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永嘉: 回望万历到康熙的兴衰史, 今日中国如何跳出历史周期律?_风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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复旦大学历史系

【导读】从历史中汲取国家治理的经验和教训，是推进当代中国国家治理的必要前提之一。这其中，“如何跳出中国历史的周期律”，是各界长期讨论的重要议题。

在本文中，复旦大学历史系教授朱永嘉从毛泽东与黄炎培关于“历史周期律”的讨论入手，指出中国历史实际上包括两个周期律：一个王朝从兴到衰是一个周期；还有一个周期律，那就是从衰到兴，这在中国历史上便是改朝换代。中国几千多年的历史，便是通过这两个周期律，才不断发展和进步的。那么，有没有可能让一个王朝长盛不衰呢？朱永嘉先生指出，有人做过这方面的尝试，此人不是别人，正是建立明朝的朱元璋。在本文中，他梳理了明朝开国皇帝朱元璋为确保明王朝长盛不衰所做的努力及其效果，分析了明王朝一步一步走向衰败的历程与原因，以及清朝取代明朝和缔造康熙盛世的历程。

朱永嘉先生试图以从万历到康熙这样一个典型的王朝兴衰周期为例，总结经验教训，为当代中国思考如何跳出历史周期律提供借鉴。他认为，必须谨记和坚持“为人民服务”的根本宗旨，把人民大众的利益放在第一位，并继续探索人民监督政府官员的体制和方法，如此我们的国家才能长治久安。

2023年1月5日，复旦大学历史系教授朱永嘉因病逝世。朱永嘉先生曾为本刊作者，生前曾给予本刊重要学术支持。此文是朱永嘉先生著《从万历到康熙》一书的序言，特此编发，对朱先生致以深切悼念。

1945年7月1日，褚辅成、黄炎培、傅斯年等六人访问延安，受到毛泽东的隆重欢迎，其间双方多有交流，黄炎培《延安归来》一书对延安之行做了详细记述。书中提到他与毛泽东交谈，毛泽东问黄炎培有什么感想，黄炎培说：

我生六十多年，耳闻的不说，所亲眼看到的，真所谓“其兴也浡焉”“其亡也忽焉”，一人，一家，一团体，一地方，乃至一国，不少单位都没有能跳出这周期率的支配力。大凡初时聚精会神，没有一事不用心，没有一人不卖力，也许那时艰难困苦，只有从万死中觅取一生。既而环境渐渐好转了，精神也就渐渐放下了。有的因为历时长久，自然地惰性发作，由少数演为多数，到风气养成，虽有大力，无法扭转，并且无法补救。也有为了区域一步步扩大了，它的扩大，有的出于自然发展，有的为功业欲所驱使，强求发展，到干部人才渐见竭蹶、艰于应付的时候，环境倒越加复杂起来了，控制力不免趋于薄弱了。一部历史，“政怠宦成”的也有，“人亡政息”的也有，“求荣取辱”的也有。总之没有能跳出这周期率。中共诸君从过去到现在，我略略了解的了。就是希望找出一条新路，来跳出这周期率的支配。

