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球大疫”中的政府和我们_风闻

在现代社会，出现全球疫病大流行，政府和个体该怎么做？我们又该如何看待政府行为和个体行为？

近两个月来，人们对3年疫情防控过程和当下情况做了很多思考，提出了一些很有挑战性的问题。我们究竟该怎样作答？

2022年11月11日，中国国务院联防联控机制综合组发布进一步优化疫情防控的20条措施；12月7日，又发布进一步优化落实防控的新10条措施。全球对此极为关注。随后，交通、社区等物理隔离措施解除，人员流动加快恢复，一些城市相继经历了病毒传播的高峰期，很多感染者遭受了痛苦，也出现了不少重症病例和死亡病例。

对此，人们议论很多。有人认为，病毒传播力很强，根本防不住，所以，没有必要防控，该阳就阳吧。也有人强调，只要躲避和防控病毒，就是限制人的自由流动和正常经济活动，是不科学的。

那么，该不该任由病毒在人类社会长驱直入呢？这是一个很严峻的、关乎人类现在和未来的灵魂拷问。

这一轮新冠病毒传播遍及全球，没有死角，全世界老百姓都遭遇了痛苦。这表明，新冠病毒是针对全人类的，而不像西方一些政客和媒体人所说，病毒是针对亚洲人或黄种人的。在新冠病毒面前，任何种族的优越感都是没有意义的。当然，种族优越感从来就是缺乏基础的：一个民族能否强大，以及他目前表现得是否强大，是传统文化、历史积累和现实条件、现实努力叠加的结果。

在新冠病毒的进攻面前，不同国家、不同人群在应对机制、应对资源、应对综合能力上，的确是有差异的。因此，病毒进攻的结果在不同环境中有一些差异。这必然引发争议和讨论。

**我们应当有一个基本认识：病毒是一个个比我们的体量小得多的“战斗者”。我们对它们的来源、传播路径、作战方式知之甚少。尽管经历了3年抗疫，我们仍然不能充分掌握其来源和作战方式。**但同时，基于人类科学技术进步、能够调动的制度资源和物质资源，人类还是有一些手段和方法可以抵抗病毒的进攻和侵害：一是个人针对病毒传播源进行个人卫生防控，予以阻断。二是社会化力量即群体力量，通过一系列有组织的措施进行集体防控，这主要靠政府动员和组织，形成全社会一致行动。

3年来，虽然各国舆论场上的声音都很嘈杂，防与不防、能防还是不能防、能防多久、防控有没有副作用等，可谓争论不休，但在现实中，防控成果是显而易见的，也是随着人群认知水平的高低分布而波动起伏的。**在西方个别国家，发生过“戴还是不戴口罩”的激烈争论，出现过“只要有了疫苗就能解决一切”的豪迈假设，也演绎了任由病毒泛滥成灾的社会达尔文主义的活剧本。**总之，缺乏社会化、系统化的防控措施，是无法应对病毒进攻的，必然导致死伤无数。

而在有儒家文化传统的亚洲地区，政府和公众更能够达成共识，可以上下一致动用社会化、系统化的防控措施，减少病毒进攻带来的损害。可以说，这是“战略性的反病毒进攻力量”。中国在2020年至2021年的防控进程充分印证了这一点。亚洲其他国家也有这方面的成功经验。

但采取社会化、系统化的防控措施，也会出现一些变异情况。当政府和公众认同一系列物理防控措施的有效性，并且固化这种认知之后，就有可能出现层层加码的情况。其实，早在2020年上半年，在一些农村地区，就发生过挖壕沟阻断人员往来的情况。随后，对货运卡车设卡拦截，对外乡人设卡，部分国际航线中断等，都是基于物理阻断措施可以控制疫情蔓延的认知，而逐步采取的措施。

其实，谁都知道这种阻断物流、人流的措施必然带来负面效应。这是“战时”措施，到一定时候就要撤除。但何时撤除物理防控措施，如何切换防控场景，其实是很艰难的。特别是在中国，当物资和能源储备看上去比较充足，疫情冲击并未显著减弱，境外疫情不时出现小高潮时，这种切换就更难抉择。

还要看到，为了躲避病毒侵害、采取防控措施而带来负面效应，并非仅出现在采取社会化、系统化物理阻断措施的国家和地区，**在那些高度奉行自由主义的国家和地区，也一样有加码情况，也一样形成了负面效应。**比如，在西方一些国家，成批的医护人员为了保自身性命，逃离重症病房，导致病人不救而亡；一些普通患者滥用抗生素和抗病毒药品，导致病情加重甚至死亡；一些老百姓为了阻止病毒侵害，滥用酒精等消毒用品，甚至，美国总统建议对人体注射消毒液，等等。一些西方国家的政府对中国实施航线封锁，也属于防控措施层层加码。难道不是吗？须知，所有加码措施，都是以防控病毒大范围传播为理由的。

