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致真：古远清学长和《珞珈山文艺》_风闻

2022年12月格外寒冷。大疫过处，如梳如篦。我自己也感染新冠肺炎住进了医院。科技界和文化界精英的讣闻令人渐渐麻木，但古远清学长逝世的噩耗，仍让我悲从中来，黯然神伤。

我和古远清学长绝非一般的泛泛之交，我们相识相知整整60年了！

1962年，我考到武汉大学中文系。和高年级的同学一起住在四区学生五舍。有天傍晚，身材敦实、面孔白皙的1959级学长古远清找到我，操一口广东普通话说，系里正筹办一本《珞珈山文艺》，想邀请我做编委。我自然受宠若惊，欣然领诺。这是我人生头一次参加社团文化活动。

后来了解到，1962年3月“广州会议”的春风吹到珞珈山，中文系急于恢复朝气，提升活力，恰好在校团委做通讯干事的古远清提出倡议，办一份校园刊物《珞珈山文艺》，于是很快得到了肯定和支持。

接着召开筹备会，确定《珞珈山文艺》为16开油印本，面向全校发行；“刊登反映大学生活的小说、散文、诗歌，包括当代文艺评论和翻译作品”；由武汉大学中文系团总支和学生会主办；系学生会主席、1958级郭朝绪担任主编，古远清担任副主编，主持日常工作，1960级刘卫祖担任副主编，负责印刷发行；每个年级出一位“笔杆子”担任编委；何国瑞、陆耀东、易竹贤老师担任顾问。我作为年龄最小的一年级新生，是以仰望和渴慕的心情参加编委会的。

还记得那次和古远清一起从四区新饭厅打饭回来，路上听他边吃边说《创刊号》的筹备进展和旗开得胜：由郭朝绪、宣凤华等学长出面三求四请。刘博平教授为《珞珈山文艺》书写了刊名；刘永济教授和沈祖棻教授各作了一首《水调歌头》；李建章教授写了小说《老章和六一亭笔记》；胡国瑞教授写了《浅谈辛弃疾的“永遇乐”》；何定华副校长送来了题词……在中文系，这种规格是超常越辈、空前绝后的。古远清也在创刊号上发表了《艺苑趣谈（之一）》。还有不少青年教师和高年级同学踊跃投稿，其中的袁步凡、袁茂余、刘虔等学长已经在文坛声名皎然，可见《珞珈山文艺》的诞生是群呼群应，众擎众举的。

只可惜当时“自印自发”的条件太差了。“三年困难时期”刚过，一台油印机十分简陋，据说还要公安局备案才能买得到。纸张更非常粗糙低劣，不仅黑而且有疙瘩。我没有多参加劳作，但非常钦佩刘卫祖亲自设计绘画和彩色套印的《珞珈山文艺》封面。还在一楼宿舍看过高年级同学刻蜡板——这是《珞珈山文艺》技术含量最高的工序：将蜡纸铺在布满细纹的钢板上，拿一只铁笔沙沙刻写。用力轻了显不出字迹，用力重了会划破蜡纸，刻错了就用香烟头凑近烤一下，让蜡融化后重刻。油印机的学问也很深，小心翼翼把蜡纸铺在纱网上夹紧，边缘对不齐就会漏墨，推辊子用力不当将引起蜡纸折皱，油墨不均匀又会让版面看上去像“瘌痢头”。我帮忙做过叠纸和装订工作。总见到古远清喜气洋洋地忙进忙出，脸上常常滑稽地粘着几处油墨。

这种油印本的《珞珈山文艺》大约一共出版了5期。每次墨迹未干，便被争抢一空。因为最多印刷两三百本，就更显得物稀为贵。如今回想起来，刚刚度过饥荒的学子不仅需要物质食粮“喂饱肚子”，同样需要精神食粮“喂饱头脑”。而“发表”是一种天然的追求和抱负，《珞珈山文艺》虽然菲薄粗糙，却几乎是当年实现“发表”梦想的最佳园地。

