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皓阳| 一个呼吁：春节假期真该延长几天了_风闻

作者: 赵皓阳 来源: 大浪淘沙公众号

　　说实在的，春节不放假，搞疲劳战术，群众过不好年，心里不痛快，干活也使不上劲。——《人民日报》，《让农民过个“安定年”》

　　1999年，国家颁布了《全国年节及纪念日放假办法》，决定将春节、五一、十一的三天休息时间与前后的双休日拼接，形成7天长假，从当年国庆起开始执行，至今我们都在沿袭这个“调休+黄金周”的放假制度。

　　我们看1999年人均GDP，是0.72万元，按照当时与美元的汇率是不到一千美元；2022年我们的人均GDP是8.57万元，按照汇率算刚好一万美元出头。也就是说，我们在人均一千美刀的时候春节放三天假，等到了人均一万美刀，春节还是三天假——很明显，假期少了。

　　国家早就定了基调——“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已经转化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很明显，随着经济发展，假期要变多、福利要变多，这就是“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是非常合理的诉求。

　　主要春节看似七天的小长假，包含了双休日和调休，满打满算其实休了三天。而且春节是中华民族最重要的节日，需要忙的事情太多：前期需要购置年货、打扫卫生、贴春联、炖猪肉、包饺子；后期需要守岁、拜年、祭祖、串亲戚……这些任务并不比工作轻松，所以很多人过个年感觉比工作还累，七天时间根本不能好好休息。然后再一想到回去还要补上调休，就更疲惫了，“黄金周”所设想的休息、娱乐、刺激消费的作用根本无法达成。

　　长期假期制度没有改变，其实跟我们一直不怎么“发福利”有一个共同的根源：长久以来，我们的经济政策、产业政策、金融政策，以及学术界、媒体界，被新自由主义荼毒太深，比全世界各主要国家都要“右”。

　　就拿发福利这件事来说，按理说疫情三年，无论是出于人道主义关怀还是刺激经济的目的，早该给相对困难的群体普遍发福利了，至少要支撑他们渡过封控期间没有生计的困难时期。老读者应该知道，这话我说了三年，然而普遍性的、大力度的福利发放还是没见到，不能不说是一种遗憾。

　　这不是啥阴谋论，“生怕老百姓占便宜”这种思想，在精英阶层内部早就根深蒂固了，发福利是如此，放假多也是如此。甚至于，新自由主义思潮在精英中过于普遍，导致相当多普通老百姓都被PUA了，一提“发福利”就是“养懒汉”，膝跳反射都没这么敏感。

　　一直以来，我都致力于破除新自由主义“吃人思想”的魅惑，关于“发福利养懒汉”“发福利拖垮国家经济”的谬论，我写过很多文章驳斥，比如：《“福利社会养懒汉”的偏见，还要误导我们多久？》《医疗、教育、养老：市场化的死路与福利化的出路》《阿根廷别为我哭泣：从“发达国家”跌落的真相究竟是什么？》

　　然而还是那句话，新自由主义四十年，这些观点太根深蒂固了。很多普通民众，明明他们是发福利、延长假期、限制资本野蛮扩张的受益者，然而被精英们洗脑这么多年，一提到“发福利”三个字，他们就像看见了一条花纹斑斓的眼镜王蛇一样，恐惧地哀嚎着：“不得了啦！养懒汉啦！！！”

　　精英们心理可门清呢，嘴上说着不要“意识形态”，其实比谁抓的都紧。我举个例子，2006年3月《劳动合同法》一审稿对全社会公布，立刻引发巨大反响。在当时互联网并没有深入到千家万户，舆论的天平往往是向精英阶层、社会贤达和“人民富豪”一边倾斜的。

　　华力集团董事长汪力成第一次看到《劳动合同法》时，他感到震惊：这么重要的一部法怎么没有征求浙江企业家的意见呢？深圳某科技集团总裁在接受《中国企业家》匿名采访时说：“劳动合同法是‘未富先娇’——名义上是在保护劳动者，实际上劳动者(利益)的源在哪里？是在企业身上。中小企业运营成本已经非常高了，新法让成本进一步加大。”

