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民党军中的政工干部，是一个怎样的存在_风闻

不知各位是否注意到这样一个现象，即在涉及国民党军的文艺作品中，很少有政工干部的形象。印象中，好象只有解放前的老电影《八千里路云和月》中，有个一闪即过的无名角色，是个指导员。

和网友们聊天，也极少聊到国军的政工干部，因为它实在不多见。

要说国军中的政工干部，最出名的大概就是杀害刘胡兰的大胡子张全宝了，该张系阎军72师215团1营机枪连的指导员。如果不是因为他杀害刘胡兰出了名，恐怕今天的许多人未必知道国军中还有指导员这么一个差事。

今天就斗胆开一个这样的话题，抛砖引玉，讨论一下国民党军的政工干部。

国军政工干部的编制情况

黄埔军校创建之初，仿照苏联红军的做法，首创了政治工作制度，这其中就包括了党代表、政治部和党部的设置。廖仲恺即军校第一任党代表。

1924年底，黄埔军校第一期毕业，黄埔系最早的武力——军校教导第1、2两个团建成，在这两个团中，从团到每个营、连，都配备了党代表。后来成为著名将领的王尔琢、余程万、郑洞国、彭干臣、冷欣、蒋先云、刘畴西、李奇中等都是这一时期教导团中的党代表。这是党代表一职首次在军队中推广。

1925年，广东革命政府以黄埔军校教导团为基础，建成国民革命军第1军，党代表也在第一军每个连以上单位普遍配备。后国军膨胀，又将这一制度推广到全军。但由于北伐进行中扩充的国民革命军有大量未经彻底改造的旧军阀部队，实际落实情况就各不相同了。

1926年5月，在总政治部主任邓演达的主持下，将国民革命军各团、营、连的政工负责人改称政治指导员。指导员并不完全等于党代表，但大致就相当于党代表。

北伐尚未完成，四一二政变发生，从这时起，党代表（指导员）制度被取消，整个军队的政治工作也基本没有了。

到了1931年，国军的政治工作又有部分恢复。此时，在师和团建有政训处（有的团仍称指导员），营、连两级没有政工机构和人员。虽然有了恢复，但相比东征、北伐时，政治工作的力度和所能发挥的效果已经远远不如。

全面抗战暴发后的1938年初，军事委员会政治部成立，陈诚任部长，周恩来、黄琪翔任副部长。从这时开始，在行营、战区设政治部，集团军和军不设政治部，师政训处改为政治部，团政训室改为指导员室，营不设政工机构，连设指导员。

到了1940年初，原来不设政治机构的集团军增设特派员，军设政治部，师的政治部则取消，改设督导员一个，列入军政治部编制，连的指导员撤销，营、连两级遂无常驻政工干部。

极不严肃的是，还不到一年，到了1940年9月，又再次撤销军政治部，恢复师政治部，连指导员也又一次恢复。此时的军队政治工作便形成了战区政治部——师政治部——团指导员室——连指导员的纵向系统。

这之后，军队政工体制又有若干微调，比如仿照苏联的作法设政治副职，即规定由副师长一员兼政治部主任，副团长或团附一员兼团指导员，副连长或连附一员兼连指导员等。但规定是规定，真的按此规定落实的廖廖无几。

抗战胜利后的1946年6月，受美国人的干预，将原来的军事委员会政治部改为国防部新闻局。军、师、团的政治机构称新闻室，营仍不设政治机构与政工人员，连则仍然保持政治指导员不变。

到了1948年2月，又变了。原国防部新闻局改称政工局，军（整编师）的新闻室改称政工处，团新闻室改称指导员室，增设营指导员室。指导员室的负责人称主任。连仍称指导员。这一体制一直到国军在大陆战败逃台为止，未再有变化。

