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家倒闭的咖啡店，撑起了整个台湾的独立音乐_风闻

　　去年年末，中国台湾著名的文艺地标“海边的卡夫卡”（下文简称卡夫卡）宣布将在今年的一月份结束营业，消息一出，立刻引起了整个乐迷圈的震动。

　　台北市中正区罗斯福路三段244巷2号，2楼即为海边的卡夫卡

　　为了纪念这一时刻，卡夫卡自己发起了一连串的文化活动，包括纪录片、插画、播客、文化讲座等，许多艺术家、文化人士纷纷出手相助。

　　但最受瞩目的，还是一个名为**“24小时告别派对”**的活动：

　　在结束营业的当天，将会有25组独立音乐人轮番上场演出，演出持续24小时，阵容里有不少我们耳熟能详的名字，包括1976、HUSH、郑宜农、LINION、大象体操、告五人、巴奈、旺福、康士坦的变化球、昆虫白、法兰、Green!Eyes、OHAN、八十八颗芭乐籽等。

　　所以问题来了，为什么这间小小的咖啡店会有这么多音乐人力挺，它对于台湾独立音乐又有什么贡献？

　　从一个独立乐队的副业

　　变成台湾的文艺地标

　　白天，卡夫卡是出产美味咖啡、可以闲坐小憩的咖啡店，但一到晚上，就变成了售票演出的Livehouse。

　　来这里演出的，都是台湾的独立乐队、独立音乐人。有的已经颇有名气，有的仍然籍籍无名，但并不妨碍观众踊跃地前来观看演出。

　　工作日的卡夫卡

　　周末的卡夫卡

　　卡夫卡的老板名叫陈瑞凯，人称阿凯，他也是独立乐队1976的主唱。

　　**“世界上没有缺一个上班族，但是缺一个吉他手。”**这句出自乐队吉他手的名言，可以完美概括阿凯开店的缘由。

　　卡夫卡于2005年开始营业，其前身是一间名为“挪威森林”的咖啡店，老板名叫阿宽，除了煮得一手好咖啡以外，艺术品味也很好，店里常常放着Tom Waits、Flamming Lips等音乐。因此，包括阿凯在内的年轻音乐人，还有文青、小说家、导演，都经常来这家店里结识朋友、闲聊。

　　2005年，阿宽有意将咖啡店转手，此时1976乐队正好面临着解散或继续玩团的抉择，要知道，当时是搞独立乐队能否饱腹都是问题的年代，如果选择继续玩团，那么乐队成员还得各自再找一份工作，就在阿凯犹豫不决时，吉他手对他说，自己要选择继续玩团：“世界上没有缺一个上班族，但是缺一个吉他手。”

　　阿凯被这句话深深激励，于是他接手了挪威森林，并依据村上春树小说的灵感将店名改为“海边的卡夫卡”，前几年，阿宽作为合伙人教授了阿凯所有开店的技巧，直到2008年，阿凯全面接手。除了卖咖啡之外，还售卖CD、书籍，举行现场演出，而后者是他一开始就规划好的事情。

　　店里没有固定的演出区域，但阿凯请专业人士布置了顶尖的音响系统。阿凯也没有设置专门的鼓区，他更希望演出是以不插电的方式进行，即便如此，在这里演出的音乐人风格仍然十分多样：包括摇滚、民谣、嘻哈、DJ等。

　　没人算得清卡夫卡一共举办过多少场表演，可以说，大大小小的独立音乐人/乐队都在这里表演过，包括还未成名的苏打绿、张悬、落日飞车等，甚至还有日本的星野源，第二年他再次来到台湾演出时，还专程回到卡夫卡的门前拍摄了一张合照。

