聊聊高中国际班课程_风闻
兰生-01-23 20:10
2021年是我踏入职场的第五年,我目前是一家制造业外企的普通文员。我可能也是公司里为数不多有留学背景的雇员吧,但在实际工作环境中几乎没人会想到我是留学生。我反而觉得这是个好现象让我有归属感,也能看出大家是把我当作一个正常的同事在一起共事。对比其他留学生而言我可能并没有那么大的事业心和企图心,因为我曾经是个学渣,高中时期的我也自知自己不是啥人才,所以我也从不幻想自己长大后会成为领导高管或者是企业家。出国留学对我来说是为了让我体面的获得大学方便以后就业。但一个人的成长过程中总会有一些意外的收获,当我回看曾经的求学经历总会让我对生活有了新的理解和感悟。过去的已经过去,但对还在经历的人来说也许可以成为一种借鉴。2021年也是我离开高中的第十年,这篇文章想从高中国际课程开始聊聊我们这批留学生的经历和故事。
国际班的招生模式
***“高中国际班指的是国内学校与国外学校(国内中介机构负责牵线引进)合作举办的国际教育体制。***由国内学校承担教学管理,为准备出国留学的国内学生提供其他国家的高中阶段的课程教学,教师按照国外的教学计划、大纲、英文教材,以及采用双语方式授课,培养国际性的人才。”(天奇生活,2020)
在我读高中的那个时期,很多高中国际课程招生模式类似一个“割庄家、收韭菜”的过程,换句话来说通过社会或者学校甚至教育部门领导的关系请一些有出国意愿的中考尖子生加入这些项目的课程学习。这批做题家自然而然能够顺利考上世界名校甚至拿到不少奖学金。如果不合适家里出变故,可以直接参加高考。当然这些人就算是重新高考能考上的学校也不会差。此时大家也不难发现学校花力气请来这批尖子生就是用来做广告扩大影响力的,让大家觉得只要你的孩子进这些课程出来也能像那些人一样进名校去常春藤。这类课程真正的目的就是为了赚条件优越孩子家的钱。课程的教学质量反而没有那么重要,学校对普通学生最大的帮助大概是提供体面的成绩单以及给予学生正常的高中校园生活,让我这样原本应该去中专技校的孩子体面的进入高中就读为出国留学做铺垫。只要你不是天生破坏王属性,这些学校的国际班都会录取你。大不了用借读的名义帮你顺利入学。
唯一需要指出的是2008年前后是我们国家留学生数量爆炸性增长的一个时期,那些年无论你是学霸还是学渣,只要是家里有条件送出去留学的,基本都选择了出国留学的那条路。那段时间上外附中参加高考的人数都达不到所有毕业生人数的三分之一,很多人提前锁定海外名校的offer。绝大多数人是希望通过出国留学留在海外工作移民,至少在2008年的时候,很多知名的国际高中课程基本上都会有些好的生源。我的高中同学“咬爷”就是其中的一位,他是大同中学毕业的尖子生,中考以优异的成绩考上了南洋模范。据他自述他之所以会就读PGA课程是因为一位教育系统的大领导推荐。当然他自己正好也有出国的打算,所以一拍即合。当年学校为了表现出重视这位中考尖子生,学校特地在开学前让“咬爷”成为班级团支书。但他高中三年毕业后也就只去了俄勒冈大学就读全球经济,并没有申请到顶流的名校。个人感觉“咬爷”其实是一个非常按部就班的人,一个保守主义者。他总是想做大家都认可的事情,而且他还能把这些事情做到极致。可能他这辈子做的最冒险的事情就是来上外实验读PGA课程走上出国留学的道路。现在看来他其实挺适合留在南洋模范参加高考,并在国内就读大学之后毕业考公务员或者以干部身份进入国企。现实情况是本科毕业后“咬爷”先在新东方教少儿英语,之后因为双减政策去了市三女中做老师。我觉得他确实很适合做这类工作毕竟他学习基本功很扎实从小到大成绩都很好。我也觉得只要在职场找准对的切入点就能有更大的发展,没必要那么在乎所谓的光环和title。