以上即是国军政工干部编制的大致沿革。

可编制归编制，实际的情况却又是另一番景象了，政工干部在国军中并没能按编制配齐，而是大量缺编。

战争状态下，任何一支部队的任何一个岗位，都有可能缺编，这本不足为奇，但像国军自抗战以来缺编政工干部的情况，可真的有点奇了。自1938年初在连设指导员后，从来没达到过满员不说，很多时候，几乎跟没有差不多。政治部第一厅1941年元旦签呈的《增设各部队连指导员实施办法》中，有这样的要求：“全国已设政工之部队，自本年三月初旬起至九月底止，设置半数。”从这段话看出点什么来呢？在国军连一级设置指导员的规定已经运行了三年，到这个时候还在争取再用九个月的时间达到半数，而且还仅限于在“已设政工之部队”，这推行的效率，我可真服了。

首任政治部长的陈诚，于1940年3月有一个谈话，“政工干部缺乏，下级为甚，原有干部，仅三千余人，现在需要，约在三万以上。”瞧见没有，直到这时，政工干部实有数只占应有数的一成。

运行到抗战后期，这一情况怎样了呢？继陈任政治部长的张治中在1945年谈到政工干部缺编情况时说道：“上年曾请准在补训学生中抽调二千人转任政工，但毕业以后，因种种障碍，只能抽调六百五十四人，实际到差者仅二百七十四人。呈请抽调军分各校每期毕业生百分之十充任连指，但几经波折，迄今仍无法做到。”和陈诚所说1940年的情况相比，仍然没好到哪里去。

从国军当年的文件里，从陈、张二人的谈话里，可知彼时基层政工干部的实有数是个怎样的情况了吧。

连队缺编指导员的情况到了解放战争时也丝毫没能得到改变，除由蒋太子把持政工的青年军以外，基层连队缺编指导员的现象比比皆是。访问当年国军老兵，很多人甚至连听都没听说过连里还有指导员这一官职。这也难怪，在当时，即便是中央军中的许多连队，有的几年甚至十几年缺编指导员，有的一个团所有连队全部缺编指导员。这大概就是在涉及国军的文艺作品中极少出现指导员的原因之一吧。

国军指导员都干什么

国共重新开战后，也许是认识到基层政治工作的重要性，也许是从其对手那里了解到基层政工的一些经验，于是照葫芦画瓢，在1947年秋，由新闻局编写发行了一本连队政治工作手册，将国军连队政治工作归纳为八项，即（一）赏罚公断；（二）经理公开；（三）意见公开；（四）康乐活动；（五）爱民工作；（六）互助合作；（七）火线喊话；（八）建立模范。为了推行这八项工作的开展，要求连指导员呈连长之命，组织士兵成立八个组织，即纪律监察评判会、经理伙食委员会、生活小组、中山俱乐部、爱民会、互助会、喊话班、模范小组。

按说，如果真能照此八项工作落实下去，当然是可以的，可惜的是这时的国民党军内，已经腐败到了无可救药的程度，这八项工作，仍然不过是一个美好的愿望，抑或文字游戏罢了，诚如时任新闻局长的邓文仪总结的，“自本部规定连队八项工作，并订颁布实施办法以后，数月来经考核结果，各单位遵照实施者固有，而奉行不力者尤多，稽其成效，殊感失望。”

国共两军政工干部的对比

虽然国军的连队在很长时间段内，和我人民军队一样也编制有政工，但政工干部在两军中的地位和发挥的作用，可就有着天壤之别了。

首先是政工干部在部队中的权力不同，地位不同。黄埔军校教导团初次设置党代表时，其权力很大，既负责党务与政治训练，还可节制军队，监督部队行政。“对于同级主官所发之命令，认为有明显之罪过或巨大之错误时，有拒绝签字之权；”“党代表对于其部队同级主官所发之命令，认为有危害国民革命之进行时，须设法使其不得下达。如已发出，党代表有即时单独发布命令、不许其部下实行之权；”“在左列之场合内，党代表有在最短期间内弹压之或将罪犯逮捕送交法庭之权：A.官长明白表示其反叛之意志时。B.军队中有谋反及掠夺之暴动时。C.其他个人或军队有不法行为时”。“代表党执行对该辖军队的管理和统帅”，“凡有关文件、命令，均需有党代表签署，始可生效”。彼时在党军内部，从军到连，均有党代表，占据着与同级军事主官完全同等的权力，若从监督军事主官的角度讲，则比同级军事主官的权力还大些。