毛泽东回答说：

我们已经找到新路，我们能跳出这周期率。这条新路，就是民主。只有让人民来监督政府，政府才不敢松懈。只有人人起来负责，才不会人亡政息。

二人的谈话对中国历史上的周期律做了一个总结，那就是各个王朝从建立到灭亡无不经历了兴衰成败的过程。西汉到了元、成、哀、平，便一代不如一代了，外戚专权，王莽取而代之，最后被绿林与赤眉的农民起义推翻了统治。东汉到了后期，先是党锢之祸，接着是外戚与宦官之间搞得你死我活，董卓带兵进京，导致军阀割据混战的局面，东汉随之灭亡。魏晋时期，司马炎通过阴谋欺人孤儿寡妇而掌握政权，后来晋武帝搞了一个分封诸侯王，结果是八王之乱，北方变成十六国的乱局，逐渐发展成为南北朝对立的局面。隋朝也是一个短命王朝，隋炀帝的穷奢极侈及其发动的辽东战争，导致隋的灭亡，其本人也在扬州死于非命。唐朝从贞观之治到开元盛世，国家繁荣昌盛，一场安史之乱使唐朝由盛而衰，最后出现藩镇割据的局面，演变成四分五裂的五代十国。宋代是中国历史上比较软弱的王朝，杯酒释兵权自卸武装，结果无法应付北方崛起的契丹的辽和女真的金，南宋后来偏安在南方，为元所灭。这里实际上应包括两个周期律，一个王朝从兴到衰是一个周期；还有一个周期律，那就是从衰到兴，这在中国历史上便是改朝换代。农民革命运动推翻一个旧王朝，建立一个新的王朝，就是由衰而兴的周期。中国历史上那么多次改朝换代，大多是在衰亡过程中，通过群众的革命运动建立一个新的王朝。中国几千多年的历史，便是通过这两个周期律，才不断发展和进步的。

那么有没有可能让一个王朝长盛不衰呢？有人做过这方面的尝试，此人不是别人，正是建立大明帝国的朱元璋，他的意图表现在其亲自编修的《皇明祖训》中。事实上，历朝历代的创业之主都想把自己的“家天下”一代又一代传承下去，万世不竭，这实际上是做不到的。我们不妨分析一下朱元璋《皇明祖训》所表现的愿望及明朝的实际结果，它说明朱明王朝还是逃不脱这个由盛而衰的周期律。研究一下明王朝如何由盛而衰，它的矛盾焦点在哪里，就可以明白其中的原因。朱元璋的《皇明祖训》也不能说完全不起作用，它有积极的一面，但他的子子孙孙以天下为个人私产，不顾民众疾苦，只知贪图享乐以致亡国，朱元璋是无能为力的。明朝便是由万历皇帝开始走向衰亡的，最终还是农民起义推翻了旧王朝，为清朝兴起奠定基础。《从万历到康熙》叙述了一个旧王朝如何走向衰亡的过程，以及清朝如何崛起的历史。

中国历史上有两个出身于布衣的帝王，一个是刘邦，另一个便是朱元璋。朱元璋确实是贫苦出身，出家做过和尚，以行乞化缘为生。后来他参加了红巾军起义，最终建立了明朝。到崇祯十七年（1644年），明朝灭亡，前后传了十七朝，一共276年，还是没有能子子孙孙长期维持下去。朱元璋编了《皇明祖训》，他立祖训的目的很明确，希望子子孙孙传至永久。《皇明祖训》的文字太长，这里只能略举若干条目，观察其最终实际执行的情况。事实上它无法打破王朝兴衰的周期律，从洪武元年（1368年）到崇祯十七年明朝灭亡，朱元璋的子子孙孙依旧无法避免衰亡的结局。朱元璋的祖训，在一些方面发挥了作用，在另一些方面则完全无效。朱元璋《皇明祖训》有一些用心良苦的话，他的子子孙孙都没有将其当回事。《皇明祖训》的序言中有这么一段话：“盖其创业之初，备尝艰苦，阅人既多，历事亦熟，比之生长深宫之主，未谙世故……甚相远矣。”他还说：“凡古帝王以天下为忧者，惟创业之君，中兴之主，及守成贤君能之，其寻常之君，将以天下为乐，则国亡自此始。”（《皇明祖训·祖训首章》）

明代自仁、宣以后，君王多“以天下为乐”。明武宗正德皇帝是一个典型，神宗万历皇帝又何尝不是如此？明朝那么多皇帝，除了朱元璋之外，没有一个能够做到范仲淹讲的“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尽管朱元璋把祖训立为家法，“大书揭于西庑，朝夕观览，以求至当”（《皇明祖训·序》），但他的子孙后代却并不遵守这份祖训和家法。朱元璋在序言中说：“今令翰林编辑成书，礼部刊印，以传永久。凡我子孙，钦承朕命，无作聪明，乱我已成之法，一字不可改易。”朱元璋活着，他的子孙还会装装样子，他死后，子孙后代就把这份祖训和家法弃之脑后了。

