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类社会活动中证据的故事（七）_风闻

皮尔当骗局与巴尔的摩事件

文化活动中，与证据现象的关联也是十分深刻的。美国霍勒斯-弗里兰-贾德森所著《大背叛：科学中的欺诈》中，就讲了许多有关学术欺诈、学术不端、学术剽窃的事例。这些事例中，也处处都打上了深刻的证据烙印。学术欺诈、学术不端、学术剽窃是文化活动中一种令人十分憎恶而又屡禁不止的文化现象，也是一个取证难度很大、定性争议较多的问题，其中就涉及到大量的证据问题，包括证据的发现、辨别、收集、确认等一系列问题。皮尔当骗局就是其中的一个故事。1912年12月，英国皇家地质学会议上，大英博物馆地质学部门主管、古生物学家伍德沃德和律师、业余地质爱好者道森宣布，他们在英国萨塞克斯郡皮尔当的一个沙砾坑中发现了一个石器时代早期的人类下颚骨和一些头盖骨的碎片，同时还有石制和骨制工具。二人分别于1916年和1944年去世。但是，皮尔当人有着似乎是人的头盖骨和类似猿的下颚骨，这一发现完全不符合其他发现中所显示的人类的进化模式，是一个无法解释的谜团。1953年，牛津大学人类学家韦纳通过化学测验等方式进行检验，对这一发现提出了质疑。他提出的证据有：一是下颚骨和头盖骨并不属于一体；二是所有骨骼都是通过涂以化学物质进行了做旧的现代骨骼；三是坑内其他发现都是事先放入的。所谓“皮尔当人”完全是一个骗局。1978年，牛津大学地质学教授道格拉斯又揭露出了这一学术欺诈中的另一个嫌疑人，就是作为道格拉斯前任的牛津大学地质学教授索拉斯。因为索拉斯十分看不起伍德沃德，甚至公开嘲笑过他；而索拉斯曾将猿人的牙齿带出牛津大学，也获得过涂在皮尔当人头盖骨上的化学物质，具有进行古人类化石作假的所有条件和动机。这算是一个科学自我纠偏的例子，也经过了四十多年。如果不是韦纳的化学测验获得的过硬证据，加上道格拉斯提供的证据辅助，这个不伦不类的学术欺诈也是难以揭穿的。

学术剽窃在文化活动中与证据的关联也是十分紧密的，学术剽窃的证明也需要扎实的证据。《大背叛：科学中的欺诈》讲的一个学术剽窃的事例就很能说明这一点。1997年秋天，在波兰长大的医学博士弗戈斯基，偶然在《丹麦医学报告》刊物的短讯中，发现一篇由丹麦学者用英文写作并发表在该刊物上的论文，被波兰卡托维兹市西里西亚医科大学的化学工程师、教授詹德里茨科译成波兰文并作为自己的原创研究发表在波兰杂志《医学评论》上。原作者发现后，丹麦学术不实委员会进行了调查并确认为剽窃。弗戈斯基正好属于这一学术领域，也正好熟悉波兰语，而且对学术剽窃深恶痛绝。他通过美国国家医学图书馆的“公共医学”这一免费医学文献摘要计算机查询服务功能，进一步收集詹德里茨科学术剽窃证据。发现詹德里茨科十三年来已经发表约140篇论文，其中有29篇论文的内容几乎都是从其他医学杂志上抄袭的。原文发表在英、美、荷、德、日等国的刊物上，詹德里茨科将其中大部分剽窃来的论文以波兰语发表在波兰的刊物上，有几篇用英文发表在不太重要的其他欧洲国家的刊物上，以规避自己的剽窃行为，以免被发现。尽管詹德里茨科在剽窃时拉了生化系、外科系、妇科系的教授、系主任等作为合作者，西里西亚医科大学校长也出面庇护，詹德里茨科更是辩称自己的无辜，但是，由于詹德里茨科学术剽窃的证据确凿，都被固定在了“公共医学”这一免费医学文献摘要计算机查询平台上，既不能删除也无法更改，最终西里西亚医科大学还是公开承认了詹德里茨科属于学术剽窃，并向所有受害者道歉。

学术不端更是将相关学术证据与学术争议行为搅得越发复杂，《大背叛：科学中的欺诈》所述“巴尔的摩事件”，就很能说明这一点。1986年5月，《细胞》杂志发表论文《含有μ重链基因重排的转基因小鼠的内源性免疫球蛋白基因表达的变化表现》，作者为韦弗、巴尔的摩、今西-卡里等6人。论文主要依据的，是由巴尔的摩领导的麻省理工学院著名的怀特黑德研究所下属大型科学工厂，向当时籍籍无名的免疫学家今西-卡里领导的该学院的一个实验室，生产、提供的转基因小鼠，进行小鼠免疫球蛋白实验后所获得的实验数据。这一论文，为杰尼所提出的免疫系统基因之间的相互作用及其蛋白质产物所构成的巨大而复杂的、免疫系统调节自身方式的网络提供了证据。杰尼的理论为许多科学家重视和关注，但从未有人获得相关证据。但是，在该论文发表十二天后，今西-卡里实验室的助手奥图尔博士，在核实一只特定转基因小鼠的血统记录时，偶然发现了该实验室小鼠实验结果的活页记录，记录显示那篇论文所显示的成功实验是假的，实际上实验都是失败的，真实的实验结果与刚刚发表的论文实际上是不一致的。总共17页的原始记录表明，该论文有诸多严重的不实之处。奥图尔将这些情况告诉了一些人，要求更正或撤销该论文。而且，今西-卡里声称发现证明杰尼理论的实验数据证据后，无人能够重复她所提供的实验数据的结果。巴尔的摩对此后来自各个方面、各个层面的所有调查活动，都进行了各种阻碍，并对调查人员大发脾气，试图以自己的权威来取代对问题证据的考虑。在多方压力下，韦弗、巴尔的摩等人签署并在《细胞》杂志刊出了撤销那篇论文的启事，但没过几个星期，巴尔的摩又说论文整体没有大问题。巴尔的摩是一个大科学家，是获得过诺贝尔奖的权威。他的不妥协态度，使得今西-卡里事件长期处于公众的视野之中。一直到了1994年，研究诚信办公室发表了一份231页并带有附件的报告，认为今西-卡里确实有学术不端行为，建议对她处以10年内禁止获得联邦基金资助的处罚。今西-卡里向美国卫生与公众服务部的上诉委员会上诉。上诉委员会的不专业令人咋舌：在今西-卡里声称的产生自相邻工作日的两条实验纸带上，两个纸带序列号之间足有三个月的间隔。上诉委员会将这一矛盾视为今西-卡里在记录实验日期上的失误，却完全无视她将那些记录作为一次单一的、连续的实验结果而撰写了论文的事实。巴尔的摩事件的结果是，上诉委员会不顾听证中所展示的各种物证、书证都一致指向了今西-卡里的学术不端，也不顾科学家们的种种意见和批评，仍然坚持裁决今西-卡里没有学术不端行为，造成了学术界的诸多混乱。美国文化活动中的证据现象，居然呈现出了如此复杂混乱的局面，令人叹为观止。在认真负责的科学家眼里，证据显得是那样的有力可靠；而在一些权威眼里，证据又显得是那样的不值一哂。二者所反映出的截然不同的科学价值观，这当是学术界的人们所不曾想到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