起底“颜色革命”_风闻

关于“颜色革命”，相信大家早有耳闻，至于了解得有多深，那就各有不同，对于以美国为首的西方世界在东欧和阿拉伯以“颜色革命”之名，谋划发动的一场场颠覆阴谋，我们如何警惕都不为过。

今天我就用一篇万字文章，来起底“颜色革命”（本文属于旧文新发，对部分内容进行了调整，希望更多人能看到）。

美国

理解“颜色革命”的关键，是认识美国在其中扮演的角色，以及搞懂美国种种煽风点火行为背后的深层逻辑。

若不先看懂美国这个始作俑者，即使洋洋洒洒，落笔万言，将“颜色革命”从头至尾、事无巨细捋上一遍，你的脑袋中可能依然会充满问号。

纷纭复杂的现象背后，是一以贯之的本质。

那就让我们先从美国聊起。

西人亨廷顿指出，国家利益源自国家特性。美国三百年历史，其对外政策一直贯穿着两条看似互相矛盾的主线——超拔的民主自由理想与冷酷的现实功利算计。

民主自由理想，让美国走在天上，漫步云霄，大言炎炎，俯视众生，人权灯塔好似通天塔，恨不得将耶和华的天国捅个窟窿。现实功利算计，则让美国首鼠两端，阳奉阴违，好话说尽，歹事做绝，只要是符合自家利益，各种脏活荤素不忌。

美国有两张面孔，一张是基督教传统，一张是功利化准则。

《圣经》与《美国宪法》、《独立宣言》并列，被视为美国建国的奠基文本。

在美国的钱币上，至今仍印有“我们信赖上帝”的字样。

1905年，美国总统西奥多·罗斯福委托雕塑家圣高登斯设计新分币，圣高登斯出于美学上的考虑，去掉了“我们信赖上帝”这句格言，引起全美惊涛骇浪式的口诛笔伐，直到国会通过恢复旧格言的法案，这场风暴才算平息。

美国从古至今的46位总统，有41位是基督教教会成员，其余5位也同教会关系密切。美国开国总统华盛顿，在就职典礼上，手按《圣经》发誓，祈求上帝的保佑，自此，这一充满宗教色彩的程序成为历届总统就任时的规范模式。

老布什在位期间，多次邀请福音派领袖到白宫祈祷，并请其为小布什做宗教指导，他向人们宣称，你们面前的这个男人，至少将《圣经》读了四遍。

福音教派为川普白宫“发功”的那张著名照片早已风靡世界，尽管我们不知道川宝读过几遍《圣经》。

在美国的新教徒看来，北美新大陆就是预言中的“新以色列”，他们自己则是亚伯拉罕的直系后裔，是所谓基督教神圣谱系的最晚的继承人，他们不仅蒙受神恩，还担当着拯救世界的重任。

美国人源自宗教的理想主义道德观，往往会通过一种斗争激情来表达——凡是阻碍“理想”实现的，就是“不正义”和“邪恶”的。

在此基础上，美国人习惯将对手描绘成必须被消灭的“恶魔”。

威尔逊、罗斯福、杜鲁门、里根、布什父子、奥巴马、川普以及现在的拜登，都曾在不同场合，发表过关于“恶魔”的言论。

米洛舍维奇、萨达姆、卡扎菲等被妖魔化为“杀人魔王”，伊朗、伊拉克、朝鲜、利比亚等国被称作“邪恶轴心”，诸如此类比喻，都源自基督教。

除了基督教传统这张脸，美国还有另一张脸——基于实用主义的现实利益。

托克维尔在《论美国的民主》中这样写道，在美国，人们几乎绝口不谈德行是美的，他么只相信德行是有用的，并且每天都按此信念行事。他们喜欢用利益的原则去解释他们的一切行为。

我们甚至可以这样说，美国人将“上帝”工具化，基于自身利益信仰宗教，而且往往追求的是现世的、看得见摸得着的利益。

美国人视发财致富为最高道德理想，与欧洲不同，美国社会最具活力的人物，往往出自商业和金融业，如世界首富马斯克，商人总统特朗普等。

在权力与财富的角逐中，美国人信奉强者生存的社会达尔文法则。那些张口自由、闭口民主的说辞，其真实目的往往是追求现实利益。

尽管美国擅长将对手描绘成邪恶的恶魔，并宣称自己受更高的道德目的驱使，但在实际操作中，它基本上是按照现实主义原则行事。

二战时期，为确保自身安全，美国将“反共”价值目标抛诸脑后，与苏联结盟，为此，罗斯福屡屡引用巴尔干的一句谚语：我的孩子，在严重危急的时候，你同魔鬼携手同行是可以的，直到你过了难关为止。

