郑永年：在东西方对话中，构建中国自主知识体系_风闻

IPP评论2023年01月13日 11:04:51 11人参与2评论★郑永年：

华南理工大学公共政策研究院学术委员会主席

广州粤港澳大湾区研究院理事长

香港中文大学（深圳）前海国际事务研究院院长

导读

国内学界围绕马克思提出的“亚细亚生产方式”概念引发的学术争论，是百年来中国人文社会科学领域延续时间最长、讨论规模最大、涉及学科最多的学术讨论之一。这场漫长的讨论收获了许多重要成果，也留下了许多悬而未决的问题。在这场学术讨论开展百年之际，有必要在新的时代背景下对“亚细亚生产方式”及其与中华文明和中国道路的关系展开新的探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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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亚细亚生产方式”是马克思分析包括中国在内的东方文明政治经济形态的核心概念，其学术和政治重要性是不言而喻的。不少史学家已就“亚细亚生产方式”这个概念的起源和发展进行了深入研究，这里不再重述。我早年专注于政治学，对这个概念没有太多关注，只知道其在西方和中国学术界所产生的长久意义。后来在英美求学时，觉得我们自近代以来所学的这套社会科学知识体系是西方的理论。西方的知识体系是西方社会科学家研究西方的问题和根据西方实践经验总结出来的，西方问题、西方命题和西方答案构成了西方学者学术或者政策研究的主线。我一直在思考，“亚细亚生产方式”的概念是马克思研究东方社会（包括中国和印度）时提出的，为什么马克思能够提出“亚细亚生产方式”这个概念？为什么他要提出这个命题？其背后的驱动力是学术的还是政治的，或者两者皆有？

近年来，习近平总书记一直强调，我们要构建新时代中国自主的知识体系。这的确是中国知识分子的新历史使命，也是知识分子的价值所在。西方的知识体系是西方学者自主创造的，因为这套体系是基于西方的实践经验之上并能解释西方实践的知识。但如果我们奉行“拿来主义”，简单地把西方整套知识体系拿过来分析中国问题，那么就会出现“西方命题、中国经验”的现象。这也是我们从近代至今，学术界所面临的无数问题和困境的根源。

这里不能细数所有这些问题，但有两个倾向性是必须强调的。第一，近代以来，我们的历史观是欧洲化的；第二，20世纪80年代以来，我们的社会科学是美国化的。我个人认为，西方社会科学的方法论确实要学习，但不能照抄照搬西方的概念和理论。简单地说，知识界不能再停留在“传授”西方知识的水平，也不能停留在应用西方知识的水平，而是要转向知识创造，创造基于中国实践经验之上的、能够解释中国实践经验和预测中国未来发展的知识体系。

马克思所提出的“亚细亚生产方式”命题即使在西方的知识系谱里也并非无源之水。从思维方式来说，类似的概念从古希腊时期就已经开始了。近代以来，西方在构建今天我们所见的社会科学方面起到了引领作用，我们不能简单地拒绝西方的知识体系。今天我们强调中国自主的知识体系建设，但我们并不能封闭式地创造，一定要在开放状态下，通过与西方现有的知识体系的对话来塑造自己的知识体系。关起门来所塑造出来的知识体系就走不出去，容易变成自说自话，别人看不懂，难以接受，更难以影响世界。我们需要采用的方法就是“对话”，这里的对话不仅仅是与活着的人对话，还要跟已故者对话。要理解马克思“亚细亚生产方式”这一概念所隐含的命题，就需要我们理解西方从古希腊以降对“东方”社会的思维方式。

近二十多年来，我在这方面做了一些基础性努力。我把自己的研究称为“中国三部曲”：第一部是从中国文明的角度来解释中国共产党，2010年出版英文版；第二部是讲中国的政治经济学，2018年出版，现已经翻译成中文版本《制内市场：中国国家主导型政治经济学》（浙江人民出版社2021年版）；接下来即将出版的英文书籍《文明与中国政治体》，则是从中国文明角度来解释中国政治体。

在所有这些研究中，我特别关切西方学者对“东方”的知识体系的塑造过程，从古希腊的亚里士多德到近代法国的孟德斯鸠，从近代德国的黑格尔到马克斯·韦伯，再到当代的卡尔·奥古斯特·魏特夫“东方专制主义”概念的正式形成，他们的思路都是“一以贯之”的，即是从西方研究者的角度、基于西方的经验来看待“东方”的。这些大家的作品构成了一套完整的西方关于“东方”的知识体系。