同学间的矛盾和价值观冲突
2008年我在中考失利求学无门的情况下,上海外国语大学实验学校的PGA课程收留了我。而让我感到意外的是居然有几位中考成绩名列前茅的同学会放弃市重点高中机会来到上外实验就读PGA课程。虽然这些人的加入让我有一丝欣喜,给我一种我是在正常学校读书的感觉,但我当时实在吃不准这批高材生为何要来民办学校和我做同学。我只是隐约觉得大家在一个班级里的做事风格生活习惯可能会有所不同。但很不幸的是我在高中三年的时间里还是无意间挑战了其他同学的价值观。这可能要从我们班级人员组成说起,我们班级当时总共有20个人左右。从成绩角度来说我们班级有一半的人是学习成绩非常优秀的人,在这批成绩优秀的人当中又有大概五六个人是中考考入了顶流的市重点名校。但在我们班也有成绩垫底通过学校特别关照入学的人,学校之所以招收这些人可能是为了凑满班级人数维持教学成本吧。从家庭背景角度来说我们班级有父母做公务员、国企领导的,也有家里开厂做大公司分包商代工生意的,同时也有父母开公司做小生意的,当然还有少部分是父母在外企打工的。所以也能看我们班是不同为人处事风格的人齐聚一堂形成一个酱缸文化。我想班级里唯一的共同点大概是家里愿意送我们出国读书。
我直到今天依旧记得项目主管李成海分享给大家的一件事,“咬爷”在刚开学的时候曾经咨询过李成海,询问自己将来应该去从商还是去从政。也由此可见当时那些尖子生对自己未来的期许有多高。这份傲气也使得他们在学校里格外挑剔,小到学校的餐食饭费大到学校老师的教学方式都会被定期拿出来说事。他们的家长也会和学校各种扯皮谈判。而形成鲜明对比的是我们这些学渣在学校里对一切事情都不管不顾。学校伙食不好可以翻墙出去吃一顿再偷偷回来,学校不让看世界杯可以偷偷从宿舍逃出来回到教室开电视机看球赛,学校老师教的好不好我们都无所谓,反正大家本来就是学渣学了也等于没学,只要到时候有说得过去的大学收我就行了。
当时的我在班级的处境可谓是尴尬中的尴尬,我是中考成绩不优秀但通过PGA入学考试的人。从小到大我的历史政治课成绩不错,主课成绩除了英文基本上没有拿出手的。起初上外实验的校长吴佩玉并不想我就读PGA课程,而是建议我就读入学条件比较低的中澳班(一年国内两年澳洲的高中课程)。而吴校长在和我用英语口语交流后改变了主意,同意了我去就读PGA课程。我从小有英文口语交流的基础,至少在03年的时候我们家的小区里住着不少企业高管以及外籍人才,和这些家庭背景的小孩相处让我开了不少眼界。 每逢周末我总会和小区里的几个德国人比赛自行车,有时候也会和几个来自北欧的小伙伴一起打游戏。当时的小区就像个联合国,我们不同国籍不同背景的小孩都能玩在一起。相信也正是这段经历为我将来的出国留学打下了良好的基础。我在初中的时候就曾去过加拿大温哥华游学,自己的父亲也算是在美国国外读过书,爷爷辈往上几代人就在上海的美资电厂工作,可以说我们家里对于欧美文化是不陌生的。我又是一个特别爱说话的人,看到一些和我认知有区别的事情都会跑出来说几句。我那时候觉得班里很多人对国外有误解,总是会直接跳出来反对。就是这样的性格让我和班级里很多人关系不那么融洽。现在再回看那段经历就会觉得我们可能都有点以自己为中心而忽略了别人的意见和看法。
在校期间的挑战与困扰
