穆斯林愤怒的根源_风闻

20世纪的历史明白无误地表明，中东毋宁说整个伊斯兰世界确实出现了严重问题（went badly wrong）。相较于他们的千年竞争对手基督教世界，伊斯兰世界变得贫困、虚弱和无知。在19和20世纪，西方对伊斯兰世界的主导作用显而易见，不仅侵入了他们的诸多公共领域，尤为令他们痛苦的是，还侵入了他们的私人领域。

主张现代化的人士——不论是通过改革还是革命——将努力集中在三个领域：军事、经济和政治。至少可以说，效果令人失望。军事上，试图通过更新军备寻求胜利，结果却带来了一系列令人蒙羞的战败；经济上，试图通过发展寻求繁荣，结果在一些国家制造了贫困和腐败的经济体（持续依赖于外援），在另一些国家，则是不健康地依赖于单一资源——石油。这些石油也是在采用西方科技、工业基础上，才得以发现、提取和使用，并迟早会被耗尽或被取代——被取代的概率更大一些，国际社会对这种污染耕地、海洋和空气的能源，以及对那些左右世界经济的反复无常的独裁者小圈子愈发厌恶。不过在这其中，最为糟糕的是它的政治效果：寻求自由的漫长努力，却产生了一系列卑劣的暴政，从旧式的独裁统治到新式的独裁统治不等，所谓的现代化，不过是实现了压迫工具和灌输工具的现代化。

许多补救措施也被尝试过——武器和工厂，学校和议会——但是，无一例外没有产生预期效果。当然或多或少也有某些缓和作用，甚至在个别地区也带来了一定的好处。但是，这些措施并没有遏止伊斯兰世界与西方世界之间日益恶化的失衡。

还有更糟糕的事情。在历经数世纪的富裕和强盛，失去领袖地位（他们一向视之为自己的权利），变成西方文明的追随者之后，这种虚弱感和贫困感令穆斯林深感糟糕。上世纪尤其是后半叶进一步加剧了这种羞辱——他们意识到自己甚至不再是追随者中的优等生，并且在一连串热切的、更为成功的西化国家（最典型的莫过于东亚国家）队伍中垫底。日本的崛起不仅是鼓励也是责备。后续其它亚洲新兴经济体的崛起带来的只能是责备。这些以古代文明自豪的后裔们（注：伊斯兰世界），过去习惯于雇佣西方公司来完成自己的承包商和技术人员无力完成的工作。现在，他们发现自己在邀请韩国——从日本殖民统治下获得独立，也不过是非常晚近的事情——的承包商和技术工人来做类似工作。追随已经够糟糕了；在追随队伍中居于末尾更是糟糕。以现代世界的任何标准来衡量——经济发展和创造就业机会，文学、教育和科技发展，政治自由以及对人权的尊重——这个一度强有力的文明，现在确实衰落了。

当然在事情变得愈发糟糕时，人们一般会问“谁在给我们使绊子？”（who did this to us？）不论在过去还是现在，中东人确实还在问这个问题。他们找到了许多不同的答案。为自己的不幸责备他人显然更为容易也更令人满足。长期以来，蒙古人一直是这个反派角色，蒙古人在13世纪的入侵被认为是穆斯林国家和伊斯兰文明衰落的原因，导致了随后而来的虚弱和停滞。但是不久之后，历史学家（不论是穆斯林历史学家的还是其他人）指出这种论断的两个缺陷。其一，许多穆斯林民族（特别是在伊朗）创造的伟大文化成就，不是发生在蒙古入侵之前而是在入侵之后。其次，很难接受但是又不容否认的是，蒙古人所颠覆的帝国在当时已经腐朽没落了——确实很难弄懂，为何这个一度强大的哈里发帝国最终屈服于跨越东亚干草原而来的游牧骑兵。

民族主义——本身也是欧洲的舶来品——的兴起，产生了新的认识。阿拉伯人可以将他们自身的困境，归咎于统治他们数世纪之久的土耳其人。而土耳其人则将自己文明的停滞归咎于阿拉伯人以往的统治，在这种统治下，土耳其人的创造性活力被窒息。波斯人则将自己古老荣光的消失无差别地归咎于阿拉伯人、土耳其人以及蒙古人。