尼克松政府驻联合国人权委员会代表塔·豪金曾坦言：当那些和我们关系一般的国家违反人权时，我们就指责它；当违反人权的行为出现在我们的盟国时，我们往往保持沉默。

马科斯横行菲律宾20年，被称作世纪巨贪，连二战赔款都敢贪，枪杀政敌，鱼肉百姓，无所不为。但鉴于现实考量，时任美国总统卡特并未减少对其援助，有位国会议员语带讽刺地说，美国赞成世界上的自由，但我们首先维护自己利益，所以卡特总统虽赞成人权，却给了马科斯5亿美元。

1981年，里根政府的《人权备忘录》规定，对盟国侵犯人权的行为实行“消极标准”，只需口头批评，无须见诸行动。事实上，对那些不按美国人权标准行事，却与美国有地缘利益的国家，美国非但不批评，还大洒金元进行拉拢安抚。

科索沃战争结束后，美国对卢旺达、塞拉利昂、东帝汶等地的种族清洗无动于衷，却又在另一些地区和国家以维护人权为名，悍然发动战争，大动干戈，其衡量标准就是——是否符合美国的国家利益。

我们可以说的更精确一点，美国的“国家利益”，即美国极少数权贵精英的利益。

社会学家米尔斯在《权力精英》一书中指出，美国的多元政治只是一种假象，在政府机构和整个社会中，只有极少数精英操控着美国政策的方向。

在米尔斯看来，美国的权力精英阶层由三类人构成：商业巨鳄、政治世家、军方高层。这些来自商界、政界和军界的首脑人物，共同构成了美国的权力精英统治。

私人俱乐部每年一次的春季豪华宴饮，是这个国家阔佬、权贵和名流的狂欢时刻，600多个美国权力精英在希尔顿酒店共聚一堂，金融家，工业巨头，新闻界巨子，最高法院的长老，国会头角峥嵘的鼓动家，政府高官，好莱坞明星，权力荟萃，萝卜开会，应有尽有，美不胜收。

在这个圈子里，私人交情往往超越党派和意识形态的限制，保守派和自由派在国会辩论得面红耳赤，来到这里，则换一副面孔，推杯换盏，彼此调笑，好不亲热，他们经常引用色诺芬的名言——最好的政权是假扮成民主的贵族统治。

被尊为美国“新制度巨灵”的汉密尔顿，曾直言不讳地说，尽管人们经常引用“人民的呼声是上帝的呼声”这一格言，但这并不是真理。应该让少数富人阶级在政治上享受永久的特权地位，他们可以阻止多数阶级的骚动。

概括来说，居于历史核心地位的，无外乎以赢利为目标的商人集团和以公共权力运用者组成的官僚集团，而美国是一个典型的商人集团控制官僚集团的国度。

写到这里，我们可以总结出美国行为的深层逻辑。

美国是一个兼具宗教热情和普世功利的国家，它通过意识形态和现实利益的二元标准区分敌友，那些威胁到美国民主自由等价值理念，同时又侵害到其商业利益的对手，就会被美国视为“恶魔”。

当民主价值与现实利益发生冲突，美国往往会现出原形——务实而精明的商人。包括民主理念在内的所有要素都将纳入成本，综合考量，一切问题都可以谈判，乃至让步，重要的仅仅是价格是否划算，别做亏本生意。

理解了以上内容，大家就不会对美国在“颜色革命”和“阿拉伯之春”中的一系列骚操作感到莫名惊诧了。

接下来，我们的故事正式开始。

“颜色革命”

所谓“颜色革命”，指的是21世纪初，几个东欧国家发生的一系列动荡，包括塞尔维亚（2000）、格鲁吉亚（2003）、乌克兰（2004）、吉尔吉斯斯坦（2005）等国。

这一系列五彩斑斓的“革命”，无一例外，都运用了美国思想贩子吉恩·夏普的方法理论。

吉恩·夏普是哈佛研究员，于1993年编写了一本《从独裁到民主》的小册子，描述了198种“非暴力”颠覆政权的方法，包括拉拢警方、示威游行、利用强力标语和口号、开展后勤工作等等。