我们作为上外实验第一批PGA课程的学子,刚进学校的时候会遇到一些安全问题。换句话来说就是校园暴力。这些问题主要是来自高中普通班级的记恨。说实话我个人是非常讨厌中美班中澳班这类称呼,我甚至也反对学校给予我们区别待遇,反对提供比较特别的教室和上课的器械。因为我深知这种情况会引起普通班级同学的记恨,然而身处群体之中的我声音微弱并不能改变什么。那时候我们这些出国分子在吃穿用这些事情上面都很高调,而很多同学居然一点自我保护意识都没有,甚至有些人还觉得我交了比普通学生更多的学费就应该享受“特权”。这也无意间给一些矛盾埋下祸根。我们和普通班级的同学发生过很多次的冲突,这些事情大多都被学校用和稀泥的方式解决。
另外一个比较棘手的问题应该是来自校外商业机构的渗透和蛊惑,这其中最典型的现象就是身边有人被一些商业机构发展成“校园大使”在学校拓展业务。这些同学可能是被利用的也有可能是为了获利主动加入的。我第一次有预感到校园大使的存在是在高二那年。那一年我身边有位和我关系并不是特别好的同学问我要手机号,虽然我感到有点不寻常,但我还是给了。不到一周的时间我接到了来自叫Zinch的留学机构的电话,来电的话务员先告诉我身边不少同学已经和Zinch联系上了。该机构号称可以免费帮助申请海外大学。若干年后我才知道这个机构会利用在校学生来扩大自己的业务,而这个机构给予校园大使的优惠条件也无非就是所谓考进名校的秘籍以及内部招生推荐会。很多孩子正是看重这些独门秘籍、以及和招生官面对面沟通的机会才帮忙到处搜集同学信息的。(注:需要指出的是很多西方名校的招生官其实就是大学留学业务销售,这些人本身就是带着指标来招人的,而决定能否录取的权利在各个学院手里。Zinch的做法是在帮学校招生官吸引更多的学生,推荐成功入学的学生会获得大学的报酬。)
校园大使的存在对学校正常教学有破坏性作用,有时候还会发生为了抢业务黑吃黑的事情。高三那年为了参与ACT考试,学校校董特意找了一位信得过的留美博士来给我们补课。而那段时间班级里总有几个人搞小QQ群声称校董请来的老师不靠谱,自己有更好的渠道,看着大家交情好才私下分享并且不能对外声张。没过多久校董也获得了这个消息,于是决定请这个所谓名师来学校教一节课试一试,明眼人都能看出此名师并没有啥特别履历,只会一些绕口令式的做题技巧,同时还私下希望大家绕开培训机构绕开学校私下找他补课还可以省钱。奈何当时不少同学深信此人传授的技巧。于是很多人不再来学校上课,私下去校外补课专攻雅思和ACT考试。
我们高中三年遇到最大的问题是学校教学秩序被破坏,学校老师对学生失去权威导致班级成了一个无序的状态。虽然我们班级在高一的时候还是一个秩序比较井然的班级,但当时已经为以后的乱局埋下隐患了。这一切的祸根来源主要是因为钱的缘故,究其原因是因为PGA课程每年的学费开支就要好几万,成年后才发现身边有些同学的父母是用透支家庭资产的方式来帮助孩子读国际班出国留学的,有些人甚至把家里唯一套近郊房子给卖了搬到更远郊的区用来凑集出国学费。有这样情况的同学往往会是那些学习成绩不错的人。也就是因为这些同学的学习成绩不错,这些人的父母才愿意放手一搏透支家庭资本供孩子出国。如今大学以及留学越来越市场化。学费涨得奇高,学生和家长成了消费者。一年几十万块花出去,构成全家最大的开销。这钱花得值不值?于是有了个消费者权利的问题。每年新生一入学,你就会发现这类家长比学生还多。和校方交涉的,几乎都是这类家长。他们从选择孩子的宿舍、课外活动的安排到所学的专业,事无巨细,全要和学校讨价还价、给孩子决定好,保证自己花的钱不冤枉。当时的PGA课程才刚刚在上外实验落地,学校这边也处于摸着石头过河的阶段。