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亿元三菱中国劳工谢罪款无人认领？难不成要给日本人退回去？_风闻

　　最近有个消息让军武菌比较关注，日本三菱公司总算是把谢罪款拿出来了，要对二战期间被掳到三菱的中国劳工每人补偿10万元人民币。可坏消息是，这笔钱认领人数寥寥，难道这笔钱没领的还要退还回去？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呢？

　　2016年，日本三菱综合材料公司与部分中国劳工和解协议最终签署，同意向全体山东劳工谢罪，谢罪赔偿金设定为每人10万元人民币，这是日本公司第一次决定向中国劳工支付赔偿金。

　　全国3765名受害者中，三菱现阶段掌握受害者本人或其遗属信息的大约1000多人，其余受害者下落不明，如果最终寻获全国所有受害劳工信息，三菱公司支付的费用将接近80亿日元（4亿人民币）。

▲被日军强行征掠的中国劳工

　　虽然三菱1亿多谢罪款早已打入位于北京的“历史·人权·和平”基金账户中，但这1000多名被掳三菱劳工的认证资料，需要一个一个去落实填报。这是一项艰难而又繁杂的工作，但三菱方面派出的调查员却只有9名，根本无法在短时间内把这么多位于全国各地的劳工确认完毕。

　　更困难的是，这1000多人还是有名单的，3765人中很多人连名单都没有，寻找核实工作非常困难。2019年9月中国人权发展基金会开始承接管理谢罪款，期限是5年，现在已经是2023年了，距离2024年9月只有1年多时间。

　　现在面临最的问题是，虽然有名单，但有的是找不到人，连遗属也找不到，有的是打电话过去，被当成骗子，有的是村子合并了，或者连名字也改了，找起来难度很大。

　　比如河南有30多名曾经被掳三菱的劳工，已经确定的有9名，但截至目前，没有一人认领谢罪款。

　　如果到期还是无法完成受害者全部核实工作，不仅没有名单的2.7亿元拿不到手，就连三菱打来的1亿多元也有退回去的风险。

　　在此，军武菌也呼吁大家能广泛转发这篇文章，让更多的年轻人参与进来，一定要让这笔认罪款拿到该拿的人手里。

谢罪款从何而来

　　在距离日本长崎西南方向15公里的海面上，有座外形看起来像军舰的荒岛，在没有荒芜之前，它有个响亮的名号，叫做端岛，也叫军舰岛。

　　1810年，日本在军舰岛发现煤矿后，三菱重工在1890年花了一大笔钱买下来整个岛，随后修建了海堤，填海造陆，还建了四个深度一公里以上的矿井。

　　20世纪30年代开始，一直到二战结束的这段时间，由于日本的男人都出去打仗了，于是来自朝鲜和中国的劳工就成了三菱重工的首选。

　　整个二战期间，有3765名中国劳工和1300名朝鲜劳工被掳到了三菱公司，其中有很大一部分就在军舰岛采煤，这里四面环海，对于岛上的劳工来说，就是一座海上监狱。

　　由于岛上面积太小，好几千劳工只能全都挤在密密麻麻的宿舍里，每个狭小的房间里都要住上七八个人，每个人空间只有几步宽，宿舍内部极其简陋，肮脏不堪，到处都是墙体开裂的地方。

　　在这里，一张床要由十几个人公用，劳工只能在规定的时间睡觉，这班的劳工睡完下一班接着睡，卫生条件极度恶劣，床上都是虱子，蚊子多到让人头皮发麻。

　　这些宿舍楼外层涂刷水泥，在整个岛的外围耸立，三菱公司之所以要这么建，是因为军舰岛常年被台风侵袭，这些建筑还可以当做防洪堤。

　　由于岛上的矿井位于海平面以下，矿坑只能容得下工人蹲下干活，井内还不通风，空气质量极差，温度能高达45度。

　　劳工们全身上下只允许穿一条内裤，别说最基本的劳动保障装备，就连毛巾都没有，只能用沾满粉尘的手擦脸，他们每天要在地下矿井中连续工作12小时以上，见到太阳都是一种奢侈。

