霍巍｜三星堆考古，重绘中华文明的知识图谱_风闻

编者按

近日，由《探索与争鸣》编辑部主办、四川大学历史文化学院（考古文博学院）和上海大学博物馆承办的“第二届全国优秀青年学人年度论坛”之专题论坛“宅兹中国：博物馆、数字技术与文明探源”成功在线举行。四川大学博物馆馆长、教育部长江学者霍巍在主旨报告中对三星堆考古作了完整、全面的阐述，以下为报告主要内容。本文原载《解放日报》2023年1月13日第14版，本公众号特此推出，供读者思考。

三星堆考古的发现历程

三星堆的考古发现是一个逐渐揭开面纱的历史过程。三星堆其实是一座古城。最近几年的考古发现，它一开始的规模可能并不是很大，也没有规整的城市布局规划，但是到了三星堆的鼎盛时期，随着城市的扩张、人口的增长，逐渐形成了这么一座古城。

  霍巍

“三星堆”之所以得名，因为这个地方有三个大土堆。它们原来是连为一体的古城墙的一部分，后来因为自然破坏、人工取土，才形成了三个独立的土丘。这座古城的东城墙、西城墙、南城墙保存得较好，北面是鸭子河。根据考古发现判断，北面也曾经有过城墙，可能由于河水不断侵蚀，北城墙现在已经看不到了。

这个古城里有一条河叫马牧河，是一条人工开掘的河流，它把古城分为南北两块。河的北面有一个叫月亮湾的台地，这是三星堆文物最早被发现的地方。马牧河的南面就是有三个大土丘的三星堆。

1929年，住在月亮湾的农民燕道诚和儿子燕青在干农活时偶然发现了一坑玉石器。1931年，英国传教士董笃宜将买到的一部分玉石器交给华西协合大学博物馆馆长、美国学者葛维汉进行鉴定，葛维汉看到以后非常震惊，就派他的助手林名钧到现场勘察，得知这些都是地下出土的文物。

正在进行考古工作的葛维汉

这里需要特别指出的是，华西协合大学博物馆是中国大学中最早成立的博物馆。1934年春，葛维汉和助手组成了考古队来到三星堆。他以非常敏锐的、受过考古学训练的眼光，选定几处地方进行了为期10天的考古发掘工作。这次考古发掘，共出土了文物600多件。它让我们第一次认识到，这里有一个重要的古代遗址。

对于三星堆的第一次考古发掘在当时并未引起很大的关注，它犹如一颗流星划破夜空，但瞬间即逝。1934年，葛维汉公布了此次三星堆考古的报告。当时旅居日本的郭沫若看到林名钧寄给他的材料后，初步了解了这次发掘的情况。第一次在月亮湾出土的器物，它的特点是以一个坑位为单位出土。所以，当时有学者认为这是祭祀坑，因为它显然不是生活区的遗存，而是有意识地把一些具有祭祀性质的石器、玉器、青铜器、陶器堆在坑里埋起来。这次考古发掘带给我们的最大惊喜是玉器的出土，这些玉器包括玉琮、玉璧、牙璋等，都属于礼器，涵盖了礼玉的很多种类。

总的来讲，20世纪30年代是三星堆考古的开启阶段，但是限于当时的客观条件，考古研究工作比较粗线条，不是非常精准到位。

1986年的考古大发现

1934年到1986年间，四川省考古研究所和四川大学在三星堆开展了很多次考古工作。他们在这里发现了古城墙，发现了古墓葬，发现了人类生活居住的区域，还进行了规模较大的航拍，获取了很多资料。

大多数考古工作就是在这样普通常规的状态下进行的。直到1986年，三星堆遗址又有了石破天惊的发现。那一年，四川大学84级大学生需要寻找考古实习地点，就和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所联合组队，准备对三星堆遗址再次进行考古发掘。1986年，国家文物局批准了该申请。这是三星堆历次考古发掘中面积最大的一次，一开始的发掘面积约为1600平方米，后来随着考古工作的深入，发掘面积不断增加。

我当时作为一名刚毕业的硕士研究生，带着84级大学生参加了考古实习。考古工作的整体布方分成三个区域：一区、二区、三区，就是围绕着三星堆的三个土堆而展开的。

我们今天在三星堆博物馆里看到的一些成形的、颇具震撼力的修复的陶器，大多是在1986年发掘时获取的。当时三区的文化层最厚，堆积土有2.5米，出土的文物也最丰富。我主要负责二区的勘测，结果没想到，就在二区发掘接近尾声的时候，发现了震惊世界的1号、2号坑。当时，三星堆这个地方遍布了林林总总的砖瓦厂。每天，各种车辆出入这里拉砖拉瓦，这些砖瓦生产基地的取土量之大，对遗址的破坏可想而知。就在我们进行考古发掘的时候，砖瓦厂的取土也一直没有停止。