也是合该有事，思想贩子夏普的这本小册子，几经流转，传到了一个酷爱搞地下行动的美国人手里，这个美国人名叫罗伯特，曾在美国驻缅甸大使馆担任武官。

罗伯特看了小册子，兴奋不已，摩拳擦掌，要付诸实践，他搞了艘船，组织一帮特务，潜入缅甸，在热带丛林的夜晚，点燃蜡烛，带领众人，研读夏普的著作。

多年以来，罗伯特为缅甸的种种倒戈运动，明里暗里提供帮助，但均以失败告终。

21世纪初，美国“推进民主”的目标转向东欧，不同于缅甸，罗伯特及其手下，很快在东欧取得进展，打开缺口。

2000年到2005年间，塞尔维亚、格鲁吉亚、乌克兰和吉尔吉斯斯坦等俄罗斯盟国的政府，均被所谓“不流血的革命”推翻。

西方媒体将这些颠覆行为称作自发式民众运动，但在这背后，却是美国及其盟友运用财力和技术，对那些前苏联加盟国施以高压，制造哗变。

大量所谓“非政府组织”介入了颠覆行为，如USAID（美国国际开发署）、NED（号称第二中情局）、OSI（开放社会研究所，索罗斯赞助）等。

尽管被贴上了“非政府组织”标签，但这些机构实际上都得到了美国政府的大量资助。

“阿拉伯之春”是“颜色革命”在阿拉伯世界的延续。

9·11事件后，美国人震惊地发现，阿拉伯世界大部分民众，对美国怀有刻骨仇恨，一些研究机构，使出浑身解数，探寻个中缘由。

大量研究结果表明，阿拉伯人之所以恨美国，主要有两个特别重要的因素：第一，美国无限支持以色列；第二，美国支持腐败的阿拉伯世俗政权，阻止伊斯兰势力上台。

美国那些食肉者看到这个调研结果，全体傻眼，但很快，他们的实用主义准则开始发挥作用，对于第一点，绝不可能让步，毕竟美国与以色列是“铁磁”，只能在第二点上做文章。

华盛顿权力精英的新立场被概括为：

如果阿拉伯人愿意生活在伊斯兰政权之下，那么好吧，我们这就去“帮助”他们，给他们伊斯兰教法，我们拿石油。

颠覆北非、中东国家世俗政权，代之以伊斯兰势力，美国是总策划，北约诸国为助拳，此外，还有两个海湾君主国深度参与其中，这就是最近频上新闻的沙特阿拉伯和最新一届世界杯举办国卡塔尔。

沙特与卡塔尔存在竞争关系，却也有相似利益——在阿拉伯世界发展瓦哈比主义（逊尼派激进主义）。

既然基于利益的草台班子已经搭起来了，“阿拉伯之春”这场大戏，那就非唱不可了

美国在“阿拉伯之春”运用的战略，就是上面提到的思想贩子夏普独家秘制的“公民自卫”，这一方法在颠覆行动方面非常有效，通过故意不遵守法律、造成经济活动停摆、策反士兵与警察等步骤实施。

一旦“阿拉伯之春”在某国发酵，一众所谓“国际媒体”就立即敲锣打鼓跟上，有了“国际承认”，那些参与者就会相信，全世界都在关注和支持他们。

这里所说的“国际媒体”，其实只是负责“定调”的英美和沙特、卡塔尔的电视台，如CNN、BBC、阿拉伯电视台（沙特）、半岛电视台（卡塔尔）等。

其中，卡塔尔的半岛电视台，在整个“阿拉伯之春”中，起着不可替代的作用，可谓小鳅翻大浪，我会单列一节细说。

除了这几个国家级的电视台，欧美知名的那几个新媒体，也在“阿拉伯之春”中出力不少。

谷歌在中东及北非区经理古奈姆，就曾扮演“网军”角色，被“埃及之春”的发动者们呼为英雄，盛名之下，古奈姆忍不住飘飘然，在CNN上发表演讲：

我摊牌了，我得找一天去见见扎克伯格，好好谢谢他，我是以埃及的名义，这场革命起自线上，起自谷歌，起自脸书。

2009年11月，美国推出公民社会2.0倡议，希拉里充当出头鸟，呼吁全球非政府组织大量使用数字新技术，宣布拨款500万美元给中东、北非做试点，声称这将有助于增强新媒体渗透公民生活的能力。