这批家长越折腾,学校这边就越失去方向导致事情往乱的方向发展。越是乱的局面往往需要强人来指挥,我们高一的班主任周军以及当时外教主管Professor Barry Gottlieb都可以算是比较强硬做派的老师。原本有这两位老师在至少可以保证班级的教学秩序不被破坏,但很不幸高二开学前不少家长以不懂欧美教学为由让学校把周军老师给调离了岗位,而Professor Barry Gottlieb因为被举报有私下有偿补课的行为,从而被开除教职。直到高中毕业后的十年,我都搞不懂这些人为何要做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的事情。唯一能解释的原因大概是一些优等生反感这两位老师抓德育问题吧,所以才会在家长面前添油加醋达到替换老师的目的。反正这两位强人老师离开岗位后我们班级就彻底乱了,少数能看出问题的学生和家长选择退学提前出国读大学预科。
家长的焦虑外加商业机构校园大使的渗透,导致了整个PGA课程失去了办学方向。学生家长越闹越乱,环境越乱正常的教学工作就没法继续。这个恶果终究还是那些搞事情的人自己承担的,高三上半学期开学没多久的一次家长会,愤怒的家长们把校董办公室的铁门都撞烂了,一些人甚至将学校的教学问题升级成了骗钱的问题。令人讽刺的是整个班级从不搞事情的人是那些成绩垫底被学校照顾进来的人。所以这个问题又回到了我开头说的那段话,我实在吃不准这批中考高材生为何要来民办学校与我做同学。好好参加高考哪怕考个一般的大学再慢慢打算出国读书难道不香吗?我是真的没地方去读书才来上外实验PGA做个留学前过度的。随着上外实验这个民办学校被公办学校收购,PGA课程也在上外实验终止了办学,之后在大同中学重新开办。我觉得这是个很正确的选择,至少大同中学这类市级重点学校可以保证基础的教学秩序。
从学生到职场人的角色转换
高二的时候PGA课程方面给我们每个人做一份职业规划报告,这份报告根据每个人访谈的结果以及平时的学习情况来确定内容的。而PGA在我个人的职业规划报告中提到我是一个兴趣广泛能说会道的人,所以适合将来往销售职能的方向上发展。起初我对这份报告的态度是非常消极的,总感觉报告的主体内容低估了我的实际能力。于是我做了一个调皮的决定,拿个U盘假借拷贝学习资料的名义从助教那边把全班其他人的职业规划报告都打包带走回家慢慢查看。然后就发现我们班那几位经常带头给学校找麻烦的同学,报告内容都写的非常积极,建议发展的职业名称也很好听。最后我翻开了“咬爷”的职业发展报告,里面就提到建议他以后就读金融相关专业,职业规划可以往企业管理方向发展。看完其他人的报告后,我就认定PGA的职业规划建议是看人下菜,按照班级成绩排名来提供职业规划意见。不过PGA的这份职业规划报告启发了我对于职业发展大学专业选择的思考。
个人的职业发展还是要靠自身的想法和周遭的环境。2009年某一天,我看到移民澳洲的初中同学在QQ空间提到,自己想利用放学后的课余时间,通过便利店打工攒四千澳币去买一个香奈儿的包。我忽然就联想到了我父亲老板的儿子,他是哈佛商学院毕业生,后来去了谷歌上班,博士毕业后成了一位大学教授。曾经大家互相交流时也了解到,他在高中时也利用课余时间打工,但做这些工作是不是为了赚钱,而是为了给大学找实习工作以及日后毕业求职的职业发展铺路。原本我对这位哈佛毕业生的经历并不感冒,因为在我眼里大家差距太大没法互相学习。然而当我看到初中同学在墨尔本利用课余时间打工的消息时,我是有点错愕的。那一刻我觉得哈佛男说的事情是可以实现的。于是在2009年的那个暑假,我除了去雅思培训班补课之外,还留意了中山公园附近肯德基麦当劳的兼职。然而当我去店内咨询求职的时候,得到的答复无非是只招收18岁以上大学生做兼职。