　　苏打绿曾在卡夫卡连演六晚

　　星野源

　　有的独立音乐人则通过卡夫卡开启了职业生涯，比如近些年个人作品突出，同时为众多主流歌手如孙燕姿、张惠妹、徐佳莹等写了主打歌的Hush。

　　在成为独立音乐人之前，Hush是卡夫卡的店员。阿凯一直都鼓励店员们进行文艺创作。

　　某天，Hush问阿凯能不能听听自己的音乐作品。第二天，Hush拿来一把木吉他和一个U盘，U盘里装了50多首Demo，阿凯听完之后，对这名年轻人充满灵性的创作印象深刻，于是给了他上台表演的机会，同时将他推荐给各大唱片公司。

　　然而，唱片公司却觉得Hush写的天文学、神秘学题材的歌词太怪了，按阿凯的话来说是“这些公司很没有想象力”，于是他自己创立了一间唱片公司（re：public），将Hush签下，并学习如何成为一名A&R（Artist and repertoire,根据市场取向，来决定艺人的定位与包装）。

　　Hush和乐队于2013、2014年推出的两张专辑，都在re：public推出，2015年，他凭借为孙燕姿写的一首主打歌《克普勒》，一炮而红，并迅速成为新一代台湾乐坛的代表人物之一。

　　此后，re：public还陆续签下了Easy、马克白、记号士等新冒头的独立音乐人，同时每年推出一张卡夫卡的不插电现场专辑。

　　值得一提的是，卡夫卡还“出版”过诗集，他们与启明出版社合作的独立诗人吴芬的诗集《把你的心跟肺挖出来带回乡下喂狗》，创造了现象级的销量。

　　运营17年后，卡夫卡因面临商圈改造，只能被迫关店。因此，当这个文艺地标要举办告别活动，许多在此演出过的音乐人都主动回家，送它最后一程。

　　猛虎巧克力主唱，创作歌手郑宜农表示，卡夫卡是她累积表演经验和观众的重要据点，除了自己表演，还欣赏了很多音乐人表演，是她早期吸收音乐养分的重要来源，因此“告别演出是一定要参加的，毕竟我是在那里长大的！”

　　去年刚刚登上Fuji Rock音乐节舞台的大象体操，第一次在卡夫卡演出是在2013年，贝斯手凯婷说：“那是我第一次体会到有人为了看我们表演排队，从二楼往下看到这个场景的时候超级感动。”

　　也有人怀念的是包含卡夫卡在内的“温罗汀”地区，昆虫白在接受采访时表示**：**“没有温罗汀，昆虫白不会出现，温罗汀对我来说是人格养成蛮重要的一部分。”而这次卡夫卡的告别活动名称也是“再见卡夫卡——来Chill温罗汀”。

　　所以，温罗汀和台湾的独立音乐，又有什么样的关系呢？可以说，没有温罗汀，就没有现在的台湾独立音乐。

　　没有温罗汀

　　就没有现在的台湾独立音乐

　　如果你追溯台湾独立音乐史，一个绝对无法绕过的地方便是台北市南区的“温罗汀”。

　　所谓温罗汀，是由温州街、罗斯福路、汀州路街巷组成的区域，在这个区域中，坐落着两间高等学府（台湾大学、台湾师范大学），还有30多间独立书店、20多家音乐咖啡馆和Livehouse。

　　2010年的温罗汀地图

　　由于是两间重要大学的所在地，从日据时期开始，这一区域便成为知识菁英的聚集地，提倡自由开放的风气，进入21世纪后，这里因为便捷的交通、相对中心区低廉的租金，书店、咖啡馆、Livehouse都选择在这里开店，从而吸引了更多追求个性的年轻人到此游逛。

　　其中最重要的五间表演场所：**地下社会、河岸留言、海边的卡夫卡、女巫店、The Wall，**它们共同哺育了处于襁褓期的台湾独立音乐。考虑到21世纪初，搞独立音乐（那时还叫做地下音乐）压根算不上一份正经职业，甚至连填饱肚子都是问题，但这些场地的存在给了年轻人实现自我价值的机会，同时也让各种非主流类型的音乐能够被听见。