在2001年1月21日的“互联网自由讲话”中，希拉里更是打开天窗说亮话，向网络奸细承诺，美国将提供资金、技术和后勤支持。

举一个技术支持的例子。

美国一家企业为那些“网络异见分子”提供可接入网络又不留痕迹的TOR（洋葱头路由器），这是一种匿名通信软件，可以为所有类型的信息加密，用户可通过它匿名上网。

这家“洋葱头企业”免费向突尼斯人、埃及人、伊朗人提供此软件，让他们在进行颠覆活动时能躲开审查和监视。

“洋葱头”软件的设计师，名叫阿佩尔鲍姆，曾是维基解密的活动分子，此人多年来遍访全世界的“网络异见分子”，向其展示“洋葱头”的用法，而这一切全部免费。

谁在背后资助这家软件生产商呢？

答案不出所料，一家阿拉伯情报机构调查后发现，资助方有——谷歌、美国海军研究实验室、美国联邦基金。

脸书，谷歌，推特等新媒体巨头，在“阿拉伯之春”中兴风作浪，但毕竟是“外来的和尚”，若没有一家接地气的阿拉伯本土媒体与之打配合，事情也难办，恰恰还真有这么一个媒体，这就是前面提到的——半岛电视台。

半岛电台

1996年11月1日，卡塔尔的半岛电视台成立。

目前，这家电视台在全球有37个办事处，3000多名雇员，一天24小时不间断循环播放，拥有4000多万阿拉伯语观众，1.2亿英语观众。2010年12月，半岛电视台获得印度信息部颁发的执照，其在印度的潜在受众达到1.15亿个家庭。

很多人误以为半岛电视台是私营的，其实它是公共电视台，由卡塔尔的埃米尔（国王）指定电视台管理委员会成员，包括国王的几位血亲，卡塔尔首富阿勒萨尼等人。

1995年，哈马德（卡塔尔现任国王塔米姆之父）篡位夺权，正式成为卡塔尔国王，半岛电视台播出通告，称哈马德合法上位，又报道了所有部落长老向哈马德效忠。

据内部人士爆料，宣誓效忠的场面从未发生过，那是在政变前夜，哈马德召来卡塔尔所有长老，向他们告知其父王的消息。

这个所谓“宣誓效忠”的画面播出时，被消去了声音，以免穿帮。

半岛电视台擅长在美式言论自由和伊斯兰教法之间搞平衡，有人称它是最落后的意识形态与最先进的信息传播技术的完美结合。

一位不愿透露姓名的前半岛电视台员工透露，半岛电视台的运作方式，就是在十个真相中，塞进一条谎言，它对观众具有催眠的效果，观众们像犯了毒瘾似的去看它，就好像先知穆罕默德化身为半岛电视台，它成了穆斯林做礼拜的新对象。

成立5年后，半岛电视台对阿拉伯民众来说，俨然已成了“神台”。

半岛电视台的另一个“吸粉”秘诀，就是跟阿拉伯世界享有盛名的人物套近乎，从埃及前总统纳赛尔的私人顾问到恐怖大亨本拉登，半岛电视台都不遗余力地进行勾兑。它明面上可劲儿赞扬阿拉伯的光荣，高呼保卫巴勒斯坦事业，私底下却又跟以色列和美国打得火热。

本拉登

一位从2002至2010年在半岛工作的记者称，半岛电视台有一个针对阿拉伯世界的阴谋，根据美国的战略，该台制造流言，或精心筛选信息，然后播出去，蛊惑人心，引发动荡。

2010年，发生在突尼斯的自焚事件是整个“阿拉伯之春”运动的导火索。

自焚事件发生后，半岛电视台迅速跟进，用它擅长的影像语言引导突尼斯人，向他们灌输这样一个理念：一个贫穷的大学生，沦落为菜贩，又遭到政府人员没收秤杆、扇耳光的羞辱，忍无可忍，这才决定自焚。

一个叫鲍德里亚的卡塔尔记者，在多年后的采访中，戳穿了半岛电视台的谎言，自焚者死后不到一小时，我们就全编造出来了，说他是毕业即失业的大学生，其实这个人是初中毕业，就是个卖菜的，为了进一步挑起人们的愤怒情绪，我们又想出扇耳光的细节。

鲍德里亚说，当时有人一脸坏笑，掏出手机，自鸣得意地表示，这是我们的武器，只需几通电话，谣言就能扩散出去。当天下午，就有2000多个市民，跑到政府机构前抗议。

几天之后，“网络水军”用他们在培训班学到的知识煽风点火，抗议物价和失业，半岛电视台作为一家媒体，本应秉持客观立场，却大秀编剧才能，从报道事件到制造事件，公开呼吁突尼斯人起义。