为什么彼时党代表的权力如此之大，与党军统帅蒋介石的认识与态度恐怕不无关系。蒋在从苏联考查归来后，曾发表议论，说苏联红军“每团部由党部派一政治委员常驻，参与主要任务，命令经其署名，方能生效。”“其优点在全团上下亲爱，团长专任军事指挥，政治及知识上业务，与精神讲话，则由党代表任之，权责甚明。”1925年6月，蒋还有报告称：“党代表之制度，方在开始试验阶段，而人才缺乏，实为目前最迫切之问题。”从这些言论中可见，这一时期的蒋介石，是很看重党代表的，也是很迫切地需要党代表的。也许正是因为最高统帅的重视，那时的党代表杠杠的。

但好景不长，到了汪精卫任黄埔军校党代表后，也许是汪的争权令蒋感到厌恶，也许是担心中共借此坐大，或许还有其他什么原因，“中山舰事件”后，蒋的态度发生了转变，这从他1926年4月8日的演讲中可以看出来。在这次演讲中，他说：“苏俄党代表的性质是因为带兵官不是党员，所以由党派代表去监督他，现在我们带兵官都是党员，为什么还要党代表来监督呢？”也就是从那时起，受其影响，党代表的地位开始被降低，但那时的蒋介石还不能一个人说了算，因而北伐战争中，党代表仍然存在，并发挥了巨大的作用。

到了全面抗战爆发，国军虽又恢复了指导员制度，但已今非昔比，远不如前，而且直至国军在大陆战败，也始终没能恢复到东征北伐时的状态。之所以这样，仍然与蒋介石的思想认识有关。其在《国军如何才能完成剿匪救民的任务》的报告中说：“我们中国古人说，‘权出于一者强，出于二者弱’，我们既然委任了一个将领，就应该绝对的信任他，而不要用其他的方法来牵制他。所以我们在北伐之后，就取消党代表制度，采取一元制，把一切事权集中于带兵官。我认为一元制必定比二元制好，这是无可置疑的事。”

正是在这一思想主导下，国军初创时期那种党代表（指导员）与军事主官平起平坐的情况改变成为抗战时指导员配属或隶属于军事主官，其对于军事主官，也就只有服从了。这还不是最差的，服从就服从吧，最差的是由于老蒋就不待见政工干部，在其影响下，弄得整个部队从将军到士兵都不待见政工干部。当年作为政治部长的陈诚在谈到基层政工现状时，曾经很无奈地说道：“军校学生愿作政治工作者少，原有政工人员，尤不愿任下级干部。”之所以谁都不想干连队政工，在连里说什么都不算不说，像个仆役似的受连长排长的支使不说，还因为连指导员“位卑薪薄，每月仅支十五元到二十元，然犹有被歧视，甚至有被私自开除拘禁加害之事。”张治中在其回忆录中，也说，“从事政工愈久，则其个人之前途愈觉黯淡，而一般军官，均视政工为畏途。”“部队长往往借人事交流之名义，将若干连指导员吸收于部队之内，而以水平较低之人员派充连指导员。”据第四次“围剿”时任第11师31旅63团政治指导员的方靖回忆，上任之初，方碰到一位任营长的同学，见面互叙离别后，那同学对他说：“你也来卖狗皮膏药啦！你为什么要钻进这个死胡同？”“你去找个旧长官，搞个带兵官是不难的，或是当个参谋也好啦！这里对政工看不上眼，比带兵官不止低下一等，士兵也不听你吹，你为啥要干这玩艺！”从以上忆述中，指导员在军队中的境遇可见一斑。

