党史84 | 第一代领导核心，为什么是毛泽东？深度回顾（上）_风闻
西方朔-02-01 17: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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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啥这么多谁都不服的狠茬子和开国元老们，却都对毛主席的话言听计从？这是有深刻历史原因的。
纵观教员从一大的边缘人物，到六届六中全会真正奠定在党内的领袖地位，这一路走来可不仅仅是靠多次救大厦将倾，力挽狂澜这么容易。
要想把这个问题说清楚说透彻，我们先从王明说起。
王明是1937年11月底，带着共产国际的指示和任务回国的。
这期间，因为王明的言论和观点披着一张“斯大林指示”的皮，让他得以在十二月会议、三月会议上呼风唤雨，无限扩张自己的影响力，就连教员都束手无策，被他压制住了。
然而，不到一年的时间，王明在党内就彻底倒台了。
1938年3月任弼时背负重任前往莫斯科，1938年8月，旧伤未愈的王稼祥从莫斯科艰难返回延安，这一次他也从共产国际带回了重要指示，这些指示也将成为9月在延安召开的六届六中全会基石。
同时，这些指示也成了压死王明这根稻草的骆驼。
（PS：本文为系列连载文章之一，编号为84，阅读上下全文请关注同名公号：躬行客。全文11000字，阅读需要30分钟，值得一读）
01
六届六中全会对于我党来说，究竟有多重要呢？
教员说六届六中全会是“决定中国之命运”的全会，这个赞誉我认为一点都不夸张，甚至十分贴切。
如果说遵义会议是我党历史上生死攸关的转折点，是长征路上的伟大转折，那六届六中全会就是最后的落锤，起到了最后决定之作用。
之所以会如此，都跟毛泽东有关。
遵义会议认可了毛泽东的军事路线，恢复了毛泽东在党内的部分军事领导权，而六届六中全会则是认可了毛泽东的政治路线和组织路线，随后的延安整风又贯彻深入了毛泽东的思想路线。
简而言之，这些会议都见证了毛泽东在党内建立巩固领导地位的历程。
不知大家有没有想过这样一个问题：为何毛泽东的领导地位变化对我党，甚至对我们这个国家的命运来说，会如此重要呢？
我觉得如果能把这个问题搞明白，收获一定不小。
这个问题看似很好回答，因为毛泽东带领我们赢得了胜利，建立了新中国。
但细细一想，这个问题其实不太好回答，如果单说毛泽东的军事能力强、政治能力强、战略能力强，并不能完美解释这个问题。
因为毛泽东再厉害，也不可能一个人单枪匹马就建立了新中国，开国这些元勋们，各个都是狠人，更别说开国五大书记，哪个能力差？就没有一个是简单人物，能力都高的离谱。
但为何唯独毛泽东如此出众，如此特殊，特殊到就连个人的领导地位变化，都事关国家命运走向呢？
为什么是毛泽东？
毛泽东一定有其他人没有的“东西”，这个“东西”对于中国革命来说，一定是最关键的要素，要是没有这个要素，就算组织里有能力的人再多 ，也发挥不出作用，也不能取得革命的成功。
就如同豆浆要是没有卤水，就不能变成豆腐。
带着这个问题，我们一起往下看。
02
王明是个教条主义者，这是历史给他的定论。
承认王明是教条主义者的同时，我们也应该明确王明在马列主义理论方面的造诣，是很高的。
起码要比我们这些爱好者要高出好几个档次。
这就出现了一个问题，为何历史上这么多熟读马克思主义理论的革命者却最终与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背道而驰，阻碍了革命，犯下了这么多教条主义错误呢？
难道他们自己真的没有察觉自己犯了错吗？
王明本人用实际行动回答了这个问题。
1938年3月，在延安召开的三月会议上，因为王明在长江局胡作分为，有明显与延安对抗的倾向，对“独立自主的山地游击战”执行造成了严重阻碍。
教员就想在这次会议上，将王明留在延安，并明确提出：“王明应留在延安工作”，不让他回到长江局，以此断了王明搅动风雨的路径，结果为这件事表决时，大多数人都支持王明回到长江局，教员的意见竟意外落空了。