但并不是说朱元璋所定的祖训家法完全无效，有的还是起了作用，如他在内令中做的一些规定还是被遵循的。如，为了切断后宫与外廷的联系，其中有这样的规定：“凡私写文帖于外，写者接者皆斩，知情者同罪，不知者不坐。”“凡皇后止许内治宫中诸等妇女人，宫门外一应事务，毋得干预。”“凡宫中遇有疾病，不许唤医入内，止是说证取药。”“凡宫闱当谨内外，后妃不许群臣谒见。”（《皇明祖训·内令》）这样完全切断了后宫与外界的联系。如此规定的原因是为了防止女主专权，这一点终明一代是做到了。万历的母亲在万历成婚以前能照看他，因为他10岁即帝位，尚未成年，需要母亲照料。万历成婚以后，由张居正和司礼太监冯保辅佐照管。张居正死后，万历便无法无天，怠于政事，谁也管不了他。

内令中还有一条规定：“凡天子及亲王，后、妃、宫人等，必须选择良家子女，以礼聘娶，不拘处所，勿受大臣进送，恐有奸计，但是娼妓不许狎近。”（《皇明祖训·内令》）这条规定是被严格执行的，目的是防止外戚专权，东汉便亡于外戚与宦官争夺权力。朱元璋这几条内令是吸收了历史上的教训而制定的，但并不妨碍皇帝寻欢作乐，而且更加便于帝王对后宫的控制和管理。

皇甫录《明记略》称：“《祖训》所以教戒后世者甚备，独无委任阉人之禁。”其实不然，《明史·宦官传一》云：

明太祖既定江左，鉴前代之失，置宦者不及百人。迨末年颁《祖训》，乃定为十有二监及各司局，稍称备员矣。然定制，不得兼外臣文武衔，不得御外臣冠服，官无过四品，月米一石，衣食于内庭。尝镌铁牌置宫门曰：“内臣不得干预政事，预者斩。”敕诸司不得与文移往来。有老阉供事久，一日从容语及政事，帝大怒，即日斥还乡。

可见朱元璋对宦官的管理和限制是非常严格的，但这一条他的子子孙孙并未遵守，而明朝之亡，则与宦官专权息息相关。

明代宦官专权，也有一个历史过程。建文帝嗣位，御内益严，诏出外稍有不法，许有司械问。在宦官问题上首先违反朱元璋定制的便是他的儿子永乐帝朱棣，其实靖难之役本身便违反了朱元璋祖训中关于亲王与天子关系的规定。《明史·宦官传一》称：“燕师逼江北，内臣多逃入其军，漏朝廷虚实。文皇以为忠于己，而狗儿辈复以军功得幸，即位后遂多所委任。”换句话说，从永乐帝开始便大量使用宦官干预政事。明朝的败亡，某种意义上亡于宦官干政。魏忠贤在明熹宗时作威作福，全国各地为魏忠贤建造生祠，他兴起东林党案，整个朝廷都在阉党控制之下。崇祯即位后虽然除掉魏忠贤，但他同样信任宦官。冤杀袁崇焕，便是皇太极利用被俘的明朝宦官使用了离间计，崇祯听信宦官之言而自毁长城。从这两件事，可见宦官干政在明朝末期危害之大。