　　The Wall

　　当时流行这么一句话：“如果想要听民谣或不插电，就要去女巫店；如果想要比文青更文青那就去卡夫卡；对爵士乐和Fusion感兴趣的话就要去公馆的河岸留言（值得一提的是，卡夫卡的一楼便是河岸留言）；想要感受Underground气氛就一定要去地下社会。”

　　在这五家表演场所中，许多人最常听到的名字，是位于新生南路三段56巷的女巫店。

　　女巫店于1996年营业，老板彭郁晶是一名糕点师，初衷只是想开一间能间歇举行文化活动的咖啡馆，后来误打误撞成了台湾最知名的独立音乐演出场地。

　　与我们印象里的Livehouse不同的是，女巫店只有几十人的容量，缺少隔音设备，然而这并不妨碍一到晚上，店门前就排满了想进去观看演出的年轻人。

　　举办演出时的女巫店

　　在女巫店演出过的独立乐队/音乐人数不胜数，但女巫店的特色在于对女性音乐人的支持。位于楼上的女书店，便是一间专门售卖女性议题书籍的书店，而要说从女巫店走出的最具代表性的独立音乐人，毫无疑问是张悬。

　　高中时期，张悬和一帮同学就十分憧憬台大、师大的大学生活，因此放学后经常前往温罗汀闲逛，尤其是喜欢到有“高中女生圣地”之称的女巫店。此时，张悬已经积累了一些个人创作，便报名参加了女巫店的演出征选，结果由彭郁晶亲自面试后，同意了她在女巫店举办自己的作品发表会，并在她休学前往英国读书，再度返回台湾后，主动打电话邀请她回来工作、表演。

　　“那是我认真学习吉他的开始。”张悬在接受采访时说，当时她还兼任女巫店的PA（音控）。

　　2006年，张悬发行了自己的首张专辑《My Life Will…》，一举震惊整个台湾乐坛，而她在限量版专辑的预购赠品中，还增加了一首特别版的《宝贝》，副标题为《献给郁晶和她的女巫店》。

　　2015年，女巫店举办了20周年“女巫祭”

　　然而，这些承载着独立音乐场景的Livehouse，在发展过程中却常常因为违法和商圈改造等原因濒临关闭。

　　比如位于地下室的“地下社会”，就数次因为消防和噪音问题停业整顿，并且因散场观众在街上喧闹引来居民投诉。事实是，相关部门对于Livehouse这一新生文化产业始终没有制订适配的法规，因此Livehouse只能一次次在不符合实际情况的旧法规中反复碰壁，最终，地下社会因为不间断的投诉、罚单、以及高昂的租金，在2013年结束营业。

　　地下社会

　　The Wall和女巫店同样如此。自2005年开始，这两家店便不断遭到警察临检，原因是“营业登记项目不符而违反《商业登记法》”，加上2011年台中夜店“阿拉”大火造成9人死亡，Livehouse面临的社会压力更加巨大，女巫店曾在2011年5月宣布于月底结束营业。后来，台北市“政府”姗姗来迟，称2010年已新增“音乐展演空间业”这一营业项目，才让女巫店能够继续存续下去。

　　后来，女巫店老板彭郁晶作客马世芳的广播节目《音乐五四三》时笑着说道：“我们本想自动歇业，但最后又被勒令‘不准歇业’。”

　　但实际上，正是这些Livehouse的一直以来的坚持，使温罗汀这一独特的音乐文化场景没有消亡。而这一基础的建立，才有了后来台湾独立音乐的爆发。

　　不是告别

　　却胜似告别

　　后来的故事你可能略有耳闻，即台湾的“文化部门”终于注意到了正在蓬勃生长的台湾独立音乐。

　　除了协调有关部门解决Livehouse的法律规定和定位问题之外，2010年，台湾提出了“流行音乐产业发展行动计划”，从资金、渠道、人才、演出机会上对独立和主流音乐进行扶持。