　　他们用着最简单的工具挖煤，冒着随时可能发生瓦斯爆炸的危险，一天工作下来，最后全身除了眼球是白的，其他地方全被染上煤炭的黑色，然而却依然食不果腹。

　　他们以生命为代价的疯狂劳动换来的酬劳就是一些豆油渣，伙食则是沙丁鱼碎末混合糙米饭，如果偷懒，就会遭到监工的毒打甚至虐杀。

　　有一次矿井塌方中有200多人被埋井下，三菱公司没有开展任何营救，而是选择了直接封闭了出事的坑道。

　　这些劳工每天努力的工作，只是为了有一天能活着回到自己家乡，然而在日复一日的繁重劳作中，连活着都成了一种麻木的奢望。

　　这些劳工中许多人死于煤矿事故，还有些惨死于军警的刀枪之下，还有些则承受不住暗无天日的劳作而跳海自杀。

　　在整个二战期间，有1300名中朝劳工在此丧命。而当时岛上的总人口才不过3300人，在军舰岛的煤产量最高时，能达到41万吨。

　　可这些煤块都是劳工们一块块凿下来的，每一块都浸润着他们的鲜血。与军舰岛类似，三菱公司旗下的大夕张煤矿同样浸润着中国劳工的鲜血。

　　从1888年发现了露天煤矿之后，煤矿成为带动夕张地区发展的主要产业，截止1943年夕张改制为夕张市时，境内共有24个大小煤矿。

▲大夕张煤矿遗址

　　三菱所属大夕张矿业所分两批接收中国劳工，1944年9月15日接收了由青岛港押运的第一批176人，10月17日接收了由塘沽港押运的第二批116人。

　　根据大夕张矿业所的中国劳工名簿记载，这些中国劳工主要来自山东和河北，其中，市民123人、农民101人、苦力36人，战俘及伪军警人员29人，身份不详3人。

　　这些劳工在军警的刺刀威逼下，任由三菱公司驱使奴役，在没有任何劳动保护措施的条件下，每天劳动时间长达10多个小时，遭受着非人的折磨和对待，不少人被残害致死。

　　而大夕张矿业所为了掩饰其残害中国劳工的罪行，在编制的《中华民国勤劳队员死亡者名簿》中，竟然把中国劳工的死因几乎都归咎于因病死亡，甚至编造出了心脏麻痹、梅毒甚至脚气等令人咂舌的死因。

▲中国劳工遗属们在大夕张追悼死难者

　　在二战期间，三菱公司使用奴隶劳工的空间范围超过了任何一个日本公司，从本州岛北部到泰国丛林，再到满洲周边，三菱公司处处留下了奴役劳工获得金钱的罪恶足迹。

　　所以说，这笔谢罪款三菱公司出得理所应当，然而，在二战期间，对中国劳工犯下罪行的日本企业却远不止三菱。

除了三菱还有谁？

　　在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纪念馆里，有一份弥足珍贵的日本强掳奴役中国劳工原始档案，共120袋，405份，包括日本35家企业的124个作业场、373份报告和日本外务省报告书及附属档案32份，这份档案记录了中国被强掳赴日劳工的姓名、契约书、死亡诊断书等内容。

　　这份档案是怎么来的呢？

　　二战后，中美苏等国要求日本对当年劳工事件追究责任，日本企业将报告书提交日本政府后，于1946年3月16日向盟军递交了《华人劳工调查报告》，但这个报告书久久没有公开。

　　1950年11月1日，日本华侨在东京浅草的本愿寺举行中国死难劳工第一次慰灵追悼会上，一名日本外务省曾参加调查中国劳工的工作人员，通过各种途径联系到了时任东京华侨总会副会长陈焜旺。

▲陈焜旺

　　这位工作人员告诉陈焜旺，当时外务省要求他们烧毁记载有日本奴役中国赴日劳工原始档案的《外务省报告书》及相关材料时，他觉得这套材料非常珍贵，烧毁了太可惜，因此悄悄保留了三套，并决定把其中一套送给陈焜旺。

　　陈焜旺深知意义重大，便将档案分散到几个地方精心保存，当时日本右翼知道这个消息后，企图偷走材料，但是没有得逞，可惜的是那位工作人员保存的另两套材料，迄今为止仍然下落不明。

　　拿到档案的陈焜旺先是于1993年在东京华侨总会公布了部分内容，后来又在2013年将保存长达半个多世纪的档案转赠给了抗战馆，使日本这一侵华罪行大白于天下。

　　报告书显示，在1943年4月至1945年5月，共有38935名中国劳工分169批被相关日本企业通过日本侵略军用武力抓捕后，采用强制手段押送至日本35家企业至少135个作业场所做苦役。

　　被抓捕的中国劳工年龄最大的78岁，最小的11岁，30岁以下者居多，被强掳至日本的中国劳工遭受到种种非人折磨，患病58954人次，占劳工总人数的151.42%；20992名劳工患传染病，占劳工总人数53.92%；6778名劳工受伤，占劳工总数17.41%；467名劳工因患病或受伤而丧失生活机能，其中217名劳工失明；65732人次患病或受伤，占劳工总数168.83%。