7月18日这一天，天气特别炎热，我们在室内整理资料。突然，在二区台地上取土的民工来报告，说他们挖出了东西，这就是后来的1号坑。我们随即对1号坑进行了抢救性发掘。而在这个过程中，民工们仍然在这个台地上取土，我们就让他们退到远一些的地方去。民工们向南移了大概30米继续取土。没想到，8月14日，这些民工从地下挖出了青铜人头，他们惊骇不已，因为从来没见过这些东西，于是又把它们埋了回去。两天后，他们思前想后，还是报告了考古工作站。我们随即赶到现场进行发掘，这就是2号坑。所以说，是取土的民工们帮我们发现了两个坑。

1号坑共出土了器物420件，2号坑出土了1300件，这些器物都是分层被埋进坑里的。当时出土的青铜器有一个特点，就是它们大多是破碎的，像青铜大立人出土时被凿为两段，说明是有意而为。正是由于存在这些故意毁器的现象，让人联想到这可能与古代祭祀的程序有关，所以很多专家推断这两个坑是祭祀坑。此外，这两个坑的表层都覆盖着象牙，象牙的下面是青铜器、玉器和海贝，这与今天的考古发现非常相似。

三星堆发掘现场 

（图源：新华社）

与中华文明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

2019年，三星堆遗址祭祀区新发现了6座祭祀坑，截至目前，累计出土文物1.5万多件。

曾经有很多人问我：你们当时在这里发掘出1号、2号坑后，为什么没有继续进行其他探测和发掘呢？因为当时我们对1号、2号坑的发掘是仓促上阵，属于抢救性发掘，而通过那次发掘，已经对三星堆整个祭祀区域引起了高度重视，并确定了以保护为主的方针。现在看来，那时的决策是完全正确的。今天，随着我国考古技术的迅猛发展，才使得2019年三星堆考古发掘取得了多学科联合攻关的丰富成果。

新发现的3、4、5、6、7、8号坑和1986年发现的1、2号坑，基本形制与朝向一致，出土文物种类也相似，属于同一类型的器物坑。其更确切的定名应该是祭祀器物掩埋坑，而非狭义的祭祀坑。因为从各个坑全面探测的情况来看，坑内的灰烬层不是满坑都有，说明有些灰烬是在坑外形成的，而不是在坑内纵火。所以，古人的祭祀场所可能是在坑外而不是在坑内，坑内只是埋葬了祭祀的器物。

**三星堆遗址考古新发现，为中华文明多元一体的历史进程研究提供了新的实物资料。**首先，三星堆文明与中华文明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比如，从青铜铸造工艺上来看，三星堆的青铜铸造工艺属于中国青铜器铸造的体系。它以模范法来铸造，其工序包括熔炼、合金配制、塑制泥模、浇注、打磨、修理、切割等，这是商周时期应用最广泛的青铜器铸造方法。其次，三星堆出土的青铜器深受中原商文化青铜器的影响，如尊、罍、盘等青铜容器，器型和中原殷商时期的同类器型基本相似。3号坑出土的顶尊跪坐人像和8号坑出土的顶尊蛇身人像，头上都顶着一口大尊，这说明三星堆人熟知中原文化系统的青铜器，他们熟悉这些尊，知道这些尊是尊崇之物，是礼器，所以在人像头上顶着圆尊。

和世界上其他古代文明相比，中国青铜时代具有独特的气质与形态。具体而言，一是器物形态和功能，以青铜礼器为主，其次为青铜兵器，而青铜农器较为罕见，体现出文献记载的中国早期文明“国之大事，在祀与戎”的鲜明特点。二是青铜器的资源、铸造和使用，都体现着国家层面的财富集中和权力象征，这与西方世界仅以青铜器作为生产工具和兵器的功能性特征有着明显区别。显而易见，三星堆青铜文化也同样具有中国青铜时代的文化特征。

三星堆遗址中的铜人头像

（图源：新华社）

神秘而独特的青铜文化

那么，我们为什么说三星堆遗址改写了中华文明的知识图谱呢？

所谓知识图谱，就是传世已久、形成定势、影响深远、深入人心的系统知识。比如中小学的教材，就是人类知识图谱的一种体现。而从三星堆出土的一部分器物是过去从未见过的，完全颠覆了人们印象中对中国青铜时代的旧有认知。

三星堆遗址中那些让人感到神秘而独特的青铜器大致可以分为两大系统。一大系统是由高大的青铜神像、造型奇异的青铜面具和各种头型、发式的青铜头像组成的“青铜神灵系统”。最大的青铜立人像高达2.6米，是现存世界上最高的青铜立人像。它究竟是君王、巫师，还是集王权、军权、神权于一体的象征？全世界的专家学者有不同的看法，但毫无疑问它的地位非常显贵。

