众其实也不缺爱国主义和英雄主义的情怀，关键是我们的影视界有没有这个本事，有没有这样的思想境界、理论素养、知识储备和艺术水准。

      或许我们对此并没有太大的信心，但我们应该要求并鼓励文艺界、影视界去尝试。

      在这一点上，影片《满江红》倒有几分寓言性：

      假秦桧愿意领诵《满江红》而死，证明了他之前为真秦桧打掩护、背骂名，有他的不得已，他与那位真正的卖国奸相有本质区别，这也算他完成了某种自我救赎。

      同样，文艺界的一些人在某个时期的潮流之下，为了饭碗，为了名利，去对资本以及某种外来势力迎合跪拜，或许某种程度上也有他们的不得已，但在人民群众和广大青少年已经逐渐觉醒，已经强烈表达了自己想要看到什么作品的情况下，这些人以及他们背后的资本，只要不是存心与人民为敌，都应当慎思何以自处，何以回应新的时代要求，退一万步说，即使自己江郎才尽老手颓唐，拿不出好作品了，至少也不要掣肘新生力量的前进和创作。

      而真正的秦桧，则外强中干，虚弱至极，畏惧岳飞的凛然正气，所以连风波亭也不敢去，然而终究要面对把自己学到惟妙惟肖的替身也心仪岳飞而背离自己的结局。正所谓“得道多助，失道寡助。寡助之至，亲戚畔之；多助之至，天下顺之”——这也是值得某些人深长思之的。

     看完《满江红》后，我去读了《中国战争史》、《宋史》、《三朝北盟会编》、《靖康传信录》、《松漠纪闻》等书（后两本读完，前面几部是读了相关部分），感觉颇有收获，所以也在《汗青之外有丹心》里谈到了一些。

     但尤其有意思的是，我在该文中续写《满江红》故事时虚构的情节后来得到了一定的印证。

    比如该文虚构了这样的情节：

    李宝向朝廷上疏建议大规模制造装备火药武器并设火器军，而朝廷以为不可，因为现有的生铁产量不敷使用，而如果为扩大产能而大规模投资工矿，则将带来巨大的不可控的社会变革。

    而我今天刚读到的《战争与资本主义》（维尔纳·桑巴特著，晏小宝 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23年1月）一书中记述：

    在火药传入欧洲后，16-17世纪西方资本主义初兴时期，正是生产火药武器的企业成为了首批具有现代结构的企业，近代资本主义工业的经济原则最早在这些企业产生（部分原因在于枪炮、弹药的生产必须规模化、标准化）。

   另外，17世纪英国海陆军炮兵装备所需的生铁为1.4万吨，而英国18世纪中叶的生铁产量才到1.735万吨。军火用铁的确超出了英国的生产能力，这就促进着钢铁工业从技术到组织的近代化。

   用桑巴特的话说：

   “在资本主义开始迈出第一步的那个年代里，军队绝对是最大的消费者，军队（在其需求中再加上战舰对生铁的需求）是当年生铁唯一真实的大宗消费者，这一点决定了钢铁工业的命运。”（156-157页）

   而且，如果想用较便宜的生铁而不是昂贵的青铜来铸抱，就必须采用高炉。

    另外，“金属钻床与车床的发展首先应归功于大炮的制造。主要是大炮的钻孔问题促使了钻孔技术的发展”，而“如果没有钻、镗大型圆柱体的需求就不会采用蒸汽机与活塞式鼓风机”。（第164页）

    总之，从16世纪开始，因为军事需求，“军事大国在置办其全部战争物资时摆脱外国依赖的努力，催生了本国的民族工业”（第154页），而这些企业（首先是军工企业）一开始就很不同于中世纪的小手工业，而具有近代资本主义产业性质。

