欧洲是怎样崛起的？葡萄牙给出过答案 | 展卷_风闻

世界著名经济学家安格斯·麦迪森被公认为当代最伟大的经济历史数据的考证和分析专家。他要求客观、严谨、透明地考证和处理历史数据，且必须在逻辑上交叉检验不同来源的资料。

历史可以被按照不同的需要编撰成绘声绘色的故事，只有可靠的数字能使它恢复本来的面目。

过去，一种代表性的观点认为欧洲一直落后于亚洲、美洲和非洲，它只是由于19世纪开始的对那些地区的殖民剥削而致富。但麦迪森的分析表明，欧洲的崛起早在11世纪就开始了，在14世纪时它已在人均收入的意义上赶上了当时世界的头号经济大国——中国，后来又在19世纪初带动了史无前例的世界性的资本主义经济增长。

今天的文章以葡萄牙为例，向我们展示了11世纪以来欧洲崛起的主要因素是它在科学技术、商业金融组织、国际贸易、社会制度方面较早开始的、不断加速的进步和资本的积累。

本文经授权节选自《世界经济千年史》（北京大学出版社2022年10月第二版），标题为编辑所加。前往“返朴”公众号，点击“在看”并发表您的感想至留言区，截至1月14日我们会选出2条留言，每人赠书一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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撰文 | [英]安格斯·麦迪森（Angus Maddison）

翻译 | 伍晓鹰、许宪春、叶燕斐、施发启

葡萄牙的崛起始自1147年里斯本被阿拉伯人所占领，直到1249年它摆脱了阿拉伯人的统治，并建立了一个面积与现代葡萄牙大致相当的独立主权国家。葡萄牙的政治制度与威尼斯大相径庭。由于它的独立主要归功于十字军骑士团，因此，军队贵族和教会成为土地的主要所有者。像西班牙一样，葡萄牙的教会和国家也是紧密联系在一起的。拥有圣职授予权 (Padroado real) 的国王可以任命主教和征收教会税。虽然葡萄牙与西班牙之间存在一些冲突，但在1580-1640年，一个西班牙国王成为葡萄牙君主的时期，两国在涉及它们各自利益的领土划分上达成了一个异常有效的长期协定。在两国签署的各种条约被教皇批准后，葡萄牙就可以在基本上不受西班牙干预的情况下，在非洲、除菲律宾外的整个亚洲以及巴西开发自己的商业利益和帝国利益。

葡萄牙在开拓海外商业和建立帝国方面拥有三个重要优势。一是由于它位于欧洲的大西洋南海岸和靠近地中海出口而获得的明显的战略利益。二是从事深海捕捞的渔民不但为葡萄牙提供了大部分食物供应，而且积累了有关大西洋风向、气候和潮汐的无与伦比的知识。这些知识的价值因国王对大西洋考察、航海技术研究、领航员培训以及标有罗盘定位和航线地图的航海记录等各个方面的资助，而得到极大的增强。随着对大西洋航行条件的不断了解，葡萄牙的里斯本和波尔图的造船技术人员设计出适应大西洋航行条件的多桅帆船和索具。当时帆船设计中的最大变化发生在索具上。起初他们的设计重点在发展三角帆上，然后为了能远航到南大西洋，他们设计出方形帆和三角帆的混合帆；后来为了实现绕过好望角的更远距离的航行，他们对索具又做了进一步的改进。为了保护这些技术秘密，葡萄牙禁止向国外出售这类船只。葡萄牙的第三个商业优势是其吸纳“新基督教徒”的能力。犹太商人和学者在穆斯林统治时期发挥了重要作用。当他们被逐出西班牙后，许多人逃到葡萄牙避难，增加了那里犹太人的规模。虽然他们被要求改变宗教信仰，而且也遭受了一定程度的迫害，但是在帮助葡萄牙开发其在非洲、巴西和亚洲的商业利益方面，在科学发展方面，在充当与伊斯兰世界的贸易中介以及吸引热那亚和加泰罗尼亚资本到葡萄牙企业投资方面，他们都提供了重要的技能和知识。

影响葡萄牙商业利益的第四个重要因素是其承袭下来的奴隶制度。在中世纪的西欧，大部分地区的奴隶制或多或少都已消亡，仅在威尼斯与拜占庭和伊斯兰世界的贸易中占有次要地位。葡萄牙与伊斯兰世界的接触程度要高于西欧的任何其他地区。葡萄牙人本身曾经有过被奴役的经历。里斯本有大约10％的人口是北非的柏柏尔人 (berber) 或黑人奴隶。这些人在葡萄牙人投资的马德拉和圣多美的甘蔗种植园与制糖厂中也被用作劳动力。(表2-4显示了1456-1894年糖产量的原产地分布)

