钱玄同和钱三强，父子二人，为什么三次改名？（辅导女儿初二历史第12课）_风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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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天聊初二历史第12课，新文化运动，我们由面到点，收拢视线，聚焦到两个人身上：钱玄同，以及他的儿子、后来成为我国原子弹工程元勋的钱三强。

先说钱玄同的一些历史贡献，我总结了三个词语：中国印度、鲁迅和李大钊。

说贡献，不是应当说他取得了哪些学术成就，有哪些文化影响吗？为什么是这三个词语呢？各位客官，且听我慢慢道来。

中国和印度，两个国家，起码有三项基础条件差不多：印度是1947独立，摘下了英国殖民地的帽子，而新中国是1949年成立；两个国家又牢牢占据世界第一和第二人口大国的位置、并且人口规模远远甩开其他国家；中国和印度又同样都经历了二三十年的计划经济的曲折道路，总体上看，两个国家，现代化道路的初始条件差不多。

（龙象之争，是一些西方人玩心思，这些年开始炒作的一个概念）

那，从今天的发展成就来看，中国比印度好上不少，这是为什么呢？

有一种观点认为，这得益于中国较高的劳动力素质，支持了中国快速的的工业化进程，而印度的工业化由于文盲率很高，人口素质拉后腿，从而步履缓慢。——扫盲和一个国家的现代化和工业化之间，存在很强的因果关系，你可以想一想，如果一个人，连钞票上的本民族文字都认不全，你有什么办法教他能够操作稍微复杂一些的机器呢？

那新中国能够快速扫盲，实现绝大多数人能够识字，除了强大的国家动员和组织能力之外，有一个作用不容忽视。

周恩来总理说过：没有钱玄同等前辈锲而不舍的追求，也许我们今天还无缘享用汉语拼音和标点符号的恩泽。

（前排左2-4：钱玄同、蔡元培、陈独秀）

我们的历史上，文言文虽然美而雅，学习难度却很大，传播范围也小，非常不利于文化向大众渗透和普及，来推动社会的发展。

正是钱玄同，新文化运动的这一员干将猛将，他大幅度的降低了汉语汉字的学习难度和使用难度：

他不仅大力推广白话文，还创建了白话文的语文教科书；

他起草了第一批2300多个简体字，使汉字的书写变得简单；

他使用汉语拼音，大幅度的降低了中文的学习难度；

他又使用标点符号，使我们的阅读不再由于断句麻烦而倍感艰难。

有人统计过，民国时期，全国人口大约4.5亿，而从1912年到1946年，三十多年时间里，全国总共培养专科以上学历人才，18.6万人，平均每年几千人的规模。

这么小的知识群体规模，在社会文化的革新方面，或许会显得精英荟萃，但撒到一个巨大的农业国家的工业化转型中，将会只有骨干而没有血肉，因为没有基层人才的支撑，而不能全面发力运转起来。

今天，我们每年毕业超过1000万的大学毕业生，享尽工程师红利，虽然也有幸福的烦恼，但总比新中国成立前，超过80%的文盲率，强上太多。

从这一点来说，印度想要在将来，向中国看齐，除了精英教育之外，恐怕还得大力加强普通人的受教育水平。而这项任务，还得印度人自己努力来做，而不是西方精英多夸几次印度，就能凭空解决了这个问题。

我们回顾钱玄同，还有一个非常大的原因，鲁迅这个名字，从新文化运动中一跃而起，是跟钱玄同紧密联系在一起的，或许，没有钱玄同，就没有鲁迅的喷薄而出。

（或许，没有钱玄同的激发，就没有鲁迅的喷薄而出）

到北京的头几年时间里，周树人心情苦闷，在琉璃厂的故纸堆里“抄古碑”寄托情思，日复一日，可能，一个不上不下的公务员，也就这样走完自己沉寂而凡俗的一生。

1917年夏天，张勋复辟失败后的一天，钱玄同和周树人之间，在宣武门外，南半截胡同，绍兴会馆的补树书屋老槐树下，发生了一段激烈的对话：

钱玄同问：“你抄了这些有什么用？”

周树人答：“没有什么用处。”

钱玄同接着追问：“那，你抄它有什么意思？”

“没有什么意思”

钱玄同又一次建议说：“我想，你可以做点文章。”

周树人抬头问：“假如一间铁屋子，是绝无窗户而万难破毁的，里面有许多熟睡的人们，不久都要闷死了，然而从昏睡入死，并不感到就要死的悲哀。现在你大嚷起来，惊起了较为清醒的几个人，使这不幸的少数者来受无可挽救的临终的苦楚，你倒以为对得起他们么？”

钱玄同，断然回答：“然而几个人既然起来，你不能说绝没有毁坏这铁屋的希望。”

重复一下，几个人既然起来，你不能说绝没有毁坏这铁屋的希望——钱玄同这一句石破天惊的话，彻底打动了周树人的心，从此中国文坛和思想界多了一个鲁迅。

话说，钱玄同原名叫钱夏，字德潜，他改名叫钱玄同，是在五四前夕，就像这个出自《道德经》第五十六章的名词一样，表达自己虽是从旧的文化中走出，本质却不同，名如其人，做冲在新文化运动最前列的急先锋。

钱玄同第二次改名，却是改回原来的名字。因为此时，抗日战争已经全面爆发，他的身体极度虚弱，不能走远路，无法随学校南迁，为了表达自己的心志，他又一次改名字，再叫“钱夏”，夏正是华夏的夏。1939年的1月，他奔波于帮助李大钊的子女，筹措路费秘密到延安，劳累过度，突发脑溢血，在北平去世。

（钱玄同夫妇和儿子钱三强 抗战前夕）

钱三强，是钱玄同第三个儿子，原名叫钱秉穹，新文化运动之时，1913年出生的钱三强，是一个才几岁的幼儿，不成想，这个孩子到了中学时代，爱上了打篮球，体格健壮，和同学来往之间，常被羡慕身体素质好。其中一个同学，就自嘲自己是“大弱”，而夸赞钱秉穹，而这正合钱秉穹的心意，考虑到既然在家里正好排老三，那就叫“三强”吧。

1937年七七事变这一年，改变了很多事情。对于钱家，一边是老父亲忍痛留居北平，一边是三儿子作别故土，踏上法国留学的路途，钱三强从事研究的，已经不是文字文学，而是核放射科学，他的导师，正是居里夫人的女儿，1935年刚获得诺贝尔化学奖的伊雷娜·约里奥·居里。

不知道中国的抗日硝烟，怎样影响了在异国他乡求学研究的钱三强，我们只知道，父辈在他们从事的专业上虽然学富五车，内心却常有民族积弱的无力感，深深的刺激着钱三强内心的思考和努力的方向，他和他从事原子弹研究的领导工作后，推荐的一个人，邓稼先，两个人，有着相似的家庭背景和心愿。

而这，成了他们这一代科学家身上坚毅前行的不竭动力。

1964年10月，中国第一课原子弹，如愿，爆炸成功。

（王菲演唱的如愿）

你是 岁月长河

星火燃起的天空

我是仰望者 就把你唱成歌

你是 我之所来

也是我心之所归

世间所有路都将 与你相逢

而我将 爱你所爱的人间

愿你所愿的笑颜

你的手我蹒跚在牵

请带我去明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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