三月会议后，王明变本加厉，开始拉拢在延安的常委，妄想通过常委人数压过延安，将权力握在自己手中。但陈云等人不为所动，还反过来劝王明要回到延安与毛主席一起工作。
此后，延安和武汉的矛盾就明确化了。
可以说，因为王明披了共产国际和斯大林的皮，教员对他束手无策，只能暂时采取防守态势。
这个时候，教员在三月会议上下的暗棋，让任弼时去莫斯科替代王稼祥作为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的高招，发挥了重要作用。
任弼时到了莫斯科之后，手写了一万五千字的报告，详细将王明回国之后的种种言行做了汇报，以及中国抗日形势和中共抗日政策和取得成果的汇报。
而此前，王稼祥也有一番汇报，更早之前，在遵义会议之后，陈云也将红军长征的情况向共产国际做了汇报。（任、王、陈这三个人发挥了大作用）
因为这三个人都做了如实的汇报，故此 ，共产国际对教员的印象一直都挺不错，比较看好教员当中共的领袖，也承认教员是在中国革命中崛起的领导人。
教员等人在三月会议安排任弼时去共产国际的目的，自然是为了揭破王明，期望能从莫斯科带回尚方宝剑，将穿黄马褂的王明，一剑砍掉。
任弼时是去请尚方宝剑的，而王稼祥则是那个将宝剑带回的使者。
这把宝剑明面上是针对王明的，而实际上教员却“意在沛公”。
要想搞明白，这个”沛公“究竟是谁，为什么要斩掉这个“沛公”，就不得不先把六大以来我党的历史做一个简要回顾。
这也导致本文很长，但值得一读。
03
1938年8月，王稼祥回到了延安，他也带回了教员最需要的东西。
王稼祥回来后，先是跟教员等人通了气，明确了这次的成果，这样教员等人就有底气了。
教员等人开始筹备六届六中全会，要搞一次大会战。
六届六中全会能召开可真是不容易，老一辈共产党人回忆起六大和六届的几次全会，无不唏嘘不已，都是血泪。
可能很多人都不知道，中共六大都不是在中国召开的，而是在莫斯科召开的。
1927年4月12日，蒋介石在上海发动反革命政变，到处捕杀共产党人，短短三天，即有300多人被杀，500多人被捕，5000多人失踪。
1927年5月，因为事态紧急，共产国际向中共发出“五月紧急指示”，其中有两条是这样说的“动员2万共产党员和两湖5万革命工农，组建几个新军，组建自己可靠的军队。要成立以著名国民党人和共产党人为首的革命军事法庭，惩办那些迫害工农的军官。”
结果这份指示也被汪精卫看到了，国民党高层一致认为这是共产国际要武装夺取政权，决心清党。
原本老蒋在南京成立国民政府，跟在武汉的汪精卫政权打擂台，结果这两帮人看了指示后，都决定先一致对外，先清党。
5月21日，原本亲共的汪精卫政权其下属的反动军队发动“马日事变”大肆捕杀长沙的革命群众和党员。
被逼到墙角，退无可退的共产党人于1927年8月1日，联合国民党左派，在南昌打响了武装反抗国民党反对派的第一枪，正式摊牌。是为八一南昌起义。
到了1928年6月份，国内白色恐怖十分严重，根本找不到一个能够保证安全的地方开会，而当时共产国际六大和赤色职工国际四大先后在莫斯科召开，少共国际也在莫斯科召开了五大。
当时，中共也将派代表团去莫斯科开会，考虑到，既然去莫斯科开会的人这么多，而国内也没有安全的地方开会，不如就将中共六大也放在莫斯科。
因而，1928年6月18日，中共六大在莫斯科近郊的五一村召开，向忠发当选常委会主席。
此后立三路线开始在党内占据主导，在全国各地猛烈发动暴动，因为没能看清形势，方法粗暴，形式单一，导致很多很多人都牺牲了。
1930年9月24日至28日，六届三中全会在上海举行。
这次会议是在中心城市总同盟罢工和武装暴动相继失败，“左”倾冒险错误受到共产国际批评和指责，瞿秋白、周恩来奉命回国纠正李立三等错误的情况下召开的。
这个时候教员和朱老总在井冈山会师后，已经打响了朱毛红军的名号，中央苏区也搞得有声有色。
但六届三中全会并没能完全对“左”倾冒险错误进行清算，后面又出现了一些错误，瞿秋白和周恩来也被扣上了“调和主义”错误的帽子。
而王明就是在这期间抓住了机会，通过背刺李立三，攻击瞿秋白和周恩来，跟自己的老师米夫通信，不断打小报告，成功捞取了一大波政治资本。