从亚里士多德所说的“东方”社会，到后来魏特夫所说的“东方专制主义”，再到今天西方各种版本的政治权威主义、集权主义、极权主义等等，西方人的思维方式不仅没有大的变化，反而一直在强化。如果我们不能把西方的思维梳理清楚，就很难去回答他们所提出的有关中国的问题。

那么，问题来了。何为“东方”？西方人是从古希腊为中心看“东方”的。从地理位置上讲，西方人就根据与自己的距离远近把“东方”分成了“近东”“中东”和“远东”。西方人眼里是以古希腊为中心，他们将波斯（中东）社会和远东视为一体。在他们看来，无论是近东、中东还是远东差别都不大，都是跟他们不一样的异域。但在今天看来，这种分类近乎荒唐，因为“东方”如此广阔，涵盖了诸多不同的文明。经验地看，这种荒唐的分类法此后一直影响西方的学术界，尽管所产生的影响是通过不同的“伪装”出现的。如果要追溯根源的话，当代依然盛行的所谓的“西方v.s.非西方”也源于此。如果西方对“东方”的地理分类尽管显得简单粗暴还情有可原的话，那么缺失对“地理”背后的文化载体的分析更显得毫无科学性，但实际上，长期以来，西方总是以所谓的“科学”来掩盖其对东方认知的非科学性。

这里便有西方学者分析问题的被称之为“方法论”的问题。从方法论来看，我们现在称之为“科学的”诸多方法，其实是很有问题的。比如西方人常用的“两分法”、本质主义、“理想类型”（马克斯·韦伯）、“知识范式”（托马斯·库恩）等等。在自然科学里面，这些科学方法是很有用的，但到了社会科学里面，根据这样的分类法，一个社会就只有“黑”“白”两种颜色之分了。中国的哲学理念很不一样，中国也有两分法，比如说“阴阳”，但对中国人来说，“阴阳”是个相对概念，是一个连续统一体，“阴”中有“阳”，“阳”中有“阴”。而西方哲学里只有黑白两个颜色，因此，“理想类型”也好，“两分法”也好，这些都对社会的理解导向了“非科学”，据此来理解的“社会现实”更多的是误解甚至曲解。

很显然，学者们在使用类似概念的时候，往往把理想的或者自己所认同的“社会事物”（法国社会学家涂尔干的概念）放在一个框里，把不理想的或者自己所不认同的“社会事物”放在另外一个框里，形成了对立。更为严峻的是，这样做的后果就是道德化和意识形态化，因为照此分析很自然形成“正义”与“不正义”、“美德”与“邪恶”之分。也就是说，一旦把这些自然科学的方法运用到社会科学领域，用今天的概念来说就会产生一个“政治认同”的问题。这是我们在梳理西方的经济学、政治学、社会学等社会科学时一定要注意的，否则就很难鉴别西方社会科学中的“科学”成分与意识形态（或者道德）成分。

尽管马克思用“亚细亚生产方式”来描述和分析东方社会，但这一概念是他根据欧洲的发展经验提出来的。西方在罗马帝国解体之后，就不存在统一的帝国，封建“城堡”经济成为政治的基础。随着城市的崛起，商贸中心形成，资本成为城市社会的主体，逐步形成“资本主义社会”或者“资本社会”。马克思主义是研究西方的产物，实际上是西方经济逻辑的一部分。马克思就是根据西方的逻辑来看待东方问题的——这一思路先假定西方的资本运作是“自由”的，再假定东方是“不自由”的，然后在这一前提下寻找经验证据。所以，这不是根据实证经验之上的方法，而是先有假定再找证据的方式。因此，总体上看，马克思的思维方式还是西方的思维方式。

马克思对东方社会诸多观察的正确性是不容否认的，但同时我们也必须意识到，这些观察是先假设“东方社会”是“专制社会”或者“非自由社会”，后寻找证据来论证的。久而久之，“亚细亚社会”的概念在后来的西方学者中变成了一种立场、一种范式、一种意识形态。在马克思的“亚细亚生产方式”的概念之上，魏特夫正式发展出“东方专制主义”的概念，使得“亚细亚生产方式”更加政治化和意识形态化。实际上，就对政府和经济的关系而言，西方在罗马帝国解体之前，与彼时中国对经济的看法并没有很大的差别，都认为管理经济是政府责任的一部分。近代资本主义自下而上崛起，开启了政治和经济分离的路线，但即便如此，自由主义经济学的开山鼻祖、英国经济学家亚当·斯密仍认为政府要负责一个国家的基础设施建设、国防和法治，而不是把这些留给私人资本。中国的确是“水利社会”，但这与所谓的“东方专制主义”并没有逻辑关系。在中国的经济哲学里，管理经济一直被视为政府的内在责任。在传统中国，军事、水利、交通、救灾等都是重大的政府责任。而在传统农业经济中，水利便是大规模的基础设施建设的核心。近代以来，在政府的经济责任清单又加上了“发展”的功能。其实，在整个儒家文化圈，政府都承担着远较西方重要的责任。