当时的我之所以看重打工经历主要有两个原因,首先我的学习成绩仅能够保证及格,如果没有其他经历来丰富我的简历,在将来大学毕业求职时很难有自己的特色和优势。我通过我高中的学习成绩已经能预见自己可以进什么样的大学,把剩余经历放在打工这件事情上只会收获更多的经验和回报。其次求学归根结底是要为就业生存服务的,早点接触工作岗位接触社会,遇到的事情无论好坏,就算失败也都能让自己获得更好的成长。而在选择专业这件事情上,必须是就读自己有把握毕业的专业,由于我平时喜欢时政新闻历史人文,所以大学选择了就读传媒专业。到达澳洲后我一直住在当地一户人家家里,没有搬过家,这是为了更好的了解当地文化。之后先是在一间华人教会里会义务承担一些周报打印制作等工作,后来也开始帮忙做点视频剪辑的工作。再然后通过小伙伴的帮衬下也开始了接单做短视频拍的生意。在大学最后一年被当地一家创意公司看中获得了一个实习机会。本科毕业后我并没有直接去读硕士,而是选择回国在一家广告公司工作。当时的我更多是觉得一直在学校里关门读书是不利于自己成长的,不如自己上社会历练一下,看看自己的水平到底是几斤几两。若干年后,和我共同生活6年的澳洲房东老太来上海拜访我,我们聊到打工这个话题的时候她提到,澳洲的一些年轻人沉迷打工攒钱的快感,错过年轻时读书深造机会,影响了将来的职业发展。而我指出,中国很多年轻人只知道在学校里读书,不出去接触社会,大学毕业后无法适应社会环境从而错过很多机会。然后大家都认为劳逸结合很重要。我依旧记得刚进入大学的时候,看到身边当地小伙伴的简历,就感慨我们国内同龄人,在工作经历以及认识社会这件事上,是远远落后别人的。
工作之后再回看高二时的那份职业规划报告,我会觉得PGA课程的老师给我的评价还算蛮真诚的。我如果愿意往销售的职能上发展,也确实有很多路可以走。销售性质的工作可不光局限在出售商品服务的职能上,类似招聘猎头这类岗位也可以算是销售性质的一种。毕竟在我看来销售的本质就是把优势资源抓到自己手上为己所用。硕士毕业后我参加了几次海归招聘会,比较有意思的是很多找我面试的职位都是快消行业的HR管培生。而那个时候我更希望往市场宣传公关方面发展,毕竟这些职能和我的大学专业关联度更高。我很好奇为何那么多人觉得我可以去做HR管培生,在一番调查后才知道很多HR管培生的工作职能是负责去全国各大高校开宣讲会吸引人才以及组织笔试面试等正常招聘流程。这类工作的绩效考核多半是完成每年校招的招聘指标。当时邀请我去面试的HR提到这份工作的年收入可以有14万一年,说实话当时这个收入在应届生当中算高的。事后想想这类公司组织的校园招聘更像是一个大型选秀活动,也难怪他们会看上我这个传媒专业的应届生。不过在进一步搜集资料后发现,这类工作很多人大多只能做两年。因为这份工作需要了解校园文化的人来做,毕业两年以上的人对学校的了解永远不如刚毕业的人。另外,做招聘工作和销售有点类似,一个地方资源开发完,自然是要跳槽去另外一家公司开拓新的资源。我查了下LinkedIn上相关人员的情况,就发现很多HR管培生或者Campus Recruiter在做满两年工作后大多去了其他公司做招聘专员或者继续从事校园招聘工作,之后的发展方向多半就是猎头之类的工作。这种运作生态也无非是你在校园招聘时招了一堆应届生发展成自己人脉,几年后跳槽去其他公司做招聘的时候,可以想办法把以前的校招发展的人一块儿挖过去,几次下来反反复复靠着这批人脉养活自己。不过这样的生活不是我想要的,所以也就没往那方面发展了。