在对突尼斯之后的埃及、利比亚、也门、叙利亚等国铺天盖地的“阿拉伯之春”运动报道中，半岛电视台玩的都是同一套把戏，在某种程度上，它似乎也摊牌了，直接变身为美国的宣传工具，火上浇油，混淆黑白，颠覆之心，昭然若揭。

一个名叫哈姆扎的13岁小男孩在叙利亚南部城镇被流弹击中，不幸身亡。卡塔尔电视台见状，又添油加醋，大做文章，拍了一段所谓“目击证人”的视频，说小男孩死前，叙利亚军人残酷地折磨了他，割掉了他的生殖器。

另一家电视台播出了对法医的专访，法医表示，小男孩的尸体，没有任何被折磨的痕迹。

但耸人听闻的内容更能抓人眼球，随着半岛电视台假新闻的播出，成千上万的叙利亚人愤怒了，纷纷走上街头。

“阿拉伯之春”后，叙利亚陷入内战

阿尔及利亚算是“阿拉伯之春”的幸存者，躲过了这场劫难，尽管他是卡塔尔半岛电视台既突尼斯之后，锁定的第二个国家。

当阿尔及利亚发生恐怖爆炸时，半岛电视台竟然在自己的官网上搞民意调查——你赞成还是反对针对阿尔及尔的袭击？54%的“参与者”竟然选了“赞成”。

阿尔及利亚之所以能躲过“阿拉伯之春”，一方面是因为在这个敬仰烈士的国度，包括年轻人在内的阿尔及利亚人爱国意识强烈，另一方面是因为阿尔及利亚情报部门于2011年2月截获了500部带有半岛电视台标识的手机，这些手机原本是要送到特定人群手里，用来拍摄煽风点火视频的。

小鳅翻大浪的半岛电视台，是卡塔尔的杀手锏，卡塔尔只需调整半岛电视台的播出内容，就能换来巨大利益。

据维基解密披露，美国驻卡塔尔大使说了这么一件事，卡塔尔曾向埃及总统穆巴拉克提出一项交易，只要穆巴拉克在巴以和谈上改变立场，卡塔尔就立即让半岛电视台在埃及停播。

美国在卡塔尔有两大军事基地，一个是艾斯萨利亚陆军基地，另一个是乌代德空军基地，曾几何时，装备贫铀弹的飞机呼啸而起，从这里起飞屠杀伊拉克人，或是轰炸阿富汗人。

最绝的是，半岛电视台台面上声嘶力竭为阿拉伯的荣光呐喊，台面下却与美国谋划让阿拉伯世界陷入无穷战火和苦难的“阿拉伯之春”。

“阿拉伯之春”标本

“阿拉伯之春”是阿拉伯世界的一次“颜色革命”浪潮，其过程错综复杂，千头万绪，我们不妨选一个典型案例来讲——利比亚。

说起利比亚，大家第一时间想到的，八成是卡扎菲。

这个众说纷纭的北非政治强人，用40多年时间，让利比亚的家国情感有所凝聚，但比起家国大义，利比亚人的部落归属感仍占据首位。

回望卡扎菲几十年统治，并非像西方媒体描述的那样乏善可陈，客观来看，在社会经济方面，卡扎菲确实使利比亚得到了发展。

1969年，卡扎菲通过政变推翻君主体制之前，利比亚属于世界上最贫困的国家之一，居民年收入不足60美元。

40年后，利比亚凭借“阿拉伯社会主义”福利制度和丰富的石油资源，成为阿拉伯世界生活水平最高的国家之一，大多数利比亚人拥有自己的住房和汽车。

卡扎菲时期，利比亚的免费医疗体系在阿拉伯世界名列前茅，教育也是免费的，利比亚女性拥有包括接受教育在內的广泛权利，医院和诊所均按欧洲模式运营，成本由国家承担。

“阿拉伯之春”爆发前，按人类发展指数排序，利比亚在全球的排名高于俄罗斯、巴西、乌克兰和委内瑞拉，被认为是非洲最发达的国家之一。

利比亚街头

在突尼斯和埃及，年轻人因找不到工作而心怀不满，利比亚则正好相反，其经济发展吸引了约300万外国劳工入境，专门做那些本国居民不愿干的脏活累活。

卡扎菲甚至为非洲第一颗通信卫星进行了融资，让非洲经历了一场前所未有的“科技革命”。

现在看来，利比亚最大的问题，是其社会经济迅速发展与古老的部落政治之间的脱节，本该潜心探索出一条具有利比亚特色的独立自主的发展道路。

怎奈，卡扎菲在其子赛义夫的怂恿下，宣布销毁大规模杀伤性武器，与西方建立紧密合作关系，试图从原始的部落政治，纵身一跃，跳到“欧美模式”，却最终踏上了一条通往“颜色革命”的自毁之路。