　　根据公众号“听见对岸”的文章《在台团热潮背后，了解下台湾的音乐补助是怎么一回事》的梳理，以独立音乐人最为头疼的资金为例，台湾在2020年一共对九个项目进行了补助：包括流行音乐作****品的制作/发行费用、音乐人进行海外巡演、赴海外参加音乐节的费用、本土音乐节的推广费用、流行音乐人才技能培训费用、音乐跨界合作计划的费用、音乐类新媒体的补助、本土语言（闽南语、客家话、原住民语）专辑的制作/发行费等。

　　2020年的创作乐团类补助，专门针对独立乐队进行补助

　　**有了补助资金，独立音乐人便可以将更多的心思放在创作上，并且有条件在录音室制作出更为精良的作品。**至今，这一补助计划已经颇见成效，比如草东没有派对就在2015年拿到了30万台币（约合6万元人民币）的补助，用来录制首张专辑《丑奴儿》。落日飞车、茄子蛋、甜约翰等乐团也曾拿到补助。

　　而自2010年起，台湾还设立了面向独立音乐人的金音创作奖，随着台湾独立音乐的繁荣，金音奖目前已经成为继金曲奖之后乐迷又一十分关注的奖项。

　　以不久之前结束的第13届金曲奖为例，总共设立了包括“最佳专辑奖”、“最佳乐团奖”、“最佳摇滚专辑奖”、“最佳民谣专辑奖”、“最佳嘻哈专辑奖”在内的21个奖项，获奖者中有我们十分熟悉的——比如大象体操的贝斯手凯婷拿到了最佳乐手奖、旺福拿到了最佳乐团奖。也有许多让人眼前一亮的新人，比如LÜCY、珂拉琪等。

　　金音最佳新人奖得主LÜCY的首张个人同名专辑，风格十分国际化

　　除此之外，台湾也在独立音乐的两个重镇台北、高雄分别设立了流行音乐中心，以台北流行音乐中心（简称北流）为例，园区内建有能够容纳数千人的表演场馆、展览馆、产业区、户外表演区。

　　目前，北流除了举办自己品牌的音乐节之外，还承办各种各样的演唱会、音乐剧、音乐会。许多音乐产业相关的公司、店铺也搬迁到此，比如卡夫卡，就分别在北流和高流开设了分店。

　　台北流行音乐中心

　　北流卡夫卡

　　所以严格说起来，卡夫卡并没有告别，只是关闭了位于温罗汀的店铺，而目前卡夫卡也是一个包含音乐空间、唱片公司的品牌，因此在未来的日子里只会更加忙碌，据阿凯在马世芳主持的特别播客《再见卡夫卡》所说，温罗汀的店铺结束营业后，所有员工都将被调去支援唱片公司的业务。

　　但在许多与卡夫卡、温罗汀有着共同回忆的人、或者在阿凯本人看来，卡夫卡已经告别了。因为只有在温罗汀特殊的环境、空气、人群中，卡夫卡才能称之为卡夫卡。虽然新的环境更加高级、店内设施也更加崭新，但旧有的灵魂却是无法一同带来的。

　　那灵魂是什么？是温罗汀密密麻麻的文艺小店，是漂浮在街上那咖啡香与纸香交织出的气味，是四处闲逛的高中生、大学生们，是籍籍无名的音乐人、艺术家，甚至是被无数人踩踏过的前往二楼店面的楼梯，是店里的木质桌面与杯角磕碰出的磨损。

　　这也是为什么，像没有面临都市改造计划的女巫店、The Wall仍然坚守在温罗汀，前阵子，女巫店因疫情冲击传出经营困难的消息，刚刚在小巨蛋开完两场演唱会的卢广仲，立即决定重回女巫店举办两场“续命演出”。

　　去年12月22日，卢广仲在女巫店举办“续命演出”

　　这让我想起“地下社会”的老板林大钧，曾有记者问过他是否会重开地下社会，他的回答是：“不会，时空背景不同，那个地方就不会一样，即使是在原地原貌重新开，也已经回不去了。”

　　“不是说政府设置专区，把Livehouse移到哪里去就好了，因为那种空间，本身与人联结、与音乐联结的那种东西，是无法这样被随便对待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