当然，对宦官也要做具体分析，明朝并非所有宦官都是奸恶之辈，也有少数比较忠诚的。但宦官要出问题，往往就是大问题，是涉及王朝存亡的大问题。秦朝的灭亡，就亡在宦官赵高身上，读一下《史记》中胡亥、赵高、李斯三人的传记就可以知道，秦始皇死在出巡的路上，为赵高提供了篡政夺权的机会。朱元璋铸“内臣不得干预政事，预者斩”之铁牌，是总结历史教训，他的儿子朱棣却带头破坏了朱元璋的规定。顾炎武《日知录·卷九·宦官》称：“唐太宗诏内侍省不立三品官，以内侍为之长，阶第四，不任以事，惟门守御、廷内扫除、禀食而已。……玄宗时，宫嫔大率至四万，宦官黄衣以上三千员。”故顾炎武认为：“是知宦官之盛，繇于宫嫔之多。而人主欲不近刑人，则当以远色为本。”万历后期怠于政事，就是因为“阉人导君以酒色，导君以荒游，导君以侈御，导君以恶见正人”，结果“邪曲进，贤正沮矣”（《潜书·贱奴》）。党争由此而起，东林与阉党之争起于万历末年，至明熹宗时达到顶峰，最终导致明朝灭亡。明朝宦官之祸害的具体记载见于《明史·宦官传》，此处不再一一细说。

朱元璋经历过苦难，经历过艰苦的斗争，创立明朝后以三十年的辛劳建立起各种典章制度，最后活到71岁。他的后世子孙生活在宫廷之中，论生活条件，他们都优于朱元璋，却大部分都是短命的，这也许与宫嫔众多有关。我们只要看一下朱元璋以后诸帝之年寿即可明白，朱元璋的子子孙孙，是一代不如一代。今录明代诸帝之年寿于下：

明成祖朱棣活了65岁，在位22年。明仁宗朱高炽活了48岁，在位仅仅1年。明宣宗朱瞻基活了38岁，在位10年。明英宗朱祁镇10岁即帝位，24岁时土木堡之变被瓦剌所俘。景泰帝朱祁钰21岁即位，在位8年。明英宗复辟后在位7年，活了38岁。明宪宗朱见深活了41岁，在位23年。明孝宗朱祐樘活了36岁，在位18年。明武宗朱厚照活了31岁，在位16年，这是历史上著名的荒唐皇帝，《明史·武宗纪》的赞语称他：“耽乐嬉游，昵近群小，至自署官号，冠履之分荡然矣。”这就导致了朝纲混乱。明世宗朱厚熜活了60岁，在位45年。此人迷信长生之术，崇信道教。《明史·世宗纪》赞语称他：“崇尚道教，享祀弗经，营建繁兴，府藏告匮，百余年富庶治平之业，因以渐替。”明穆宗朱载垕活了36岁，在位6年。明神宗朱翊钧活了58岁，在位48年。明光宗朱常洛活了39岁，在位1个月。明熹宗朱由校，活了33岁，在位7年。崇祯帝活了34岁，吊死于煤山，在位17年，是一个亡国之君。明代诸帝的寿命大体如此，年寿没有超过朱元璋的71岁的。优越的生活条件，三宫六院的享受反而坑了他们，没有节制的享乐是他们短命的原因之一。那么多皇帝中，明成祖朱棣还有一点作为，其他的大都怠于政事，明王朝的统治也势必逐渐走向衰落。

朱元璋的《皇明祖训》形成也有一个历史过程。《明史纪事本末·开国规模》记载，洪武元年十一月建大本堂，那是太子朱标读书学习的地方，朱元璋与太子有一段对话：

上问太子：“近儒臣讲说经史何事?”对曰：“昨讲《汉书》七国叛汉事。”遂问：“此曲直孰在?”对曰：“曲在七国。”上曰：“此讲官偏说耳。景帝为太子时，尝投博局杀吴王世子。及为帝，又听晁错之说，黜削诸侯。七国之变，实由于此。若为诸子讲此，则当言藩王必上尊天子，下抚百姓，为国家藩辅，以无挠天下公法。如此，则为太子者知敦睦九族，隆亲亲之恩，为诸子者知夹辅王室，尽君臣之义。”