    我们再来看南宋时的中国：

    网上对北宋生铁最高年产量的估算从1.6万吨到10余万吨不等（最高估值有百余万吨，似不可信），而据杨宽《中国古代冶铁技术发展史》（上海人民出版社2004年，第148页），宋神宗元丰元年即1078年，国库收铁550万斤，胆水浸铜耗铁650万斤，两项相加1200万斤，但这还远远不是铁的年产量，因为只有官营冶铁业产铁会全部上缴国库，而私营冶铁业产铁仅需上缴20%的产量。而南宋时许多煤铁产区被金占据，生铁产量远不如北宋（据前书同页，宋孝宗乾道二年即1166年，岁入国库之铁仅88万斤），又考虑南宋人口和军队规模大大超过17世纪的英国，所以大量装备火炮的确可能超过南宋生产能力所能负担的限度，那么，此文虚构的李宝军事改革的确有可能引起钢铁行业的工业革命。

     而在16世纪之前，中国的钢铁冶炼技术是领先于西方的（《中国古代冶铁技术发展史》第322页）。

     南宋时铁铸的火药武器“铁火炮”（大约是原始的炮弹或手榴弹之类，以生铁铸成，厚三寸）产量也很大。据李增伯《可斋续稿后集》卷五，“荆淮之铁火炮动十数万只。臣在荆州，一月制造一二千只。如拔付襄、郢，皆一二万。”（转引自《中国古代冶铁技术发展史》第156页）。

     有这些先进的技术基础，也有加强军备抵御外患的迫切需求，如能因应时势，加以改进，16世纪开始发生在欧洲的技术和经济变革，直到工业革命，为什么就不可能提前发生在中国呢？

     遗憾的是，这种可能性没有成为现实。

     我曾想过，由于中国历史和文化的特点，如果中国能占据工业革命的先机，对中国和世界都会是一件幸事，因为中华文明在战争、扩张这些问题上确实比西方文明要克制得多。

    然而桑巴特的书似乎告诉我们，正是因为更加热衷于军事和战争，为了大造攻战之具，为了装备和供给远超中世纪生产能力的强大军队，西方才更为急迫而迅猛地跨过了近代社会的门槛，在16世纪后真正开始了导向工业革命的生产组织与生产组织的迭代改进。

     而我们中华文明，虽然也重视军事，有尚武精神，有精深的兵法战略，在古代也有着最为先进的军事科技，但也许我们更加重视文明教化，又以泱泱大国自居，所以哪怕在两宋时期那样与强敌长期对峙的时候，我们做什么事仍然不紧不慢，瞻前顾后，而缺少西方民族那种为了赢得战争抢到财富就能不顾一切孤注一掷，勇往直前地打破一切桎梏和藩蓠的剽悍决绝的气质。

    所以我们在走向近代化的道路上徘徊了一阵，慢了一拍，之后就经历了近代以来的空前苦难和屈辱。

    罗素曾评论说：

    “如果说世界上有一个民族因为骄傲而不愿与外敌作战（翻译出来就是，因为认为自己作为最文明的中国人不应与野蛮人一般见识，所以不愿意和他们打仗），那就是中国人。”

   他和桑巴特一样，看出了西方资本主义与穷兵黩武的军国主义是如影随形，相伴始终的。

   所以他和俄国文豪托尔斯泰都曾劝说中国人保持自身和平文雅的优良传统，不要学西方的好战，不要建立强大的军队（托尔斯泰说得比罗素明确得多，见《列夫·托尔斯泰文集》第15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89年，第520-521页）。

    罗素和托尔斯泰当然并没有恶意，但他们这种思想影响到现在，客观上却会助长国际上的这么一种舆论倾向：只要中国一加强军备，好像就是做了什么不该做的事情。

    有意思的是，一些把中国说得事事不如西方的国人，也认为中国文化唯一的优点是“和平主义、不好战，所以战争来了，中国人看看热闹可以，真要上战场让别人去”。

    这些都是值得我们警惕的。

    我们并不是要穷兵黩武，但一定要汲取历史的教训。

    要知道：

    正因为我们是最爱好和平的中华民族和最真诚追求全人类共同繁荣进步的社会主义大国，所以最先进的技术和最强大的军事力量才应该掌握在我们手里——在战争这个恶魔被彻底消灭之前，这是全人类的最优解。

我们的军事历史影视作品，无论古今，也要让青少年清楚而坚定地认知到这一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