　　随后发力的是买办集团与跨国资本巨头。据《21世纪经济报道》，2006年4月23日在上海关于《劳动合同法草案》的研讨会上，上海跨国企业人力资源协会的代表徐婷婷（加拿大籍）在发言时威胁：“如果实施这样的法律，我们将撤资。”

　　随后欧盟商会上书全国人大，认为《劳动合同法》的颁布会“对中国社会稳定和经济发展产生消极影响”；紧跟着美国商会也公开表达：“会让中国的投资环境变得消极起来”。无论是人大还是专家们，都没有想到来自外资的阻力会这么大，这也是《劳动合同法》反复审议的根本原因。

　　最经典的还是公知教父、买办路线精神领袖柳传志的表态：“《劳动合同法》我们看了以后还是紧张的。我们还是太注意照顾现有企业里面员工的利益，而这种东西，实际上对于企业的发展是不利的。实际上这么做，还是会对中国经济的长远发展引起问题。”

　　还有来自于所谓的“经济学家”们的摇旗呐喊。2007年12月，在《劳动合同法》即将实施的前夜，知名经济学家、新自由主义学派在亚洲的代表性人物张五常连续发表四篇文章，尖锐批评《劳动合同法》。

　　张五常的文章中指责：人为干预企业与员工之间的合约，势必极大加重企业用工成本，导致企业倒闭或者裁员，最终损害劳动者的利益，甚至于“这部法律有机会把改革得大有看头的经济搞垮了”，是“大灾难”“中国伟大经济改革的致命伤”“要使改革开放30年的成果化于一旦”。因为张五常在中国经济改革中的重要身份（尤其是在私有化国企和工人大下岗方面立过大“功劳”），这些文章一时间引发社会剧烈反响。

　　对此，劳动合同法立法专家组组长常凯针锋相对地回应说：“张五常是我非常尊敬的一个经济学家，但很遗憾，他对劳动关系基本上没研究，而且对于中国的劳动关系基本上不了解。所以那么很任意的说话我确实感到很吃惊。”随后回应张五常：“你对企业有多少了解？你找过多少工人？你找过多少企业管理者？”

　　全国总工会干部郭军也表示：“在《劳动法》实施的过程中，我们看到了强资本的影子，我们看到了黑砖窑。黑砖窑这个血汗工厂我认为已经够残酷了……如果我们在整个经济发展、劳动关系的规范过程当中，只考虑资方利益，而漠视劳方的利益，我们改革开放的成果有可能真的要毁于一旦了。”

　　最后在多方的博弈与较量之下，《劳动合同法草案》进行了11个方面的重大修改，其中8个方面是考虑了资方的意见。全国总工会对此的评价是：“不得不做出一些倒退性让步”；媒体人杨军对此评价说：“参加博弈的仅仅是几百名专家与一些被邀请咨询的异常活跃的企业家代表，劳动阶层本身并不在博弈过程当中。谁来代表劳动者的利益？”中国社会科学院法学研究所谢增毅教授指出：关于劳动派遣制度，是将来企业可能会钻的一大法律漏洞。

　　而在法律实践中我们也可以看到，资本家们频繁践踏《劳动合同法》，甚至公然宣扬违背法律精神的“996福报论”“用命换钱论”等立场。更有资本家的乏走狗们为之摇旗呐喊，而《劳动合同法》就成为了他们集中攻击的对象。保卫《劳动合同法》，保卫劳动者的基本权益，我们才刚刚出发。

　　《劳动合同法》规定：劳动者在满足“已在用人单位连续工作满10年”的条件后，可以与用人单位订立“无固定期限劳动合同”，成为永久员工。然而在2008年1月1日法律生效之前，华为要求近万名工作八年以上的老员工主动辞职，他们辞职后可再与华为公司签订1—3年的劳动合同——就是为了规避《劳动合同法》这一条款。

　　在彼时华为公司虽然没有如今的国民地位，而它以“顶风作案”公然挑战法律权威的方式，在社会上瞬间掀起了轩然大波。因为它带头证明了：上有政策下有对策，法律是管不到公司的，我华为就这样公开的证明给你看了，你却拿我没有办法。