《明史·太祖纪》记载，洪武二年夏四月，“乙亥，编《祖训录》，定封建诸王之制”。《明史纪事本末·削夺诸藩》载洪武九年训导叶伯巨应诏陈言，极论分封之弊，其云：

国家惩宋、元孤立、宗室不竞之弊，秦、晋、燕、齐、梁、楚、吴、闽诸国，各尽其地而封之，都城宫室之制，广狭大小，亚于天子之都，赐之以甲兵卫士之盛，臣恐数世之后，尾大不掉。然后削之地而夺之权，则起其怨，如汉之七国，晋之诸王。否则恃险争衡，否则拥众入朝，甚则缘间而起，防之无及也。今议者曰：“诸王皆天子亲子也，皆皇太子亲国也。”何不摭汉、晋之事以观之乎?孝景皇帝，汉高帝之孙也。七国之王，皆景帝之同宗父兄弟子孙也。当时一削其地，则构兵西向。晋之诸王，皆武帝之亲子孙也。易世之后，迭相拥兵，以危皇室，遂成五胡云扰之患。由此言之，分封逾制，祸患立生。援古证今，昭昭然矣。昔贾谊劝汉文帝早分诸国之地，空之以待诸王子孙，谓力少则易使以义，国小则无邪心。愿及诸王未国之先，节其都邑之制，减其卫兵，限其疆里，亦以待封诸王之子孙。此制一定，然后诸王有圣贤之德行者，入为辅相，其余世为藩辅，可以与国同休，世世无穷矣。

结果朱元璋大怒，将其系死狱中，“后无敢言者”。事实上朱元璋一死，建文帝与诸王之间的矛盾便无法调和，他们都是建文帝的叔辈，削藩引起靖难之役，燕王起兵，取建文而代之。朱棣是一个非常残暴的君主，看他如何对待建文帝诸臣，便可知其性格。

朱元璋《皇明祖训》对于诸王分封后与天子的关系，动以亲亲之情。考察整个明代分封诸王的情况，在明成祖以后，他们的日子都不好过。万历所封诸子，结局都很悲惨。黄宗羲在《明夷待访录·原君》中称：

今也以君为主，天下为客，凡天下之无地而得安宁者，为君也。是以其未得之也，屠毒天下之肝脑，离散天下之子女，以搏我一人之产业，曾不惨然，曰：“我固为子孙创业也。”其既得之也，敲剥天下之骨髓，离散天下之子女，以奉我一人之淫乐，视为当然，曰：“此我产业之花息也。”然则为天下之大害者，君而已矣。

黄宗羲之言撕下帝王制度之画皮矣，这里的天下应指百姓。君主治国与百姓的关系，何者为主，何者为客，事实上是君主能否为百姓服务的问题。朱元璋《皇明祖训》表达的无非是帝王之道，尽管他出身于贫苦农民，在其30年的统治中，也曾为穷苦百姓做过一些好事，但他建章立制的宗旨，还是离不开历朝历代帝王统治的观念，希望他的子子孙孙能够传国永久。朱元璋去世以后，他的子孙同样跳不出历史周期律，王朝便避免不了会走向衰亡。

既然历史上各个王朝都有兴衰的周期，那么后人考察历史，很重要的一点就是总结历朝历代兴衰的经验教训，思考如何才能跳出黄炎培所说的周期律的宿命，为自己提供借鉴。当年，毛主席所说的“民主”，就是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让人民来监督政府。只有人人负责，才不会人亡政息，这是根本点。我们要不断做新的探索才能跳出周期律，这包括两个方面，一是总结历史上的经验教训，二是如何闯出一条新路来。

2012年，我曾讲授明史，前一半讲稿叙述明代政治制度的源流得失，包括东宫制度、军兵制度、地方行政制度、司法制度等，2015年整理为《明代政治制度的源流与得失》一书，与这本《从万历到康熙》是姊妹篇。