19、20世纪，法国和英国对阿拉伯世界的统治，产生了一个新的、更令人信服的替罪羊——西方帝国主义。在中东，这种指责有许多理由。西方的政治主导，经济渗透，以及至深至巨、潜移默化的文化影响，已经改变了这一地区的面貌，并且将这一地区的人民带入新方向，带来了新希望和新恐惧，创造了新威胁和新预期，而这在他们自己以往的文化中并没有先例。

但是，盎格鲁—法兰西的干预毕竟只是短暂插曲，并且已有半个世纪之久；（伊斯兰世界）恶化在他们到来之前已经开始，在他们撤离后仍在继续。不可避免，恶棍的角色已经从英、法变成美国及西方对世界各方面的领导。将矛头指向美国赢得了相当多的支持，但是类似原因仍然不令人信服。盎格鲁—法兰西的统治以及美国的影响，就像蒙古人的入侵，是中东国家和社会内部性衰落的结果，而不是原因。这一地区内外部的许多观察者已经指出前英国殖民地在后帝国主义时代的发展存在不同之处——举例说来，中东的亚丁和新加坡、香港发展不大相同；在大英帝国统治下的原印度各地区之间也不相同。

欧洲人为这种论调还做出过一份“贡献”，即反犹主义，现在“犹太人”成为一切问题的根源。在传统的伊斯兰社会，犹太人作为少数民族，经历过正常的约束，偶尔也会遭受迫害。不过在绝大多数方面，犹太人在伊斯兰世界要比在基督教世界经受的情况要好一些，这种情形一直到17、18世纪西方宗教宽容兴起后才发生逆转。

除极少数例外，在伊斯兰传统中，穆斯林对犹太人有一种带有敌意的刻板形象，与其说对犹太人生疑，不如说对犹太人蔑视或不屑一顾。这带来了1948年的大事件——阿拉伯世界的五国联军，试图阻止五十万犹太人在英属巴勒斯坦托管地建立自己的国家，结果却以失败告终——这一场更大的冲击。就像同时代许多作者观察到的那样，败在强大的西方帝国手中已经够糟了；败在一群不值一提的犹太人手里，简直是不可容忍的羞辱。反犹主义及其将犹太人妖魔化为诡计多端的、邪恶的魔鬼，从而又提供了一个自我安慰的答案。

在中东最早明确的反犹声明出现在信奉基督教的少数族群中，当然源头可追溯至欧洲。他们（即基督教少数族群）影响力有限，并且当法国发生“德雷福斯事件”（一位犹太裔官员被充满敌意的法庭诬告、定罪）时，穆斯林评论界通常支持被迫害的犹太人，反对基督教迫害者。但是，这一毒药（即反犹主义）继续扩散，从1933年起，纳粹德国及其各机关富有成效地将欧式的反犹主义传播至阿拉伯世界。巴勒斯坦的抗争很容易地接纳了反犹主义的历史解释，使得某些人将中东地区甚至世界的所有邪恶，都归到不为人知的犹太人的阴谋。该地区的诸多公共话语（包括宗教、教育、媒体甚至娱乐活动）中都充斥着这类解释。另外一种关于犹太元素的观点，则是基于现实而非空想，可能更具有启发意义。现代以色列及其社会主要是由来自基督教世界（欧洲和美国）和伊斯兰世界（中东和北非）的犹太人建立的。犹太主义或广义上的犹太性在完整意义上是一种宗教——是一套信仰和崇拜体系，是一种道德和生活方式，是一种复杂的社会和文化价值观以及习惯。但直到晚近时期，犹太人才获得政治地位，甚至在不久之前，这种地位也只是局限在少数国家。因此可以说，并不存在某种特定的犹太政治和社会文化或传统。古代的记忆过于久远，而近来的经验又过于短暂，二者均不足以产生上述传统。在古代犹太王国被摧毁后，直到现代犹太共和国创建，犹太人都只是他们所处社会的一部分（有人称其为亚文化），甚至他们的社区组织和习惯，不可避免地反映了这些社会的结构和习惯。在过去的14个世纪，绝大多数的犹太人要么生活在基督教世界，要么生活在伊斯兰世界，并且这些犹太人也体现了两个文明的要素。不可避免，创造以色列的犹太人从原居地带来了许多政治和社会规范、价值观，习惯和态度：一方面，即我们通称的犹太教—基督教传统，另一方面，我们或许可以基于平等的理由称其为犹太教—伊斯兰传统。

