粗话，谈中国人口增长_风闻

关于人口问题想谈一下个人的看法，只是为人们提供一些在此问题上的借鉴参考，如有错误和不正之处欢迎批评指正。

发达国家的人口问题

美国    据有关资料显示，美国的人口增长情况复杂，本土人口净增长2022年24万，上百万国际移民流入美国成为人口增长的主要来源，其中以美洲移民为主。“美国正面临其从未正面解决过的难题——人口问题。”

欧洲    (信息来源：网络)欧洲在二战后曾有一段生育高峰期，但随后人口出生率开始下降。许多年轻夫妇都抱怨，抚养孩子费用太高，不敢多生。也有大量育龄妇女因追求事业发展等原因推迟生育，或者干脆不生孩子。统计数据表明，在德国受过高等教育的妇女中，３９％不想要小孩；而受教育水平较低者中，也有２５％不愿要后代。２００３年统计数据显示，德国每名妇女平均生育１．３４个孩子，而要保持人口结构平衡，需要每名妇女生育２．１个孩子才行。欧洲委员会今年４月７日公布一份研究报告预测，到２０５０年，欧洲人口与１９９５年相比，可能会减少１３％到２２％。不孕症是欧洲人口下降的主要原因。英国设菲尔德大学研究生殖学的教授比尔·莱杰最近指出，受妇女晚育、性传播疾病发病率上升、儿童肥胖人数增加和男性生殖能力下降等因素的综合影响，欧洲夫妇面临非常严重的生殖问题（实质是非常大的比例上出现了严重的伦理道德沦丧问题），不育夫妇人数１０年内将翻一番。

日本    日本人口自2011年开始至2022年连续11年负增长，历届日本政府一直受该问题困扰几乎陷入无计可施的地步。据日经亚洲新闻报道，2022年日本总人口又减少了53.8万人。

存在和质疑

通过去了解世界人口增长的分布情况，人们发现世界上人口增长缓慢或出现人口负增长问题绝大多数集中在发达国家和地区。由此，人们不竟得出一个“标准答案”：随着社会发展到某种程度，人口负增长是其必然结果。这就要问了：是什么样的社会，发展到什么样的程度就有此必然的结果呢？是不是可以这样去理解，当中国工业化以后，城市化进入某种程度的现代化，人口就必然负增长呢？我们是不是要进一步去探究“发达”“城市化”“现代化”的定义，以及这样的定义是否存在反人类繁殖的文化基因呢？答案是肯定的。

一个思考方向的提出

我们同时也注意到落后地区或发展中国家的人口为什么普遍呈现正增长势头？一个前提是，如果落后地区的人口不被发达地区所吸引，往往这些地区的人口将受到地理资源条件，科技发展水平的约束而稳定在一定的水平状态。超出均衡水平过多的人口增加在历史上将导致生存资源的不公平分配从而激发战争和冲突的发生，人口增长和人口稳定进入下一个历史循环阶段。中国的朝代更迭或将基于此种缘故。

落后地区和发展中国家的人口增长的内因在哪里？这里头可以肯定存在我们没有发现的有利于人类繁殖的因素。回顾中国解放战争以后，尤其是70、80年代的那段时间，中国城市人口增长旺盛，户籍制极大的限制农村人口向城市转移。而城市人口婚姻率高，离婚概率低，出生率奇高，以至于政府不得不出台计划生育政策。这里头和平生存环境、传统文化传承起了极大的推进作用以外，还有一个主要却又容易被人们忽视的原因，它就是生存与繁殖的紧密性问题。农村的生存和繁殖环境是建立在生存物资的获取与繁殖环境的时间和空间随时转换。人们可以一边劳动来维持生命的延续，一边又可以随时去解决育儿、养老的生活琐碎。在城市，无论是企业还是机关、事业单位，居住和工作场地无限接近，子弟育儿园、子弟学校、生活服务部、老年俱乐部等配套设施形成众多局域化的小型社会，维持着某种程度的内循环。这些设施和政策环境的完善极大的解决了城市居民养儿育女、养老送终等重大的生活问题。

现代化、城市化是何种意义之上的发达化。我们将时间拉回到宋朝，北宋京城汴梁也就是今天的开封市，那时候一片繁华，外邦来朝，“越来越多的人口都从世界各个地方涌入京城中。到北宋后期，汴梁的人口密度大概是平均13000人/平方公里”，并不比现在差多少，人口也没有出现负增长的吊诡。按照今天的理论来分析当时地理资源条件、科技发展水平，这不符合“逻辑”。正因为不符合“逻辑”，随着人口的进一步增长，财富分配的不公平才导致社会动乱，朝代更迭发生。

“现代化”、“城市化”这两个名词里边绝大多数定义的内涵是美国和欧洲灌入进去的。“现代化”、“城市化”其实质是社会资本化的果，资本疯狂的逐利性运营，要求尽可能压缩资源-加工-消费这一循环在时间和空间上的距离，以利于资金周转的效率。人是完成这一循环的动力，为了这个循环能持续下去，不得已通过工资的方式去维持生命的存在。在此之外，老人和小孩并非重要的参与方，尤其老人是拖累资本运营的一方，可以通过某种生物制剂的方式去减小压力。因此，当劳动者离开家庭参与社会化分工以后，家庭处于短暂的游离状态，资本将这些问题抛开给了社会和家庭，于是社会和家庭必然承担更多的责任，而这些责任和问题又是通过资本的方式去解决。看似非常完美，实际上将问题转化为生活成本就像滚雪球，支出的一方努力的维持挤牙膏状，而收入的一方尽可能减少支出。矛盾产生了，更多的新生人口和老年化人口加剧了矛盾的尖锐。普通人只有少生、不生来简化整个生命周期的“麻烦”。

从上述角度来观察人口问题，那些通过资金补贴，在特定时间开放低等级视频播放，奖励三胎、四胎、五胎等等政策都无异于隔靴搔痒一般可笑，事实上也收效甚微。俄罗斯在刺激人口增长方面的政策不可为不大，日本政府为刺激人口增长投入的精力不可为不多，可旧问题死死缠着他们不放。就是因为人们没有找到问题的本质。

基于上述观点，中国农村人口增长问题其实相对容易解决。只要合理的增加土地面积，提高单位面积产量，目的在于提高农民的收入；将农村基础设施建设向教育、医疗和环境美化方面倾斜；将科学研究机构和大学放进农村。农民就不会像现在这样，三亩地的收入渣渣迫使农民离开土地进入城市谋取更多收入。进入城市里的男人寂寞难耐，偷鸡摸狗；留在农村里的女人朝思暮想，勾三搭四。把生存与繁殖的紧密链条生生斩断，问题只会越来越严重。在美西方上演的那些个乱象，迟早将会在中国再次演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