那些失败的经历
在我的职业生涯上有两段不是那么成功的工作经历,但那两家单位都是社会上小有名气的企业。社会上不少人会认为在这类企业里上班是头顶光环的一件事。不过工作磨合的愉不愉快只有当事人双方自己知道,我在那两家公司工作的时间都没超过一个月。不过有时候你的不成功经历,也会是一些公司招聘时所看重的。有一次我被一个澳洲人叫去面试一份工作,面试的领导直接说觉得我非常善于做备用方案,原因是我本科毕业回国工作一年后跳槽到一家不合适的公司做了一个月,离职后没多久就直接回澳洲入学读硕士了。那个主管觉得我特别适合去做客户执行,善于做事情留一手。我自己在做简历时还是很开诚布公的,无论过往经历好坏都会写出来,对愿意和我合作的人来说这是一种坦诚和交底,对想在职场上搞PUA的人来说是威吓。潜台词就是想占我便宜,大家都得不到好处,而且我善于做Plan B,不会被你的套路带着走,大家别浪费时间。
父母的言传身教永远是子女最好的老师,我在职场上很多事情其实也是参照我父亲的。有那么一段时间我在影视行业做一份996的工作,某天上班前父亲嘱咐我尽量做到每天早点回家一起吃饭。我当时还纳闷自己在公司确实做事情离不开,为何父亲却要建议我早点回家。最关键是父亲平时很鼓励我多投入点时间在工作当中。但细想想才发现父亲他自己做为外企的领导,他也很少有加班到很晚的事情。这个时候我似乎意识到我的工作状态可能有点不对劲。之后没多久我就离开了那家公司。父亲不见得能帮我解决工作中的问题,但他提供建议和想法往往能让我知道一件事情最坏会是什么结果。父亲没退休的时候帮了很多人家的孩子找实习工作,但却从来没有帮我去联系过一份实习工作。当我经历过整个求职过程后,我会觉得他这么做是有道理的。我依旧记得我回国第一天去广告公司上班的时候,父亲给我唯一的建议是永远不要说自己刚来啥都不会。
2017年当我重回澳洲的时候,遇到在澳洲SBS广播公司工作的倩姐,倩姐曾经是墨尔本一所小学的老师,之前也做过议员的助理。她就提到如果想在传媒行业发展,就应该先去其他行业发展,等有了社会阅历再回来从事传媒工作。我后来把那次访谈结合之前的工作经历,整理成一份报告当作Media Career Development的考试交了上去。学校老师也很有意思的给了我一个HD的评价。然后好巧不巧在放假期间回国找到一份在蒂森克虏伯电梯的行政实习工作。那一次实习让我第一次见识到这世间上居然有准点上下班、办公室环境良好、人际关系友善的工作环境。这时候再看那些校招时所谓的知名企业,会有一种被骗的感觉。用台湾人的话来讲就是那些企业在搞造神活动来吸引年轻的劳动力。所以我就这样被留在了制造业电梯行业,现在依旧在一家电梯公司上班,估计今后几年也会继续在这个行业里发展。
写在最后的话
高中时的我像是一个被逼到墙角的人,由于没和身边的同学搞好关系,总担心这群人会对我实施信息封锁,于是乎我到处试着去打破信息壁垒,和社会不同背景的人聊天请教问题,时间久了也就成了自己的一种习惯了。不得不说我们处在一个信息爆炸的年代,很多社会机构都在通过舆论抢占对生活的定义权,这当中也包括重定义成功人设、制造焦虑等方法。给你描绘一个令人向往的奋斗目标,同时也利用焦虑心态来暗示你不走这条路会被社会抛弃。大学时我曾帮一家公司拍过宣传视频,那家公司的业务包括幼教辅导、考试升学培训、留学投资移民养老等,换句话来说这家公司的业务可以涵盖一个人从出生到坟墓的全部。现在不知道在双减政策和疫情的影响下这家公司还在吗。