在当今的以色列，这两种传统相遇并日益频繁地发生冲突。这种冲突的表现形式多样，存在于公共、宗教、伦理甚至党派—政治术语中。但是在诸多遭遇中，我们看到的是基督教世界和伊斯兰世界的冲突，奇怪的是，主要表现在自己原先的犹太少数族群身上，他们，作为一个缩影，同时反映了两大文明（曾经身处其中）的优点或缺点。这个单一的小国家（基于犹太教、共同的公民权和忠诚）体现了这两种传统的冲突、共存或联合，这一点很有启发意义。对以色列而言，这类问题可能具有生存意义，这个国家自幸存以来，被数量和军备上占据优势的邻国（这些国家拒绝承认以色列存在的权利）包围，从而使它在很大程度上依赖于从西方世界学来的决定性优势。

有时，人们也举出这样的理由：改变东西方关系的原因，并不是中东的衰落而是西方的兴起——地理大发现，科学运动，技术、工业以及政治革命改造了西方，并极大增强了它的财富和国力。但是，这类比较并不能回答以下问题；他们很少提到——为什么美洲的发现者们是从西班牙，而不是从穆斯林控制下的大西洋港口（在早年，这类航行确实也尝试过）起航？为什么重大的科学突破发生在欧洲，而不是发生在更富裕、更先进、在各方面更开明的伊斯兰世界？

一个更为复杂的指责游戏在社会内部而不是外部找到了新靶子。有一个靶子就是宗教，说得更具体一些，就是伊斯兰教。但是，指责伊斯兰教通常是很危险的，并且鲜有人去尝试那么做。再者，这种指责仍然似是而非。在中世纪的大多数时间，文明和进步的主要中心，不是在拥有更古老文明的东方，也不是拥有新近文明的西方，而是处在中间的伊斯兰世界。正是在这里，古老的科学得以发现、发展并且新科学得以创造；在这里，新工业得以诞生，制造业和商业扩张到前所未有的程度。也正是在这里，政府和社会保障了一定程度的思考和言论自由，从而使得被迫害的犹太人甚至持不同政见的基督徒从基督教世界逃到伊斯兰世界避难。与现代理念或更为先进的民主国家的实践比起来，中世纪的伊斯兰世界只是提供了相对有限的自由，但是比起它的前辈，同代人及其继承人而言，它提供了更多的自由。

人们也提到这一点——如果说伊斯兰教是自由、科学和经济发展的障碍，那么，穆斯林社会为何在历史能在上述三领域居于领先地位，难道是因为当时他们更能从信仰中汲取灵感？许多人进而以不同的形式，提出这一问题：与其问“伊斯兰教对穆斯林做了什么？”不如问“穆斯林对伊斯兰教做了什么？”，于是乎，批评的矛头指向了特定的教师、学说以及团体。

在伊斯兰主义者或伊斯兰原教旨主义者看来，现代伊斯兰世界的失败及其缺陷，主要是因为采纳了异己的学说和实践。他们偏离了真正的伊斯兰，因此失去了昔日的伟大。那些主张现代化的人或改革者则持对立观点，认为失败的原因并不在于抛弃了传统方式，相反是因为传统方式的大量保留，尤其是伊斯兰教权阶层的根深蒂固和不思变通。他们声称，那些（伊斯兰）信仰和实践在1000年前很可能是创造性的、进步的，而现在时代变了。他们通常的策略不是谴责宗教，而是谴责狂热。正是狂热尤其是狂热的宗教权威，窒息了一度强大的伊斯兰科学运动，更广泛地说窒息了思考自由和言论自由。

对这一主题，更为常见的策略不是泛泛地讨论宗教，但是讨论具体问题：如宗教及其教士在政治秩序中居于何种地位。西方进步的一大原因在于实现了政教分离，形成了世俗法律治下的公民社会。而伊斯兰世界落后的主要原因是穆斯林对女性的歧视，妇女在社会中居于弱势地位，使伊斯兰世界一半人的才华和能力得不到发挥，并且正是由这些不识字的、备受压迫的母亲们去抚育下一代，在这样的教育环境下，人们变得愈加自大或是顺从，从而不适于一个自由、开放的社会。不管人们怎么评价这种观点，世俗主义者和女权主义者的成败将会对中东的未来产生深远影响。