抗战后期，由蒋经国主持的青年军政工，有些例外，与其他部队的指导员相比，一是人员充实，几乎没有缺编；二是权力大，连队事务可以说了算。但青年军为数既少，又是昙花一现，也根本说明不了什么。

中共军队中的情况就截然不同了，在毛泽东的坚持下，政工干部从始至终保持了在军队中很高的地位。很长一个时期，上至方面军下至连队，凡遇大事，不论军事的政治的，都得需政治主官同意方可执行，当军政主官意见不一致时，则更得由政治主官拍板，这也就是那著名的“政委最后决定权”。这种不论军事政治的大事全由政委和指导员说了算的情况，今天来看，未必科学合理，但却是事实。一直到1942年秋，才开始有些许的改变，即关于作战指挥的决心才交到军事主官的手里，但除此以外，其他所有军政大事，也还是政委、指导员拍板。一直到解放后的1954年，党委（支部）领导下的首长分工负责制在全军实行，中共军队中的军事首长才开始与政工首长平起平坐。但军队各级党的书记，绝大多数得由各级政工领导担任，组成上级党委的成员，占90%以上的绝大多数也是由各下级单位的政工领导入选，即连指导员是营党委委员，营教导员是团党委委员，团政委是师党委委员，但连长、营长、团长则不进上级党委。可以这么说吧，战争年代，在这支特别强调党指挥枪的军队中，政委、教导员、指导员的权力，始终比同级军事主官大，根本不是《雪白血红》《亮剑》《集结号》等所表现的军事主官一手遮天那么回事。

其次是政工干部的出身不同，因而对士兵的工作效果不同。国军在东征、北伐时期，其党代表（指导员）多由黄埔军校的学生担任，这些人的军事素养与军事干部无异，带兵打仗的功夫比连长丝毫不差。据毕业于黄埔一期、曾任军校教导团营党代表的王逸常回忆，第二次东征时，久攻惠州不下，蒋介石几乎要放弃时，“我们四个教导团的党代表分别在第三师各团率领连党代表，组织敢死队爬城。”同样对于此役，时任第3师连党代表的刘骞也回忆说，“是日午后4时，第八团党代表张际春（笔者注：是黄埔一期的张际春，不是后来刘邓大军的张际春）奉军政治部主任周恩来命令，命两个围城的团组织攻城敢死队10多个，每队三四十人，挑选精壮士兵充当，10多个连党代表担任各个敢死队的队长，第八团的各个敢死队由张际春团党代表率领指挥。”党代表身先士卒，部队一鼓作气，终于使战局转危为安。这一时期党代表（指导员）替代牺牲或负重伤的连长指挥作战冲锋陷阵，十分的常见，士兵们对党代表也十分的服气。

待经过了蒋介石为主的国军大小军官与士兵的打击，抗战中连的指导员与大革命时相比，已经不可同日而语，这时的指导员已经鲜有军校毕业的军官担任，而多由战干团经短期培训后的文学生担任。这些人没当过兵，没经过军官学校，与连队特有的兵文化隔隔不入，丘八们也不在精神与情感上认同他们，特别是担任军队基层干部却又不具军事素养，打起仗来自然不可能还像东征时那般勇武，士兵们也就不可能对他们服气、服管。1939年，蒋介石在一篇名为《改进政训工作的要求》的讲话中指责第九战区的政工人员，说你们平时以勇敢杀敌、奋斗牺牲教导士兵，可“到了自处前线，形势紧急的时候，就胆怯心惊，甚至藏起身来。”在1944年的一次会议上，又说，“现在部队里面的政治工作之所以缺乏效率，就是因为有许多政工人员本身就不健全，威信不能树立，以致地位日益低落，士兵自然不愿受他们的领导。”