六届三中全会过后，共产国际看中国这边的情况不对头。
1931年初，决定派米夫去上海组织召开六界四中全会，要将中共领导人都捋一遍，扶持听从共产国际的人上台，此后大权落入留苏派手中。
王明在这次大会上，可谓是风光无限，批评这个，惩办那个，最后在米夫的扶持下，年纪轻轻的王明成功进入领导层。
随后王明大搞派系斗争，往全国各个苏区，都派了钦差大员，张国焘和陈昌浩去了鄂豫皖苏区，任弼时、王稼祥、顾作霖组成“三人团”去了中央苏区。
04
1931年春，项英到了中央苏区后，任中共苏区中央局委员、代理书记兼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主席。一来就把朱毛二人压下去了，夺权的意味很明显。
但项英是六届三中全会后派往中央苏区的，很快他就被靠着反六届三中全会上台的王明新派到中央苏区的“三人团”所排挤。
1931年4月，三人团到达中央苏区，5月，项英就被撤销了代理书记，书记的位置又还给了教员。
估计王明当初也有拉拢教员的想法，但教员和王明根本就不是一条道上的人。当王明发现这一点后，又开始接替项英，加大了打压教员的力度。而项英也靠着拥护王明路线，重新得到了重用。
1931年9月1日，王明向中央发出了长达1.2万字的《给苏区中央局并红军总前委的指示信》，对教员为首的苏区中央局进行批评。
1931年11月1日至5日，三人团按照王明的指示，在江西瑞金县叶坪村谢氏宗祠主持召开大会（即赣南会议），这次大会基本就是冲着教员去的，大会的主要内容就是批评教员的错误，最后总结为三大错误：
1、“狭隘的经验论”、“党内的事务主义非常浓厚”；
2、“富农路线”。王明当时认为对地主和富农要赶尽杀绝，而教员这认为不能从肉体上消灭，应给其出路；
3、“极严重的一贯右倾机会主义”。将教员“诱敌深入，后发制人”的军事战略批评为“游击主义”、“保守主义”、“单纯防御路线”，忽视阵地战。
按照王明的意思，教员在中央苏区是从头错到尾，党政军三项主要工作都犯了严重错误。这样的指责是很严重的。
赣南会议决定设立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并取消红一方面军总司令和总政委、总前委书记的名义，其实就是剥夺教员的军事指挥权。
会后，又撤销了教员苏区中央局代理书记的职务，党权也被剥夺了。只给教员留了个政府相关的工作。
此后，教员基本就开始远离核心决策层了。
然而中央苏区的形势，远没有博古等人想得那么简单，中央苏区的军事压力很大，而教员在中央苏区也有很大的威信，在军队里也有很多支持者，不得已这期间对教员的处理又有一些反复。
在周恩来等人的坚持下，又决定让教员领兵打仗，当红军总政委，可一直不愿意走城市路线的教员始终处于被打压被批斗的状态。
1932年是教员被批斗最惨的一段时期。
当时博古、项英等一大批人是铁了心要走城市路线，坚决要”占取一二个中心城市，以开始革命在一省数省首先胜利“。
而清醒冷静的教员，坚决不同意，在军事指挥上也一直避免硬碰硬，就是不按照这群人的心思去打攻坚战。其中以打赣州最为典型，一群人都嗷嗷叫要打下赣州，打下个城市。
当时，教员是舌战群儒，费尽口舌说明其中厉害，打不得，打不了，最后被逼的拍案而起：“不行，一打准输！”坚决不同意打赣州。
但与会众人已经冲昏了头，最后多数同意打赣州，项英还恶狠狠地说：“待打下赣州再和老毛算账。”
红军攻打赣州历时33天，不但未攻取，反而自身伤亡3000余人，最后不得不撤出攻打赣州的阵地。
结果这群人不仅没有认识到错误，反而嘴一歪，就将责任甩给教员了，说都是因为教员执行命令不坚决才会这样。
这是很恐怖的，因为当一个人一旦认定了某个结论，就有了偏见，那解读一件事时，就会看不清现实，会将所有的事情都往这个结论上靠。导致越错越离谱，越离谱就越坚定偏见。
1932年5月，临时中央从上海发来一封长信，信中对教员指名道姓地予以批评，说：“泽东及其他纯粹防御路线的拥护者们的消极态度，将削弱我们的防御力量，不能扩大和巩固苏区”，“是当前极大的危险”、“主要的危险”。