　　言归正传，再说一个为什么我们需要更长假期的理由：因为我们的假期质量是很低的，便捷的即时通讯设备，可以随时把我们拉回工作之中——看似放假，实则换个地方加班。于是假期的休息、恢复、娱乐、促进消费的功能就基本丧失了。

　　曾经“上下班时间”就是标准的生活与工作界线的区分。而现在有了智能手机，有了笔记本电脑，有了发达便捷全面覆盖的网络，有了微信等即时通讯工具，以至于老板的一条信息，甲方的一句留言，就能让你即便十一二点躺在家里柔软而舒适的床上，也得迅速切换到工作状态。马克思讲资本家剥削工人靠延长劳动时间和压低工人工资，但是马克思那个时代工人下班了就是真下班了，回家里就能老婆孩子热炕头，你工头要让我赶工还能把我从被窝里揪出来不？

　　而现代科技的发展，打破了生产场地的空间限制，让在家工作的“软性加班”变得更为方便，曾经的“八小时工作制”竟然因为生产力的发展变得名存实亡，不能不说是一种时代的讽刺。精神问题普遍存在于年轻脑力劳动者群体中，跟这种情况不无关系。

　　精神需要有张有弛，需要放松，这就是劳动力的再生产。我们吃饭、睡觉、娱乐甚至发呆，都是为了第二天的工作“再生产”我们的劳动力。但是即时通讯设备频繁地打断这样的再生产过程，让我们长期处在一种精神紧张的状态，劳动力再生产被严重干扰；但是明天还要继续劳动力的使用，这就是一种恶性循环。

　　我在之前的文章里讲过这个事，一次我跟一位朋友吃饭，本来是周末其乐融融山珍海味饕餮大餐，多么优质的劳动力再生产条件，但是她就得时不时的去回工作微信，要知道这是周末哎。我留意到一个细节，每次她回老板信息的时候，另一只手都会从舒展的手掌变成紧攥的拳头，这就是神经紧张的一个表现，久而久之不焦虑才怪。

　　（朋友分享的，凌晨一点钟还在频繁闪通知的钉钉）

　　我跟许多朋友聊过这个问题，有些人故意在休息时间不回老板的信息，有些人关闭微信的消息通知，有些人十点钟手机就关机，但是这种行为已经在你的潜意识里种下了种子，你故意不回老板的信息你焦虑不？你关机是不是还在暗自担心万一有什么事？是不是还要想真要有事我没及时回明天我找什么借口？是不是还要想万一我跟老板闹掰了是不是果断辞职？那我辞职了之后要找哪一份工作？就这样下去精神不出问题才怪。

　　疫情期间推广的在家办公，很多人叫苦不迭的原因也是都变成了7X24h在线，上下班时间被无限模糊，劳动者变成了工作的永动机。

　　曾经，我们有过革命的、反剥削反压迫的社会共识，现在这个共识没有了，那至少也得建立起尊重私人空间、工作生活分开、劳动者福利保障、同工同酬加班费的社会共识吧？

　　有一位网友看了我的微博之后给我留言，讲他们公司在四月底有了一个紧急的case，然后leader群发邮件给所有人，号召大家以加班纪念五一劳动节。你说加班就算了，忍一忍也无所谓，尼玛非要扣上个“加班纪念五一劳动节”这个名头，这不就是欺人太甚了么。五一劳动节怎么来的啊，芝加哥工人大罢工争取八小时工作制，是多少无产阶级先辈们用鲜血用生命换来的纪念。结果现在成“加班纪念劳动节”了，这不比踢寡妇门、挖绝户坟、吃月子奶还过分吗？

　　加班不是问题，公司真有一个紧急的case要加班，为了不耽误大事，劳动者也是通情达理的——但是问题是加班费啊。你真要按国家法律规定三倍工资给，你说纪念劳动节就纪念劳动节吧。

　　有工作狂，但没有不挣钱的工作狂。曾经的劳动者们通过一次又一次罢工获得了八小时工作制、同工同酬、最低工资保障、基本福利制度。如果这种情况得不到好转，新时代的劳动者们恐怕也需要自己的“觉醒年代”，来捍卫自己的闲暇时间和休息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