1962年下半年，“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的口号越来越响。《珞珈山文艺》编委会也变得严肃了许多。当时收到1960级冼济华写的诗《咏梅》，曾经引起过一场小小的辩论。我资浅望轻，不敢多言，但还清楚记得诗的前四句是“百花齐放我不开，我来了姐姐们都失芳华。要与秋风战一场，但等白雪揭开我的红面纱…”。古远清觉得诗写的不错，但也有编委说，要当心被扣上“小资产阶级清高孤傲”的帽子。最后为了保险起见，终于没有采用这首诗。

尽管《珞珈山文艺》编委会很自律，但大约是为了避免变成“同人刊物”，1963年初，《珞珈山文艺》收归武汉大学校党委宣传部直接主管了，成为校刊《新武大》的副刊，由杨小岩担任主编。保留《珞珈山文艺》的名号和古远清为首的编委会原班人马，并从此变成了正规美观、清晰易读的铅印版。“化蛹成蝶”的《珞珈山文艺》并没有染上多少“官气”，也发表了不少好作品。而古远清一直在尽心竭力，维系着《珞珈山文艺》的上和下睦和大趣高格，直到他1964年毕业。

后来的日子里，两次下乡搞四清，全系搬到襄阳半工半读。我便再也无暇念及《珞珈山文艺》的事。文革期间，《珞珈山文艺》也被打成“文艺黑线”，李建章教授的小说，何定华校长的题词，都成了他们的“黑帮罪证”。给我们这些编委留下了永远的痛恻和负疚。

多年来，每当我从媒体上看到古远清新的成果和贡献，就会感到由衷的高兴和欣慰。和同学朋友们谈起古远清，几乎众口一词，口碑载道。称他是“干净的读书人，纯粹的学问家”。

深深感谢互联网，让我们这对老友在晚年成了微信好友。古远清给我发来了他许多著作的电子版，我也给他寄去过几本自己新出的书。但我们“微信聊天”最热烈和不倦的话题，还要数《珞珈山文艺》。他给我发来了一张《珞珈山文艺》第二期封面的照片，还有1963年《珞珈山文艺》被《新武大》“收编”后的同仁合影；我则把珍藏的《珞珈山文艺》创刊号和第一届编委会合影找出来，扫描成高清图片发过去。让他惊为“文物”和“瑰宝”。古远清还一一订正照片上的名字，向我娓娓诉说每个编委毕业后的人生际遇和命运沉浮。聊到最后，自然少不了互道珍重和彼此勉励。2022年6月3日，古远清还特意发微信提醒我，观看央视一套晚8点端午节晚会。其中“屈原与余光中对话《归乡》”，是他参与创作的节目。

古远清学长的文学人生，是一条支脉众多的大河。2022年12月汇入了海洋。而追踪寻迹，沿波讨源，《珞珈山文艺》正是这条大河的滥觞和起点。

1963年1月《珞珈山文艺》编委会成员合影  

1963年10月《珞珈山文艺》转为《新武大》副刊后编委会合影

《珞珈山文艺》创刊号封面  

《珞珈山文艺》创刊号发表刘永济教授词《水调河头》  

《珞珈山文艺》创刊号发表沈祖棻教授词《水调河头》  

《珞珈山文艺》创刊号发表李建章教授（晦之）小说《老章和六一亭碑记》  

《珞珈山文艺》第二期封面 

古远清简介

古远清（1941年8月-2022年12月27日 ），男，广东省梅州市梅县区人。1964年毕业于武汉大学中文系。历任中南财经政法大学教师、讲师、副教授、教授，台港澳暨海外华文学研究所所长。武汉市文联第六、七、八届委员，湖北省作家协会理事、中国新文学学会副会长、国际炎黄文化研究会副主席、华中师范大学博导评委、中南财经政法大学中文系世界华文文学研究所所长。

古远清1957年开始发表作品。1990年加入中国作家协会。著有《世界华文文学年鉴》《中国大陆当代文学理论批评史》《台湾当代文学理论批评史》《香港当代文学批评史》《澳门文学编年史》《海峡两岸文学关系史》《诗歌分类学》《中外粤籍文学批评史》《余光中传》等。曾获中国文联文艺评论奖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