　　至日本投降后送还前，共死亡6830名，尚抛在日本的中国劳工尸骨还有4000余具。就矿业所的死亡率而言，在10%以上的有57个，其中10%—29%的43个，30%—52%的14个。在这14个单位中，共有中国劳工6640人，占总数的36.31%，还有负伤的426人。

　　而根据日本学者田中宏研究，日本强征的中国劳工人数应该是41758人，这是因为在乘船前就已经死亡2823人。

　　像当年被称为“株式会社鹿岛组”的鹿岛建设，在1944年5月至1945年5月期间，强掳了1888名中国人做苦役，其中在花冈设立的中山寮就关了986名中国劳工。

　　劳工们居住的木板房冬冷夏热、蚊蝇成群，居住环境非常恶劣，他们每天劳役十五六个小时，行动稍有缓慢就要遭到手拎木棒的日本监工的肆意殴打。

　　他们的食物是用橡子面加工的小窝头，由于定量非常少，长期处于饥饿中，致使劳工们个个骨瘦如柴，并因营养不良普遍生病或死亡。

▲花冈劳工的日常食物，橡子面窝窝头

　　在花冈，成为日本奴隶的中国人，几乎都成了病人，患疥疮、被冻伤、拉痢疾，因为营养失调不能轻松走路等。但是，即使病了也不能卧床休息。因为患病卧床的话食物减半，将受到更大的折磨。

　　鹿岛建设在一年多的时间内，造成539名中国劳工被折磨致死，5个事业所中国劳工平均死亡率28.5%。其中，花冈作业所中国劳工的死亡率高达42.4%。

　　这些中国劳工在日本军警的刺刀与皮鞭下，被强迫从事繁重的体力劳动，生命被日本人视如草芥。

▲日本版画家泷平二郎创作的《不要忘记花冈》

　　然而在确凿的证据面前，日本政府及绝大部分相关日本企业仍不承认事实，并且用玩弄法律的不正派手段推卸责任，充分暴露出其顽固坚持反人类的立场。

　　所以，军武菌认为还是很有必要，把这些日本侵华战争期间强掳中国劳工的现存日企名单再晒一晒：　　

　　古河机械金属、日铁矿业、三菱材料、三井矿山、三井造船、住友金属矿山、住友石炭矿业、同和矿业、新日本制铁、宇部兴产、㈱地崎工业、㈱间组、青山管财、㈱熊谷组、鹿岛建设、飞岛建设、大成建设、西松建设、铁建建设㈱、石川岛播磨重工业、临港集团、七尾海陆运送、酒田海陆运送

　　这些公司里面，除了鹿岛建设、西松建设和三菱先后与受害劳工代表达成了部分“和解”，其它企业基本都处于“滚刀肉”的状态，希望大家能够记住它们的名字！让这些负有战争责任的日本企业，永远被牢牢地钉在历史的耻辱柱上！

谢罪款得来有多难？

　　刚才说到这22家现存日企中，只有三家跟受害劳工代表达成了部分“和解”，支付了谢罪款，你可知道这并不是日企发善心，而是受害方和部分有良知的日本人付出多大的艰辛才取得的结果吗？

　　对于强掳中国劳工的这段历史，直到现在，日本政府都没有予以正视，拒绝承认犯罪事实，中国劳工受害者家庭向相关日企提出的索赔诉讼，一般都会遭到日本最高法院的驳回。

　　这是因为日方坚持认为这一问题已经在1951年的《旧金山对日合约》中达成和解，不愿意再为劳工问题另外负责。

　　然而，事实上，中国始终都没有承认《旧金山对日合约》的合法性，外交部发言人赵立坚曾表示，《旧金山对日合约》是二战后美国纠集一些国家，在排斥中国的情况下签署的非法文件，因为它明显违反了1942年中美英苏等26国签署的《联合国家宣言》规定。

　　说白了，就是你家把我家搞得家破人亡，然后几家邻居过来跟你家达成共识，你家不用赔我家了，凭什么？

　　而且，该合约中根本就没有涉及到对中国的战争赔偿和受害者补偿，日本所谓的“和解”也只是日本政府单方面与自己达成和解，根本不能代表中国上千名受害劳工。

　　战后，奴役中国劳工的日本企业从日本政府获得了庞大的利益补偿，这些企业或企业团队为了逃避责任，有组织地隐瞒了加害事实。

　　在这种情形之下，中国受害劳工从上个世纪90年代初就开始的对日诉讼之路，就愈发地漫长而艰辛，这其中最具标志性的就是刘连仁案。

　　1944年9月，33岁的刘连仁在家乡山东省高密县井沟镇草泊村被日军掳到日本一座矿山做苦工。不堪虐待的他在1945年6月逃亡，躲进北海道深山，度过了13年野人般的生活。直到1958年被人发现后送回国内。