当然，卡扎菲狂妄至极的性格因素也是其覆灭的原因之一，这位号称非洲万王之王的狂人，曾在联合国讲台滔滔不绝，讲到兴起，手撕联合国宪章，甚至试图挑战五常在理事会上的地位。

2011年2月12日，“阿拉伯之春”的飓风刮到利比亚，利比亚政府宣布了一系列措施，试图平息骚乱，但为时已晚，潘多拉魔盒早已开启，思想贩子夏普屡试不爽的“颠覆政权”方法论又将推出新番。

动荡之前，利比亚每天生产150万桶石油，掌握资产超过1500亿美元，而利比亚的人口只有600万，巨大的财富即便不能平均分配，至少让大多数利比亚人过得相当体面。

利比亚人拒绝从事他们认为“有损名誉”的工作，完成学业的年轻人也不愿从事低端工作，他们紧盯着那些报酬高的紧俏职位，一毕业就要求有车有房的标配，于是，利比亚政府被迫大量引进外国劳动力，去干利比亚人不愿干的工作。

换言之，社会经济原因并非利比亚被卷进“阿拉伯之春”漩涡的根源，利比亚人的政治诉求是被创造出来的，具体来说，就是前文提及的“互联网引线”。

卡扎菲之子赛义夫，主动用脸书推广新思想，随着社交网站的压力不断聚集，有人适时发出示威游行的号召，将2011年2月17日定为“革命”的“官方日期”，立即得到了成百上千个签名响应。

在利比亚，半岛电视台的收视率远高于利比亚国家电视台，一时间，政府向民众开枪的不实信息铺天盖地，以奥巴马为首的西方领导人，为了让他们即将进行的军事行动合法化，极度夸大了人道主义威胁。

利比亚军队统共不过5万人，在这5万人中，只有1万人受过正规训练，装备良好，按时拿军饷，具有战斗意愿。

利比亚空军约18000人，因多年禁运被严重削弱，拥有米格—21，米格—23，苏—24等型号战斗机，满打满算，不超过100架，一直处于勉强维持的状态。

北约的虎狼之师一出动，卡扎菲的命运可想而知。

关于卡扎菲的惨死，资料已汗牛充栋，此处不再赘述，我想说的是，比卡扎菲个人命运更悲惨的，是利比亚的国家命运。

“阿拉伯之春”前，利比亚为本国民众和相当数量的外国劳工提供工作机会，长期吸收邻国失业人口，相比多数非洲国家，利比亚国民过得相对富足，且不失体面，而这一切，都在“革命”之后化为乌有。

卡扎菲死后，北约诸国拿到各自利益，拍屁股走人，利比亚四分五裂，战火纷飞，落后的部落政治再次攫住利比亚命门。

利比亚经济发展陷入停滞，原先丰富的油气资源，被割据一方的军阀们廉价卖出，用来换取武器打内战。原先卡扎菲时期制定的各种社会福利，大部分都被废除，毒品肆虐，杀人越货等犯罪行为大行其道，晚上一过8点，几乎没人敢出门。

外国劳工争先恐后逃离，导致多个行业瘫痪，工地，餐馆，旅店，商场，加油站纷纷停转，许多利比亚人不得不卖车卖房，甚至卖老婆卖孩子维持生计。

前段时间上映的《万里归途》，即是以利比亚撤侨为原型，电影中刻画的利比亚种种乱象，就是“阿拉伯之春”的“杰作”。

结语

“阿拉伯之春”被认为是典型的“颜色革命”，是一场误食西方民主菜谱导致的集体中毒。

正如本文开头所说，始作俑者是打着民主自由的幌子，践行无所不用其极的实用主义的美国。

那些“中毒”的国家，包括突尼斯、埃及、利比亚、也门和叙利亚，几乎无一例外，全都陷入了他们自己亲手挖的这个大坑。

经济凋敝，民不聊生，死亡遍地，“基地组织”和“伊斯兰国”（IS）等恐怖组织横行，一个又一个世俗政权，在阿拉伯世界灰飞烟灭。

多少当初被利用、狂喊口号的人，如今肠子都悔青了。

东欧和阿拉伯用血泪和脑浆写下的教训，值得我们永远警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