有人还用各种原因来解释这种令人痛苦的不对称：贵重金属的耗竭，欧洲对新世界资源的发现和开发；盛行堂表亲结婚造成的近亲婚姻，这一问题在农村地区尤为突出；过度放牧导致的荒漠化。有人还指出，原因在于前现代时期的中东缺少轮式车辆的使用，既可以被解释为“到底是哪里错了”的原因也可以被解释为症状。这些二轮车辆在古代很常见，但是在中世纪变得少见，直到欧洲人统治后，才重新开始引进。去过中东的西方旅行者注意到它们的缺席，去过西方的中东旅行者则注意到它们的存在。

在某种意义上讲，这不过是一个大问题的症状。对一个农民而言，一辆二轮运货马车价格相对高昂。很难隐藏且容易被征用。当时，这一地区没有限制政府哪怕是地方政府权力的法律和习惯，可见的动产并不是良好的投资对象。对掠夺性政府（或邻居）的恐惧，还可以从传统住宅的构造上看出来：没有窗户的高墙，入口处几乎隐藏起来的窄巷，避免持有可见的财富。显然在当代，马路和轮式车辆的来临并没有缓和那些大问题。

某些一度唤起热情支持的方案已被抛弃。二十世纪的两大主导性运动分别是社会主义和民族主义。在中东，这两大运动均名誉扫地，社会主义是因为自身的失败。民族主义则是因为它的成功及其随后的无效。自由，主要被解释为独立，被视为能够带来其他好处的法宝。绝大多数的穆斯林现在已经生活在独立国家，但是这种独立仍然无助于解决他们的问题。上述两种意识形态的私生子——国家社会主义，仍然存留在一些中东国家，保留了纳粹法西斯风格的独裁政府和灌输工具，一方面是庞大、无处不在的安全机构，另一方面则是一个唯一的全能党。这些政权除了能维持政权外一事无成。如果有什么区别的话，他们的基础设施比其他国家更为陈旧，其武装部队目的无非是为了制造恐怖和压迫。

当今这一地区，有两个解决方案赢得了广泛支持：每个方案都提出了伊斯兰世界衰落的诊断报告及相应的治疗手段。一种方式是，将所有邪恶归于人们抛弃了神圣的伊斯兰遗产，呼吁重新回到真正的或想象中的过去。这正是伊朗伊斯兰革命和其他穆斯林国家原教旨主义运动所做的。另一种方式，即是世俗民主制，最好的典型即是由凯末尔·阿塔图克建立的土耳其共和国。

与此同时，这场指责游戏——土耳其人，蒙古人，帝国主义者，犹太人，美国人——仍在继续，并没有缓和迹象。对统治中东的诸政府（多半具有压迫性且治理无效）而言，这场指责游戏为他们自身治贫失败或美化暴政（他们一直在加强这种暴政）提供了非常有效且具有根本意义的的解释理由。通过这种方式，他们将自己不幸的臣民的怒火转嫁到外部的靶子上。

但是，对于日益增多的中东人，一种更为可取的方式是自我批评。“谁在给我们使绊子？”这种问题只会得出神经质式的幻想和阴谋论。而另一个问题，则是“我们哪个地方做错了？”则会自然而然地引出“我们怎样做才能使之恢复正常？”这种问题包括其形形色色的答案，才蕴含着未来的希望。

如果中东人继续沿袭当前的道路，人体炸弹可能会成为整个地区的隐喻，并且也将无法避免憎恶与怨恨、愤怒与自怜、贫穷与压迫的恶性循环，日积月累迟早会导致外国统治：或许是新欧洲重新诉诸于旧式的帝国主义，或许来自于俄国，当然也有可能来自于东方新兴的强权国家。如果他们放弃抱怨或受害者情结，解决自身的分歧，将他们的才华、能量和资源投入到创造性努力中，他们可以再度使中东，在当代就像在古代和中世纪那样，成为文明世界的主要中心。当下，决定权在他们手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