　　从上世纪90年代初，他就开始了漫长的对日诉讼索赔。2001年7月，日本东京地方法庭判决日本政府违反了战后救济义务，应当向刘连仁的遗属提供2000万日元的损害赔偿。

　　但4年后日本东京高等法院推翻这一判决，又驳回了刘连仁索赔请求。2007年，日本最高法院三审驳回原告诉求，彻底断了诉讼手段解决问题的路子。

　　不过好在中日两国都还不乏正义之士，从20世纪七八十年代开始，旅日爱国华侨、日本爱好和平人士和国内相关方面人员就已经开展了一场中、日联手对中国劳工问题的全面调查研究和设法解决的运动。

　　他们对日本强掳及奴役中国劳工情况展开全面调查，抢救性收录了大量证言证物，收集了大量珍贵的史料。

　　像大学教师童增在1990年发表了“中国要求日本民间受害赔偿”万言书，掀起了中国民间对日索赔浪潮。

▲童增

　　1994年8月，日本律师小野寺利孝与童增在北京签署了委托协议，1995年开始，日本众多律师以日本政府和加害企业作为被告，为中国受害劳工在日本提起了多起诉讼，其中起诉三菱材料共有5个案子，即札幌、东京、福冈、宫崎、长崎等地方法院诉讼。

​▲小野寺利孝

　　对此，日本一些市民团体也给予了道义上的支持，有10多万名日本人签名支持中国受害者在日本打官司。

　　相对于势单力薄的中国律师，日本律师和民间团体为帮助中国受害者打索赔官司，组成的二三百人规模的律师团。

　　他们为此募集资金，有的日本律师还自己垫付了一些费用，像小野寺利孝为此还从银行贷款2000万日元。

　　受此鼓舞，以康健为代表的一批中国律师陆续参与到对日民间索赔的诉讼之中，他们带领一批又一批中国受害者去日本各地起诉日本政府和日本加害企业。

　　在中国受害劳工及遗属和各方有识之士的共同努力下，艰苦卓绝的中国受害劳工索赔终于取得了一定进展。

　　2000年11月，在经过了5年多漫长的艰苦诉讼后，“花冈事件”中国劳工幸存者及死难者家属与被告日本鹿岛建设公司达成和解。鹿岛公司向中国劳工谢罪并赔偿5亿日元，委托中国红十字会设立“花冈和平友好基金”，用于对受难者的赔偿、慰灵、遗属的自立、护理以及后代的教育等。

　　西松公司于2009年和2010年分两次与安野案件、信浓川案件受害劳工及家属达成和解，承认强掳中国劳工到日本强迫劳动，致使中国劳工饱受肉体、精神双重侵害这一历史事实，并作出道歉，建立纪念碑。

　　同时，向安野案件、信浓川案件受害劳工分别支付2.5亿日元和1.28亿日元的赔偿，不分伤者和死者，每位安野案件受害者获得约3.44万元人民币，每位信浓川案件的受害劳工可获得五万元左右人民币。

　　三菱公司则在2016年公开谢罪，承认中国劳工人权被侵害的历史事实，向受害劳工及遗属表示“真诚的谢罪”。除了向每位受害劳工或遗属支付10万元人民币外，三菱公司承诺出资为受害者修建纪念碑，让日本后人铭记被强制掳日中国劳工的历史。

　　但需要我们看到的是，绝大部分日本加害企业并未劳工问题表示认罪态度，而作为制定相关政策的日本政府更是一味持回避态度。

　　对于中国受害劳工的维权，日本政府多年以来一直置若罔闻，而三菱公司在日本最高法院驳回赔偿要求的情况下，主动认罪道歉并提供经济补偿。

　　这一选择的背后，是三菱基于在中国市场的长远发展考虑，对于他们这种跨国集团而言，每人10万元的补偿并不多，却能借此收割一波好感，给自己脸上贴一层金。

　　而鹿岛公司支付赔偿则是在不承认法律责任的前提下，说白了，就是拿小钱换大义，只不过是因为受害人及家属已经实在没有时间和精力与他们周旋了而已。

　　昭昭前事，惕惕后人。日本政府作为强掳中国劳工的罪魁祸首，却一再推卸责任，拒绝道歉和赔偿，甚至恶意篡改历史，不由得让人更加警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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