可见，在临时中央眼里，教员的错误已经升级到“当前极大的危险”、“主要的危险”，临时中央的意思很明白，如果教员依然不愿意转到王明路线上来，那就要将其作为“主要的危险”清除。
1932年夏，因为前三次围剿都被教员有力化解了，老蒋决定采取新的策略，先调集大军围剿鄂豫皖苏区、湘鄂西苏区，然后再集中兵力围剿中央苏区。这个时候，教员认为应该抓住机会，努力扩红，为第四次反围剿做好准备。
结果中央苏区的领导们，见蒋介石要重兵围剿，他们也要“决一死战”，以攻城略地为主目标。但这个时候教员在前面带兵，根本不愿意听后方领导的话，双方的斗争已经不可调和了。
这次后方苏区中央局的领导们，说什么也要把教员的军事权撸下来。
1932年10月3日至8日，中共苏区中央局遵照临时中央的指令，在宁都县城以北的小源村召开特别会议，史称“宁都会议”。因为矛盾太激烈，教员也知道自己无法在进行工作了，借口身体不好去修养了。
10月26日，临时中央正式批准周恩来兼任红一方面军总政委，教员仅剩的一点兵权也被解除了。
随后，教员去后方长汀福音医院休养，军权被彻底剥夺。
05
1933年1月，以博古为首的临时中央在上海待不下去了，临时中央决定搬到中央苏区去，博古在去苏区的路上，碰到了福建省委代书记罗明。
罗明此前在医院修养的时候，遇到了被打压的教员，二人有过长谈，罗明挺支持教员的“游击战争”理念。
罗明碰到博古这个临时中央领导时，就想分享汇报了一下地方工作经验，提提意见：“认为红军应向敌人力量薄弱的地方发展，处在根据地边缘地区的地方武装应当先打当地地主武装，对国民党正规军不要硬打，要采取游击战、运动战，从小仗中锻炼和提高红军的战斗力，主张有计划、有步骤地扩大红军，不能一味削弱地方武装去猛烈扩大红军。“
结果罗明这番意见正好撞到了枪口上，被博古扣上了一个罗明路线的大帽子，成了临时中央孤立教员、搞臭教员的活靶子。
很多人都被牵扯进去，一时间风向彻底变了，教员自嘲那段时间，没有人敢登自己的门，被彻底孤立了。
而这期间，中央苏区涌现了“邓、毛、谢、古”四个人，坚持原则旗帜鲜明的支持教员，这些人也被冠上了所谓毛派的帽子，后来教员回忆往事，打趣说邓小平就是那个”所谓毛派的头子“。
第四次反围剿在周恩来和朱德的领导下，延续了教员的军事策略，取得了成功，然而由于第四次反围剿消耗太大，没能为第五次反围剿积攒下余钱。
第五次反围剿前夕，六届五中全会于1934年1月15日至18日在江西瑞金沙洲坝乡大埠村举行。这次大会，再一次肯定了六届四中全会的错误，进一步巩固了错误的军事路线，导致第五次反围剿彻底失败了。
第五次反围剿失败，导致教员和朱老总苦心经营多年的中央苏区也保不住了，只能实行战略转移，开启长征。
长征初期，由于军事方针依然是错误的，又造成了红军大量伤亡，仅湘江战役就损失了一半多兵力，多少红军战士饮恨湘江，”十年不饮湘江水，三年不食湘江鱼“就是战事之惨烈的最真实写照。
长征过后，一回顾就发现，此前的苏区十不存一，就剩下陕北苏区一小块地方，红军的实力更是损失了十分之九，损失太大了，牺牲了太多太多人，革命前途一度陷入绝境。
从冰冷的湘江水，到海拔4000米的大雪山，再到荒无人烟的茫茫草地，最后终于到达贫苦的陕北，这一路，多少好同志永远闭上了眼，倒在了路上，没能亲眼看到三面红旗在天安门迎风飘扬，只有人民英雄纪念碑永垂不朽。
建立新中国死了多少人？有谁认真想过？
这些错误导致的巨大损失，是要算总账的，也应该好好总结的。
自打红军从踏上长征开始，一路兢兢战战，如履薄冰，期间又发生了张国焘另立中央、西安事变、七七事变、王明回国等一系列重大事件，导致一直没有好的机会和充分的时间，来做一个总得回顾。
这一等，就等到了1938年9月在延安召开的六届六中全会。
从1927年六大召开到1938年六届六中全会，前后十多年的时间，承载了如此沉重的历史，又寄托了党和国家之命运的六届六中全会，又怎么会如此轻易揭过呢？
“成千成万的先烈，为着人民的利益，在我们的前头英勇地牺牲了，让我们高举起他们的旗帜，踏着他们的血迹前进吧！”
（未完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