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满江红》：后疫情时代的话语重建与祛魅_风闻

在观看完《满江红》之后，我的感受又一次呈现了极为复杂的局面。

这种情况很像我看完《寄生虫》、《流浪地球》、《无名之辈》之后，那种既为片中浓烈而直率的情感激动，又对这种感受难以追根溯源而感到惶惑和纠结的感受。

虽然对一部作品来说，“微言大义”并不一定是必要的，但我非常确信，如果一个观众因为片中的只言片语而心生强烈的感受，那一定不仅仅是创作者和演绎者的灵光一现，背后必然有着非常复杂而又清晰的逻辑。

因此我带着感受再次沉入到影片中按图索骥，并试图将自己的感受形成文字。《满江红》让我沉淀了多天，才逐渐找到了端倪。

在开始之前先说一点题外话。这几天春节档又焕发了之前几年曾经有过的局面，票房火热，甚至发生了逆跌。对于过去一年愁云惨淡的中国电影来说，可喜可贺。

不过，在这一片向好声中，总是还有一些不和谐的音符。这些天《满江红》和《流浪地球2》的影迷因为票房的竞争问题打来打去，个人认为，大部分没有必要。

无论事情怎样，我想作为商业电影来说，最终都要尊重票房，尊重观众。目前满江红的票房明显是比《流浪地球2》要好，我认为是《满江红》的受众群体更广，题材更普适，尤其是命中了下沉市场的喜好带来的。

另外，即便《流浪地球2》的票房最终比不上《满江红》，也不说明“中国科幻的大门又一次关上了”。《流浪地球2》的成功在于它是否超越了前作，是否为将来的科幻电影发展趟出了新路，而不是和同期影片较短长——本就不是一个赛道。

下面正式开始分析。

无论从什么角度来说，一部电影的特殊性我想首先都要从剧本，编剧谈起。

陈宇是《满江红》的编剧，也是张艺谋这几部影片的合作者。其中《狙击手》已于去年春节上映，《坚如磐石》蓄势待发。

看了陈宇的一篇创作谈，果然他非常肯定《寄生虫》（比如《寄生虫》所提出的问题，可能就比一个清朝宫廷后妃们宫斗的故事，对我更具吸引力。——关于《满江红》创作的思考乱炖 陈宇）。

从已有的作品来看，陈宇是一个结构能力非常强的编剧。《狙击手》在短短一个半小时的剧情内，将一个抗美援朝时“冷枪冷炮”的故事讲得跌宕起伏。

而从《满江红》来看，陈宇的编剧能力显然又上了一个台阶。虽然这部剧本据说打磨了四五年，但影视作品从开拍的那一刻起，就必然与当时当下的社会环境和时代特征发生了关联，这也是解读影片的重要途径。

坦白地讲，最初听到张艺谋导演要拍一部影片叫《满江红》时，我心里是咯噔一下的。因为这些年舆论环境的复杂性，影片要与历史上的真实人物发生关联，还是岳飞这样的民族英雄，不由得让我替国师担心起来。

这些年，因为“魔改经典”而翻车的实例实在太多，虽然我对国师的品控是有信心的，但毕竟也有如“三枪”一样的案例（《三枪》与《满江红》同为悬疑+喜剧+古装题材，更是加重了我这种忧虑）。

另一方面，对于经典的故事、人物来说，改动通常是吃力不讨好的，因为原著通常已经经过岁月的磨砺，达到了完美或接近完美的境界。而改动如果比不上原著（大概率事件）自然会被骂；如果完全照搬原著，创作者又通常会觉得自己的个人表达受到了限制。因此这是一个两难。

最好的例子要数我之前总结过的两版《赵氏孤儿》：林兆华与田沁鑫版。两版都对经典的“赵氏孤儿”故事进行了改编，试图申发出新时代下“新的意义”，然而观众却反应不一，评论界也是 。

2010年，导演陈凯歌将其改编成新的电影《赵氏孤儿》，在结局处理上，同样与两位编剧高璇、任宝茹发生了冲突。陈凯歌坚持其应该是一个“快意恩仇”的故事，而高、任两位编剧则另有想法，最终双方不欢而散。

陈凯歌当年因为《无极》等对网络舆论的力量心有余悸，因此不想陷入“颠覆原著”的批评漩涡非常能够让人理解。不过，对这么一个经典故事来说，影片原有的结局力量又远远不够，显示出创作者的两难。

以上详细评述均可见我之前的文章：《周一围的突围》。

那么，既然已发生的历史不容更改，创作的空间其实是可以想象的，比如人物上，岳飞肯定是正气凛然（虽然他已去世），秦桧肯定是大奸大恶，这样的正邪对立不容篡改。

既然主要人物的底色已经确定，那么编剧的空间就主要在其他的那些“小人物”。这部片子也确实是围绕这些小人物而展开故事的。

说到这里，要说说这部片子的题材。我之前说“悬疑+喜剧+古装”的同类型片子很少，但也不是没有，之前人们提到的“三枪”是一例。我想到的则是另一部电影：成龙、王力宏的《大兵小将》。

