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黄酒不能成为主流？”_风闻

“为什么黄酒不能成为主流？”​

这其实是个蛮有意思的问题。

之前《三联周刊》有过一篇文章，讲了中国酒水历史的改变。在那篇文章里，作者说在蒸馏技术成熟后，白酒在民间流行，但在上层社会，仍然推崇黄酒。直到建国后，因为政策如何如何，白酒才成为了主流。

这个拧巴的文章看得我那个难受呀。

为啥说这个文章拧巴？因为这个作者承认“白酒是下层人喝的、黄酒是上层人喝的”，但同时又十分强调黄酒的文化属性。

我就问一个最简单的问题：在这个社会上，是“下层人”人多还是“上层人”多？

这个问题肯定不难回答吧？

那么，如果我们认可人与人都是平等的，那么到底是下层人的消费更能代表主流，还是上层人的消费更能代表主流呢？

一个普通的农村村民或者一个重体力劳动者，只喝二锅头之类的普通白酒，就算一天喝半斤，他一年喝的酒加起来可能也就是2000块钱——而对于一个“上层人”来说，他请人吃顿饭，一瓶茅台就得两三千块钱以上了。

难道说，因为茅台更“上流”，所以茅台才是中国酒水消费的主流？

如果我们跳出中国的视角，看看世界。无论是白酒，还是威士忌、龙舌兰、伏特加等等，这些在酒水市场中一律都被统称为烈酒。

那么，消费者到底是更爱喝烈酒还是低度酒呢？某个高赞答案说的就是挺搞笑的：

其实数字就可以说明一切。2021年全球葡萄酒的消费量是260亿升，而烈酒销量是352亿升，很显然葡萄酒的是远低于烈酒销量的。

即便你把中国人喝掉的52亿升白酒排除出去，全球烈酒销量依然有300亿升，还是超过了葡萄酒的消费量。

至于拿白酒不能征服国外消费者来说事，那就只能是连最基本的常识都缺乏了。

因为烈酒与葡萄酒、啤酒不同，都具有极强的地域性。比如，龙舌兰、伏特加都是世界知名的烈酒种类，但一提到伏特加，大多数人想到的都是俄罗斯、北欧等高寒地区，一提到龙舌兰，想到的则是墨西哥、美国等等。这其实就是烈酒地域性特征的显现。说到底，中国白酒也只是全球烈性酒种类中的一种，没有任何特殊性。中国人不也没有喝伏特加、威士忌的习惯么？

其实说到底，别看现在很多人动不动就把平等挂在嘴边上，但其实依然是“自我以上人人平等，自我以下阶级分明”，心里默认的还是“上流”就是“主流”——哪怕这个“上流”的比例其实很小。而拿什么文人墨客、士绅名流的消费偏好当证据，就更是扯淡。

首先说拿文人墨客的吟诵来说事，中国人饮用高度酒要到元朝蒸馏技术成熟之后，而中国人最熟悉的唐诗宋词所诞生的时代，高度酒是个极其罕见的东西。能在唐诗里看见吟咏高度酒，跟在唐诗里看到“奈何共军有高达”没有任何区别。在明清两朝，吟咏白酒的诗词也不少见，但明清诗词就是个相当冷门的方向了。

其次，拿具有较高消费力的士绅名流说事，就如同上面提到的拿茅台的出镜率证明茅台是白酒消费的主流一样。

白酒在民间的流行，主要原因在于白酒的“性价比”更高，或者说在同等的价格下，白酒能提供的酒精量更高。底层劳动者是很需要白酒“解乏”的。从历史来看，到了清朝中期，白酒其实就已经在民间非常流行了，这一点清代中晚期的各种县志记载中随处可见。而在清代中晚期的以普通人生活为题材的文学作品，在饮酒的时候，基本上都离不开白酒了。比如《骆驼祥子》：

“你瞧，”虎姑娘指给他一个椅子，看他坐下了，才说：“你瞧，我今天吃犒劳，你也吃点！”说着，她给他斟上一杯酒；白干酒的辣味，混合上熏酱肉味，显着特别的浓厚沉重。“喝吧，吃了这个鸡；我已早吃过了，不必让！我刚才用骨牌打了一卦，准知道你回来，灵不灵？”

这里的“白干酒”显然指的就是烈酒了。

祥子可以说是一个相当有代表性的群体，因为在中国传统社会中，显然祥子这样的人才是真正的主流。

而有些人非要拿“传统”说事，也是很搞笑的。

因为烈酒这个东西本就不是古代的产物。世界上几种比较知名的烈酒，伏特加最初见于历史记载是16世纪——也就是差不多中国嘉靖年间的事情；威士忌所宣传的自己的酿造历史“超过500年”，向前一推算跟伏特加几乎没区别；龙舌兰、朗姆酒就更不用说，这都是16世纪美洲地理大发现以后才有的东西；金酒的历史记载很明确，诞生于1660年——第二年康熙都该登基了。

为啥世界知名的烈酒都诞生自元朝之后？因为元朝前后蒸馏技术才逐渐成熟！

就这么简单的一个事。说白了就是，不管中国还是外国，以前的老百姓不喝烈酒，不是因为他们不爱喝烈酒，而是当时就没有烈酒。

但烈性酒自诞生之后，就迅速在底层劳动者之中普及——朗姆酒多么受水手们喜欢，看看《加勒比海盗》就知道。而如果你愿意放下自己“人上人”的心态，看一看旧中国的历史记载，就会发现在当时的中国，除了一些大城市和南方部分地区的人喜欢喝黄酒之外，农村人喝“烧酒”、“白干酒”之类的东西已经非常非常普遍。如果你愿意承认那些当时生活在广大的农村的、占全体国民总数80%以上的人还算“人”的话，那就不应该对他们爱喝的酒熟视无睹。

如果觉得我是在胡说，那么我们直接上数据。根据民国初年对商务部对酿酒产业的统计：

1912年全国酒类产量约903万吨，其中黄酒年产约87.7万吨，烧酒460万吨，高粱酒337万吨。果子酒约818吨，药酒944吨，其他酒类17.8万吨。

你看，有意思的地方就在这儿，在某些人嘴里，加起来产量近800万吨的白酒不是主流，反倒是年产量仅有白酒1/10的黄酒成了主流。

说到底，如果说“黄酒一直是主流”的说法，还可以解释为对中国酒的工艺发展不太熟悉的话，那么在明清以后，白酒已经在底层广泛流行的情况下，依然无视这些占全国绝大多数的人，反而是把占社会极少数的所谓“社会名流”、“文人雅士”之类的群体的消费偏好当做是“主流”，这其实恰恰能说明掌握话语权的重要性。

新中国成立后白酒地位的提升，本质上是因为政治体制的变革而导致白酒“话语权”的提升。换言之，因为中共的领导干部多出身于底层，且需要长期在基层开展工作，在生产环境和工作需要两方面的因素下，对于白酒有所偏好也是十分正常的。这导致了在上层群体中，对酒水消费的偏好从黄酒转变成了白酒，并延续到了今天。只是，即便你让这些人天天喝黄酒，也改变不了白酒才是主流的事实——当然，前提是你得把那些喝白酒的人当“人”看。

否则，就会出现我开头所说的那种一边承认黄酒流行于上层、白酒流行于下层，一边又说黄酒才是主流的拧巴情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