这也解释了为什么我们始终提倡和强调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因为只有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才是基于中国实践经验之上的，才能解释中国的实践。也就是说，我们要把马克思主义中的科学方法论和这种科学方法论所产生的知识体系区分开来。我们所要学的是马克思主义的科学方法论，而非这种方法论所产生的知识体系，因为知识体系是马克思主义方法论分析西方社会的产物。

要建设中国的社会科学，我们要坚持马克思主义的方法论。要认识到，马克思主义对西方社会历史的发展分析，即从原始社会、奴隶社会、封建社会再到资本主义社会的分析，是建立在西方的实证经验之上的，也是可以为西方的经验证据所验证的，因此是科学的。但是一旦把这种分析机械地搬用到分析东方社会，就会产生问题，不仅解释不了东方社会，不加注意甚至会导致曲解。所谓的“社会科学”，“社会”在“科学”之前，从理解一个社会而来的知识简单搬用到另一个社会，很难生产出科学知识。

这也能够解释为什么中国从毛泽东到习近平的历代领导人都强调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一方面，我们构建中国社会科学要坚持马克思主义的方法论；另一个方面更要强调我们坚持的不是原教旨主义的马克思主义，不是本本主义和教条主义的马克思主义，而是中国化了的马克思主义。也就是说，我们要用马克思主义的这套科学的方法论来重新观察我们今天的实践经验，解释已经过去的历史，只有这样才能构建出中国的社会科学。

如果我们坚持的是原教旨主义的马克思主义，我们对中国的历史就不是解释而是曲解。比如马克思等西方学者观察到的欧洲社会曾经经历过的奴隶社会，中国有没有像欧洲那样的大规模的奴隶社会？在中国历史上，我们是找不到这样一个阶段的。汉朝确实有奴隶，但是这种奴隶不是西方奴隶的概念。再比如马克思主义的“封建社会”的概念也很难适用到中国，中国从秦始皇统一中国以后，就没有像欧洲那样的封建社会了。即便是“封建”这个概念，在中外都具有不同的含义。在中国，春秋战国时代的“封建”是“分封”，是一个自上而下的政治过程；而欧洲的“封建”则是帝国解体之后各地方自行形成的，是一个自下而上的政治过程。

今天，我们意识到了“亚细亚生产方式”概念有这样的问题，但其他很多方面还有问题，甚至更多的问题。例如，从近代以来一直在争论的“明清是中国资本主义萌芽时期”的问题。我认为，这个争论更没有科学性。为什么说中国的资本主义萌芽在明清时期呢？那是因为欧洲的资本主义萌芽和发展对应发生在明清时期，但是从中国的经验看，唐宋开放的贸易环境甚至比明清更具备资本主义的特质。明清的资本主义萌芽问题可以讨论，但不能削足适履，找中国的资料来论证西方的命题。因此学马克思主义的方法论时，要把因果搞清楚，不能直接把他们的结论应用过来。“亚细亚生产方式”就是一个结论性的东西，但不是因果论，不是“亚细亚生产方式”产生了西方所谓的“东方专制主义”。

要构建基于中国实践经验（无论是历史上的还是当代的）之上的知识体系，我们应当重新系统地梳理一下近代以来自西方学来的知识体系。我这里先抛砖引玉，希望大家共同讨论，能实事求是地重新检讨历史。如果根据现有的从西方借鉴而来的概念和理论，在很多时候不仅不是构建，而是在曲解。近代以来，从我们积累的知识体系（方法论）对我们的思想和思维的很多影响来看，我们仍然处于一个“思想（维）殖民地”状态。这个问题必须首先得到解决。如果不清理历史，我们下一步就很难走。有了这样一个反思和检讨，我们可以减少走弯路。西方的方法、概念和理论不是不能参考；相反，正如前面所说的，我们必须在开放状态下进行自主知识体系的构建。开放式构建的过程便是一个和西方的方法论、概念和理论的对话过程。如此形成的知识体系，才既有中国性，也具有世界性。

正如欧洲构建其自主的知识体系的实践所表明的，我们要建设自主的知识体系会是一个非常艰巨的任务，需要几代人的努力。中国的知识分子必须具有这个意识，从现在开始，从我开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