现在很多企业在招聘时也会利用相同方式去招聘,那些企业之所这么做是因为自身实力并不雄厚但急于需要人才,于是把为数不多的钱投入到传媒工具当中,制造社会舆论,这些企业确实喜欢找大学应届生,毕竟这些候选人从小埋头读书也没怎么接触社会,不少成绩好的同学因为善于在压力下完成任务,反而更容易被那些企业PUA。一旦工作时间占了生活大部分,一个人就不太会思考其他事情了。我曾经在吴江路一家咖啡店喝下午茶时,就听到俩个企业主管在交流雇人经验时提到,要给手下的年轻人排满工作,千万不能给他们停下来的时间,工作要排到年轻人主动来说事情太多解决不了,因为一旦停下来年轻人就胡思乱想。听到这些话我当时就想这俩主管肯定不会对自己孩子这样,一定是捧在手心的小公主小皇帝。996工作状态和中年危机在很多时候真的是一对双胞胎,因为工作太忙没心思思考,外加家庭开支增长无法停止,最终导致中年失业。我自己确实很喜欢没事情一个人在市区主要商圈的饭店吃饭,人一坐下来就能听听身边人聊天的话题,被人举报拿回扣的、私下安排裁员名单的……真的是什么话题都有,足够开眼界。
高中的时候超哥是一个让我印象深刻的人,高二当班级教学秩序出现问题的时候,他作为自己宿舍的主心骨,带领其余三个人一起复习考试,并共同前往香港参加SAT考试。最后他顺利进入普渡大学深造,回国后先是在德勤工作,后来去了蔚来汽车做财务BP。超哥最让我佩服的是他那种永不放弃的精神,即便是最糟糕的环境也会想办法找一条路出来。所以我后来经常和身边的人说,等下次搞同学聚会一定要想办法请超哥出来听听他的故事。就我自己的成长经历来说我比较想感谢姚老师,我从进入上外实验到后来去澳洲都是姚老师在帮忙牵线搭桥,也正因为她的帮助让我在澳洲留学有了个很好的开头。另外我觉得自己应该对周老师说声谢谢,他承受了我们太多的负面情绪和不成熟。我原本在2011年离开上外实验的时候想要和周老师道个别,奈何那时候他因为有事不在学校,于是只能作罢。我依然记得我最后一天离开学校的情景,那是一个三月星期四的中午,我先是去总务处交换了自己的门禁卡,当时负责登记的老师还挺欣喜我没有把门进卡弄丢,并退还给我10元押金。当时学校中午的广播里正在放范玮琪的歌《最初的梦想》,伴随着音乐我拿着大包小包离开了学校。
前段时间我在嘉里中心吃shake shack的时候,偶遇一位16岁的市西中学国际班的女生,大家在闲聊的时候她提到了班里一个小男生,那人父亲是欧莱雅亚太区的一位副总,而那个小男生是借读在市西中学读书的,成绩也不太好平时也不怎么和别人接触,小姑娘觉得这人将来肯定废了。听到这个故事的时候我心里有点波澜,但并没有在陌生人面前表现出来。当时的我其实想说点啥,但又欲言而止。不过话说回来现在很多学校的教学秩序还是可以保证的,至少不会像我们那时读到高二开始越来越失序。和小姑娘聊下来感觉高中的国际班和以前也没啥太大变化,年轻人遇到的问题还是那些问题,只不过大家需要多考虑在疫情影响下的其他问题。读书时我们很多人的社交环境其实是半封闭的,身边交流的对象可能也只不过是同龄人。进了大学后会怎么样?毕业之后会怎么样?工作后会怎么样?这些问题是没办法通过同龄人和中介去了解到的。这也是我想写这篇文章分享自己经历的原因。这就是我离开高中后十年内的故事,那些开心或者不开心的事情都已经过去。只是闲暇时回味起来,会觉得还蛮有意思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