另一批西方政客和媒体人，主张所谓的“与病毒共存”，其实是基于自身无能——他们在社会动员和组织能力上无法和儒家文化圈的国家相比。他们攻击亚洲地区有能力实施社会动员和系统化防控的国家，试图把对手“拉下水”，搞各国防控体系“扯平”，这是很自私的行为。

任何人都懂得，阻击战、歼灭战和拉锯战、持久战的打法是不同的。一个国家，即使有再强大的社会动员和组织能力，也要遵循短期战斗和长期战争的基本规律，而不能背离。

随着新冠病毒这个敌人的进攻力、杀伤力发生变化，调整打法、战法是必然的。但是，面对极其狡猾、很难侦查清楚情况的敌人，将短期战斗调整为长期战争，是很困难的。必须承认，即便经过了3年抗疫，人类对新冠病毒的了解仍然很不够，还需要在随后的战斗中加深认识、完善措施。 

中国进一步优化疫情防控举措，取消大规模的社会化、系统化的物理防控举措，是基于外围国家经历了数轮病毒冲击的洗礼、病毒杀伤力总体减弱的战略形势，做出的决策。但中国调整防控措施，不等于“放任不管”，不等于“任由病毒进攻”。“乙类乙管”是基于形势变化作出的决策，但是，这不是一劳永逸的，前景仍需侦查，仍需加强全面调研。

需要指出的是，在其他国家，也包括美国，那些真正尊重科学、尊重生命的政治人物和专家学者、普通百姓，不会、也没有坚持不防不控、任由病毒泛滥的策略，而是实事求是防控病毒感染。所谓的“与病毒共存”，不过是社会达尔文主义在网络上的一种喧嚣，应该彻底否定。一旦疫情汹涌而来，不阻断、不防控，是极不负责任的。何况，如今的防控条件已与人类落后时期大不相同。

另一方面，当疫情变得相对温和、病毒杀伤力减小时，调整防控举措也是自然的。但这一轮新冠病毒传播很有杀伤力，时间太长、变异太快、传染率太高。

相对于1918年的西班牙大流感，此次新冠疫情波及范围更广，这与人类社会进入全球化有关——高速度的交通手段加速了病毒传播。而今天的人类采取各种有力的防控举措，也与生产力综合水平、科学技术水平、社会治理能力大幅提高有关。在西班牙大流感时期，即使人们想采取相应的措施，也没有更多的选择。

如今，人类能够采取更有力的措施应对病毒传播，但这些举措也需要实践来检验。物理防护举措人为加码、过度使用，有十分复杂的原因。除了前述心理认知上的原因，也与社会治理、行政权力可能出现“漂移”有关。一种“漂移”是，相关物理防护措施可能脱离疫情的演变轨迹，出现过度或不及的情况；另一种“漂移”是，官员们出于绩效考核的考虑，搞“防控措施比赛”。与此相关的是，商业力量、资本力量借机放大“漂移”，谋取不当利益。客观讲，这样的情况是存在的，也是值得反思的。人民群众最痛恨的是后一种“漂移”。对前一种“漂移”，是无奈的，在一定程度上是可以包容的。对这两种“漂移”，要客观评估、区别对待。

进而言之，舆论场上关于疫苗、药物、医治手段、检测手段、保障手段等的争议，在本质上，与对物理性防控举措的争议是一样的。由于人们对新冠病毒究竟有多大危害，能否药到病除、手到病除、措施到病除，存在巨大的认知反差，各自选择的防控措施也有巨大反差。这是疫情防控必然面对的挑战，人类也必然因此承受必要代价。

2022年12月15日，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上强调：“要统一思想、科学防控、提振信心，找到杠杆的平衡点，因时因势优化疫情防控措施”。这一最新重要指示，与抗疫之初提出的“人民至上、生命至上”，后来提出的“外防输入、内防反弹”总策略，“动态清零”总方针，再后来强调的“疫情要防住、经济要稳住、发展要安全”，“高效统筹疫情防控和经济社会发展，最大程度保护人民生命安全和身体健康，最大限度减少疫情对经济社会发展的影响”，本质上是一致的。因为形势变化调整工作重点和措施组合，也是十分正常的。那种以今天的防控形势，否定前期的核酸检测、物理防控等措施，否定前期限制国际航班，否定“动态清零”，是脱离现实的，也是不负责任的。面对大规模且急速蔓延的疫情，中国的基本方针和总体做法是有效的，是成功的。我们按照一百分的目标而拼搏工作，最终拿到八十分的成绩，是完全可以的，是应当充分肯定的。

我们可以依照法律原则找出相关过错人的错误，并且依法问责问罪；但是，疫情演变过程中的很多问题，是与人们对疫情认知的反差相互交织的，判断起来是复杂的。我们只能接受今天的一些代价，并通过历史的反复验证，去达成基于普遍认知基础的全社会防疫治理体系和能力。而这，是我们正在、今后还要继续走的路。

基于以上思考，我给中国政府和中国人民的抗疫行动打八十分。高度负责任的政府和有高度行动自觉的人民，共同书写了伟大的抗疫篇章。我们应该记住这一切。

2023年1月12日晚于北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