中共军队中的指导员又不同了，其连队指导员差不多全部起于卒伍，都是从班长、排长干上来，在具备了较强的政治素质后，才提拔为指导员的，而又由于战争年代的指导员在地位上稍高于连长，有些指导员又是由连长转任的，故而中共军队中的指导员，不仅对基层官兵的心理掌握确实，共同语言多，容易得到战士们的认同，而且指挥打仗的功夫也并不稍差，并不是象《集结号》中所表现的那副孙子样。我们都知道在抗战的敌后，有一个历史上很著名的武装形式——武工队，但也许有相当多的人并不知道，这些武工队，从正副队长到骨干队员，绝大多数是从政工干部中抽调组成的。有谁对他们的杀敌技能产生过怀疑吗？有谁认为他们都象《集结号》中的指导员那个熊样吗？我想可能没有。

第三是政工干部在关键时刻所能发挥的作用不同。在国军中，一支部队听谁的话，跟谁走，军队建设的方向怎么确定，全靠军事主官一人说了算，这便是国军部队长期存在着的兵随将叛现象之根源。按说，国军各级政工领导也同样负有保证军队建设旗帜与方向的责任，可惜，由于平时没能培养他们在官兵中的威信，连长排长可以随便支使他们，就连士兵都可以欺负他们，其说话自然不可能有什么份量，也就根本发挥不了这样的作用，何况又大量缺编呢。

因为中共军队各级政工领导基本全是本部党的一把手，即党委书记或支部书记，同时又是上级党委的委员，又因为上至毛泽东下至每个基层党委，都在平时赋予并培养了各级政工领导很高的威信，使他们说话算数，于是当上级有什么重大的方向性转折与决策时，当部队的军事主官有违背上级组织的行为时，那些政委和指导员们，便比同级的团长连长更具掌控部队的权力，从而保证军队发展与建设的方向。

国军起义或倒戈时，往往可以整个师整个军地拉出来，因为政工干部不起作用，军队主官说怎么就怎么。可你看红军的龚楚、八路军的邢仁甫叛变，他能拉走一个人吗？因为像部队转移、开动这样的大事，没有政委的同意，军事主官一个人说了根本不算。《雪白血红》中所描述的“我是师长，我说了算，哪个再说走，我就毙了他娘卖屄的”，那不过是不怀好意的意淫而已。

第四是政工干部的发展空间不同。在很长一个时期内，中共军队的政工干部显的更红而且进步也更快。红军时期主要担任各级政工干部的罗荣恒、聂荣臻、谭政、罗瑞卿、黄克诚、肖劲光、李先念、王震、杨勇、叶飞、刘亚楼、肖华、陈锡联、杨成武、张爱萍、邓华、刘震、王建安等数不胜数的政工干部，后来都得到重用。

而在国军中，除大革命时期的许多团、连的党代表成为后来的高级将领外，从十年内战开始后担任各级政工干部的，几乎绝少将帅之选。不要说将帅了，那时当连指导员或团指导员的，好多人干了多年什么都不是。据陈诚于1941年2月27日《函呈委员长蒋有关第六战区实况》言，“至就干训团毕业生之现状而言，其担任政工基干工作者，除少数人外，迄今仍属见习或服务员之名义，未补实缺。工作名义不免感受影响，生活亦多陷于颠沛。”《国军政工史稿》则说，“恒有任团指导员，随军作战多年，因未具备主队职之资历，不能取得转任队职之资格，尚不如行伍出身之军官者。”因而“不惟高级军官多不愿转任政工，即军校出身之初级军官，亦视政工为毫无出路之工作而加以鄙弃”。这便形成一个恶性循环，即越是受歧视，越没人愿干，则指导员队伍的素质就越差劲；而指导员的素质越差，就越让人看不起，就更没人愿意干。这无疑大大减低了从事政工的吸引力，使许多有才华的军官不愿意选择这一途径，而这也势必影响政工干部队伍的建设，影响到国军整个的政治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