《明代政治制度的源流与得失》重在强调朱元璋建立的政治制度源自其当时治国实践中的实际需求，而他制定的各方面典章制度与中国古代传统政治模式又有着密不可分的联系。这些制度设计得很完备，但实践过程中都发生了衰变，那是因为制度要靠人去执行，人与人的关系发生变化，制度也会变化，有的甚至不知不觉地走向自身的反面，这方面的教训值得人们去总结。在明王朝政治局势的演变过程中，整套政治体系逐渐变形，使朱元璋立下的《皇明祖训》完全失去效用。

《从万历到康熙》则从明代后期财政问题及社会演变讲起，叙述明朝灭亡与清朝建立的经过，以及清初巩固统治、加强对边疆地区控制的具体情况，重点在于总结明亡清兴的历史经验教训。清朝统治的完全巩固是由康熙帝完成的，可以说康熙时期也是清朝最强盛的时期，到雍正、乾隆时期已经逐渐走下坡路了。从明朝的万历到清朝的康熙，恰恰是中国古代历史上王朝兴衰周期律的一个典型案例，这也是本书命名之由来。

明朝中后期，世界地理大发现之后，白银通过海上丝银之路的世界贸易大量流入中国，成为明朝主要的流通货币，对整个社会产生深远影响，为了解决政治、经济方面的社会矛盾，张居正进行了改革，在税制上实施一条鞭法，对吏治进行大力整顿，使明朝的统治暂时稳定。张居正死后，出现了万历皇帝长期怠政的局面。万历10岁即位为帝，前十年在太后和张居正的监控之下，无法胡作非为。他成婚以后，太后不再管束他，随后张居正去世，他变得肆意妄为，整日在宫中享乐，长期不与大臣见面，国家政事置之脑后，只活了58岁。万历帝晚年的三大案，导致了明末党争，加上辽东问题处置不当，三次加派赋税使国内社会矛盾激化。天启帝时，东林与阉党的斗争激烈，明朝统治便迅速走向无可挽回的衰亡。在努尔哈赤的率领下，满族兴起，建立后金政权，伴随着明朝辽东形势的崩溃，以李自成为首的农民起义军迅速发展壮大，最终攻占北京，崇祯帝吊死在煤山，明王朝的统治由此终结。

中国历史上的王朝兴替，很多时候都与统治阶级的内部党争引起的社会矛盾激化、国家治理能力弱化有关，如东汉党锢之祸与黄巾大起义，唐代牛李党争与黄巢起义。明末东林党与阉党之争同样导致统治阶级内部矛盾无法调和，同时对辽东的连年用兵造成财政不堪重负，财政危机以赋税形式转嫁给百姓后导致农民起义爆发，加之崇祯皇帝在重大问题的决策上一再失误，这样就形成了极其致命的恶性循环，依靠明朝自身已经无法解决这样严重的社会危机。最终是农民起义的巨大力量打破了原来的社会结构，推翻了明王朝的统治，促使相关社会矛盾以暴力形式得以解决。一是明朝宫廷的庞大消费集团消失了；二是清兵入关，取代了明朝的统治地位，造成明朝严重税收问题的三饷加派取消了；三是清朝充分利用明朝降清的士大夫和军事将领，迅速解决了南方腐朽的南明诸小朝廷。农民起义产生的这些影响，为清朝在顺治年间建立起统一帝国提供了条件。当时留下的一些问题，如平定吴三桂、耿精忠、尚可喜等三藩以及收复台湾，巩固对蒙古、西藏、新疆等边疆地区的管辖，要到康熙年间才得以解决。这一切与明末农民起义对明朝腐朽统治的摧毁是分不开的。从万历到康熙是一个历史周期，而这个周期转折的关键点是明末农民起义推翻了腐朽的明王朝。康熙时代，可以说是清朝最辉煌的时期，也是中国历朝历代中比较强大的时期。有兴必有衰，1840年鸦片战争以后，清朝同样难以避免衰亡的命运，也无法逃脱出历史周期律的宿命，最终辛亥革命结束了清王朝的统治。