这部片子是“古装+喜剧”，却算不上悬疑片。但片子倒是有一些悬疑的成分，就是成龙这个“大兵”和王力宏这个“小将”（虽然在片中两人的大小是反过来的）这对欢喜冤家的最终结局会如何。

这部片子距今已有十几年了，但在观看《满江红》时，我的思绪却不由自主飘到了它身上。可能是两部片子都有小人物在大时代变迁下奋力一搏、忠于大义的情怀和隽永的意味。

看到有人说，满江红表达的并非简单的民族情绪，而是一种群体记忆的重要性。

这个理解基本到位，但还可以更进一步。《满江红》真正想说的，其实是“讲述权”的重要性。

尤瓦尔赫拉利在《人类简史》中说，人类之所以超越其他物种，成为地球的主宰，主要是人类具有虚构的能力。在那么多远古洪荒的夜晚，人类就是围坐在篝火边，靠着一个个故事度过了漫漫长夜，并走出荒野，走向了世界。

所以“讲述”是人类破除蒙昧、走向文明和理性的起点。同样的，当社会发展进入分化、分工的时代，沟通、协调和共识就显得更为重要。

《满江红》中的主角，是一群小人物，所谓引车卖浆、贩夫走卒者流。这些人过去曾是岳家军的基层士兵，因为传说中岳飞遗言的号召，不惜深入虎穴，舍生取义，引发了一曲慷慨悲歌。

很多的争议集中在片中一些疑似“三俗”的部分，以及最终不杀秦桧的设定。实际上，既然将视角对准中下层群体，那么所谓的俗并不成为否定的理由。反而片中何立武义淳之流，衣冠楚楚却各怀鬼胎，呈现了一幅幅另类的世俗风情。

至于“不杀秦桧”的设定，从剧本来说，首先不能违反基本的史实（替身死的时候我还以为切到了《无耻混蛋》）；其次，这部片子最关键是表达“讲述权”，而杀死秦桧并不能凸显、反而削弱了表达的主题。

从剧本创作到制片完成，这部片子横跨了疫情之前、疫情中和后疫情三个时代。因而必然的，它也带着不同时代的烙印。

在疫情之前，整个社会经济还是处于过去的稳步向好的情况，而在疫情三年，社会各种矛盾浮现，发展也出现了参差和波折的情况。

而刚刚来到后疫情时代的我们，重新面对世界，需要选择新的对话方式。由于之前是防疫置顶，各种其他议题都被搁置。因此，当下的我们必然要面对一个话语重建的问题，尤其是政治话语。

而在这个时候，重建对于“讲述”的热情是最重要的，《满江红》做到了这一点。

还有一部分，就是“祛魅”。

祛魅的对象有两方面，一个是讲述者，一个是讲述内容。

关于讲述者的祛魅，上面已经分析过，整个《满江红》就是一个祛魅的过程，宰相权倾朝野却没法堵住悠悠之口。

关于内容，实际上，目前这首《满江红》被很多历史学者认为是托名伪作。而不管是不是伪作，这篇词作为爱国主义的典型作品已经被广泛流传，也就是说，即便它作为岳飞作品是有争议的，作为爱国主义的典范却是毫无争议的。

因此，作品的传播效果和作者的意图，并没有必然的对应关系。也就是说，即便编导对作品有一些“预想”，也不能决定观众和社会舆论对影片的品评。

我在一个“《满江红》在张艺谋导演作品序列里，处于什么水平？”的问题下答道：

认同感，这是最复杂的。《满江红》想讲的东西很多，但目前看来，其认同感主要体现在下沉市场的老百姓。这恐怕不是编导本身想命中的群体，只是因为阴差阳错。我认为本片本质上是想给那些知识分子或清流阶层看的， 为了老百姓的爱好加入了喜剧和某些世俗的东西。

但偏偏清流和知识阶层早已抛弃国师，拥抱科幻等宏大叙事，所以《满江红》的小人物视角和舍生取义的价值观却得到了贩夫走卒、引车卖浆的中下层人民的认同，票房就是明证。

这种违背了创作者初衷却柳暗花明的结果，应该归功于电影本身的生命力和切合时代的艺术直觉，因此也属于电影魅力的一部分，虽然看上去很“违和”。

从这个角度，《满江红》倒是很像前年那部春节档影片《刺杀小说家》。路阳说《刺杀》的主题是“只要相信，就能实现”，而我说它的主题是“只要实现，就能相信”。

《满江红》词作通过大军之口传播出去，成为群体记忆的一部分，正是“只要实现，就能相信”的逻辑。

而当下围绕《满江红》，以及其他电影的种种复杂的争议，也是围绕“讲述权”所展开的故事。无论结果如何，都促进了“讲述权”的进一步分散和下沉。这不由专业、不由市场，不由意愿，也不由内容决定，这是最终的祛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