青铜面具主要有两种形态：一种是拟人的，和人的形象比较接近。另一种完全是神像。神像最突出的特点是，它的眼睛与脸呈90度垂直，向外凸起。这种形象让人联想到《蜀王本纪》中曾有记载，说古蜀国的君主是纵目人。青铜头像的形态各异，有平头的，也有圆头的，大致是平头居多、圆头居少。它们有着各种各样的发式，最多见的是独辫式，也有把头发辫子缠在头顶的，还有梳一个发髻的发式。有专家认为，不同的发式可能代表着当时三星堆不同阶层、不同来源的人群。

另一大系统是以各种神灵动物和“神坛”“祭坛”组合而成的“祭祀礼仪背景”。在此次新发现的6个祭祀坑中，多件被称为“祭坛”“神坛”的青铜器物出土，其中有的“坛”上出现了众多参与祭祀场景的人物形象，他们的身份、等级有着明显的区别，很可能曲折地反映出三星堆神秘的祭祀场景。我们从“祭坛”上的人像中看到，三星堆人具有典型的南方民族的特点：穿着短裙，腰间系带，光脚板，他们的眼睛比较大，脸部比较扁平。这可能是当时的三星堆人对自己的客观描述。这些参与祭祀的人像，有的抬着东西，有的跪坐着，有的手中执有棒状的弯形器物，有的则双手做出一个姿势，不执任何器物。尤其引人注目的是，有的“祭坛”或“神坛”上设有带柱子的平台，平台的上方或者下方往往还会出现一尊高大的神兽。这类青铜器过去在中原青铜文化系统中不曾出现，是三星堆青铜文明的独特创造。

三星堆8号坑铜“神坛”局部

（图源：新华社）

重绘中国青铜时代的知识图谱

青铜时代是人类社会发展曾经历过的一个重要的发展阶段。在震惊世界的三星堆青铜文明被发现之前，殷墟青铜器一直是中国青铜时代最具代表性的知识图谱。

首先，从器型上看，殷墟青铜器以鼎、簋、甗、鬲等青铜容器为主，兼有部分兵器；从纹饰上看，殷墟青铜器不但流行通体饰以底纹，还出现了重叠加花的所谓“三层花”，形成繁缛富丽的风格，兽面纹（也称为“饕餮纹”）这种由古老神灵动物变形而来的形象成为青铜器上的主要纹饰。殷墟已经能够铸造出重约833公斤的“后母戊大方鼎”这样的重器，表现出商王朝大量控制青铜资源的能力以及高超的铸造工艺。很显然，历史上夏商周三代的青铜铸造发展到殷墟时代，业已奠定了中国青铜时代的基本面貌。而且，殷墟青铜器在同时代的世界各国青铜文明中，也代表着当时东方文明体系的最高水平。

三星堆出土的则完全是蜀地独创的青铜器物，包括高大的青铜神像、造型奇特的青铜面具和头像、各种神灵动物如鸟、龙、虎、蛇、有翼神兽等的形象，以及青铜神树、青铜神坛等器物，看上去似乎与我们印象中的“正统”的殷墟青铜器相去甚远，但是，从中国上古传统的文献记载中，我们似乎可以找到它们的渊源和历史线索。

根据推测，这些独特的三星堆青铜器总体上与三星堆人进行祭祀，和神灵、天地进行沟通这类介于人神之间的行为活动有关。张光直先生认为，将世界分成天地人神等层次，这是中国古代文明重要的组成部分，中国古代许多仪式、宗教思想和行为就是在这种不同层次之间进行沟通。主导这些祭祀活动的人员被称为“巫觋”，他们的主要职务是沟通天地人神。那么，如何才能达到这个目的呢？从古文献记载来看，巫觋用于通神的工具和手段有以下几种：第一，神山。即通过高山而进入神界，如《山海经》所载，“昆仑之丘，是实惟帝之下都”。第二，神树。即以高大的树木作为登天的工具，如《山海经》《淮南子》等文献中所记载的“建木”“扶木”“扶桑”“若木”之类。第三，在神树和神山上栖息、飞翔的鸟，可视为巫觋们登天阶梯的延伸。此外，其他神灵动物也可以起到在人神之间沟通与搭建桥梁的作用。

这些古史记载的神山、神树、神鸟和其他神灵动物不仅都在三星堆出土的器物中得以展现，而且上古时期祭祀过程中的许多流程和细节也从三星堆8个祭祀坑的考古发掘中有了更为原始、更为直观的呈现。所以我认为，三星堆的考古发现改变和重绘了中国青铜时代的知识图谱。古蜀先民们基于中华文明的传统，采用极其浪漫和夸张的艺术形式，尽情表达“神人之间”的沟通，为中国青铜时代增添了丰富的内容，也为中华文明和世界文明作出了独特的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