当然，明末农民起义失败的历史教训值得后人吸取，郭沫若曾为此在重庆《新华日报》发表过《甲申三百年祭》。毛泽东读了以后，写信给郭沫若，他在信中有这么一段话：

你的《甲申三百年祭》，我们把它当作整风文件看待。小胜即骄傲，大胜更骄傲，一次又一次吃亏，如何避免此种毛病，实在值得注意。倘能经过大手笔写一篇太平军经验，会是很有益的。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毛泽东亲笔书写的“为人民服务”几个大字，被放在中南海的大门前，意在告诫全党，不能偏离立党的根本宗旨。我们努力发展经济，是为了提高人民的收入和生活水平，唯有如此，我们才能始终立于不败之地。无论在什么情况下，我们都要懂得人民的大多数是工农大众，我们必须把工农大众的利益放在第一位。世界是劳动者创造的，发展经济，没有劳动者的辛勤劳动是不可能取得成功的，一定要正确处理资本与劳动的关系。不忘初心，也就是不忘建党立国的宗旨，发展经济是手段，是为了这个根本宗旨服务的。决不能倒置二者的相互关系，那样的话就忘本了。我们不能忘记圣贤说过的话，荀子在《王制篇》中说过：“君者，舟也；庶人者，水也。水则载舟，水则覆舟。”水是什么？水是人民大众，也就是工农大众，是我们的立国之本。如果伤害了工农大众的根本利益，那么建党与立国就失去了基础。发展经济的目的是让我们的水源更加丰沛，那样我们的国家才能更强大。贞观六年（632年）唐太宗与魏徵有一段对话，李世民说：“天子者，有道则人推而为主，无道则人弃而不用，诚可畏也。”（《贞观政要·政体》）李世民亲身经历了隋末农民起义和隋朝灭亡，这是他的深切感悟。接下来魏徵说：“臣又闻古语云：‘君，舟也；人，水也。水能载舟，亦能覆舟。’陛下以为可畏，诚如圣旨。”（《贞观政要·政体》）

此外，在中国古代社会发展中，以农耕文明为主的汉族与以游牧文明为主的北方少数民族之间长期存在互动与融合。《史记·匈奴列传》详细记载了秦汉时期汉族政权与北方匈奴之间的关系，魏晋南北朝时期鲜卑族建立的北魏，隋唐时期的突厥，宋代的辽、金与蒙古族建立的元朝的崛起，这些都反映了中华民族大家庭中农耕文明与游牧文明的关系密不可分。满族是女真族的后裔，起源于大兴安岭，以狩猎为生。他们到了辽东以后，建立了严密的组织，即八旗制度，最初他们是明朝在辽东地区的附庸。万历年间政治腐败，朝廷在辽东问题的处理上接连失策，使满族得以坐大。因辽饷而来的三次加派，压垮了明朝的经济基础。明朝在辽东军事策略上的反反复复，对辽东用兵的失败以及农民起义的兴起，为清兵入关占领北京创造了条件。

清朝建立，为其出谋划策的是投降清人的范文程和洪承畴，军事方面起作用的主要还是明朝降将吴三桂、尚可喜、耿精忠等，他们帮助清朝消灭了南明残余势力。清朝的建制还是汉族传统的政治、经济、文化体制。清朝统治者采取各项经济政治措施以缓解社会矛盾，维护边疆地区的领土完整，他们与汉族共同创造的成就成为中华文明不可分割的组成部分。

此外还应当注意的是毛主席回答黄炎培的那句话：“我们已经找到新路，我们能跳出这周期率。这条新路，就是民主。只有让人民来监督政府，政府才不敢松懈。只有人人起来负责，才不会人亡政息。”如何让人民来直接监督政府官员，在体制和方法上还需要摸索，只有做好了这一点，我们的国家才能长治久安。

本文为朱永嘉著《从万历到康熙》一书的序言。欢迎个人分享，媒体转载请联系版权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