大约在1445年左右，在葡萄牙航海家发现和定居佛得角群岛 (塞内加尔的对面) 后不久，葡萄牙人就开始从事规模较大的奴隶交易。他们从上述地区的非洲商人那里用服装、马匹、小装饰物和食盐来交换奴隶。1450-1600年，大约17.5万名奴隶被用船运送到葡萄牙及其大西洋岛屿。后来，随着这种交易的发展，葡萄牙在安哥拉更远的南部直接参与抓捕奴隶的活动。在15世纪80年代，葡萄牙国王在里斯本建立了奴隶家园。在16世纪末和17世纪，葡萄牙的奴隶贸易因利润极高而得到迅速发展。西班牙政府向从事奴隶贸易的葡萄牙商人出售奴隶交易许可证，这些商人将奴隶用船运送到巴西，也进行了大部分向西班牙属美洲的奴隶贩运活动。1455年，根据罗马教皇的一级诏书，奴隶交易被视为一种传教活动，因此获得了合法性。1500-1870年，被贩运到美洲的奴隶有940万人，其中大约450万人是由葡萄牙提供的。(表2-5显示了1701-1800年葡萄牙及其竞争者通过大西洋贩运的奴隶人口数量)

葡萄牙国王率先开发了大西洋群岛并发展了其制糖业，同时也开辟出运送黄金的一条新的海上通道，以取代先前自马里的廷巴克图到摩洛哥海岸的运送黄金的旧航线。这条新航线运送了进入欧洲的三分之二的黄金。

在以上两个领域的开拓中起主导作用的是亨里克王子。他是葡萄牙国王约翰一世的第三个儿子，英国国王亨利四世的侄子。在长达40 年的时间 (1420-1460年)中，他将自己的巨额资产投入这些冒险事业，通过开发航海技术为后来葡萄牙人成功地进入亚洲贸易奠定了基础。

在1420年，葡萄牙国王接管了富有的军人集团，亨里克成为基督教修道会的行政长官 (葡萄牙圣殿骑士团的继任者)，而他的兄弟则在圣地亚哥修道会获得相似的职位。亨里克利用他的教会资产资助在大西洋和非洲的冒险事业，并说服他的继任统治者们 (他的兄弟们) 以他个人的名义在这两个地方投资并赋予他主要产权。

马德拉 (位于从摩洛哥海岸进入大西洋约560公里处) 在1420年被发现，此前是一个无人居住、土地极其肥沃的岛屿。葡萄牙仿效威尼斯在克里特和塞浦路斯的做法，利用奴隶作为劳动力在那里建立起了制糖业。制糖业包括甘蔗种植和蔗糖加工两个部门，较大规模的企业可以同时涉及这两个领域。行业随着葡萄牙人将种植园和糖厂出租给热那亚人和“新基督教徒”企业家而发展起来。这种发展伴随着相当数额的资本需求，以及最新技术的采用。威尼斯的糖厂使用圆形大石磙碾压切短的甘蔗以完成榨汁过程。而在马德拉的糖厂中，则采用一种新型的可以提高榨汁量的双磙压榨机，且无须将甘蔗切短就可以加工。这种压榨机不是依靠人力，而是依靠役畜或水力来操作的。到1500年，马德拉的糖产量是塞浦路斯糖产量的六倍多。这导致了后者的糖产量直线下降并在安特卫普和布里斯托的蔗糖市场上被葡萄牙产品所取代。此外，马德拉还是木材的主要产地，小麦和葡萄酒的生产也举足轻重。它生产的葡萄酒是甜酒型的，当初是由威尼斯人从叙利亚引入克里特的。

荒无人烟的亚速尔群岛是在1427年于大西洋中部(距葡萄牙大约1300-1500公里处) 被发现的，而向那里的殖民始于1439年。那里的气候和土壤条件并不适宜种植糖料作物，但可作为随后开展的大西洋贸易的中转站，另一方面，它的发现也加深了葡萄牙人对大西洋航行条件的了解。

在开发沿非洲海岸的航线中，葡萄牙在两个岛屿上建立了重要的前哨定居地。它在佛得角群岛上的定居地建于1460年，作为奴隶贸易的中转站。葡萄牙人在那里发现了几内亚胡椒 (粗胡椒的替代品)，后来又在贝宁发现了品质更好的胡椒。葡萄牙人的另一个定居地是佛得角东边的圣多美和普林西比 (位于几内亚湾)，建于1480年之后。在那里，葡萄牙人引进了制糖业。到了16世纪50年代，它作为马德拉的补充，成为大西洋的主要蔗糖生产中心。

建于1482年，位于现在加纳海岸的埃尔米纳要塞是黄金贸易的中心。黄金当时已成为葡萄牙国王的最大收入来源。在埃尔米纳交易的黄金主要是出现在几内亚海岸贸易市场上的来自阿散蒂 (Ashanti) 地区的黄金，由葡萄牙商人从沿廷巴克图到摩洛哥路线的商队手中所购得。在1471-1500年间，从西非输出的黄金总量达17吨。这些黄金资助了葡萄牙国王成本最高昂的冒险活动——打通好望角到亚洲的贸易之路。

绕过非洲直接进入亚洲的香料产地并不是什么新想法。早在1291年，维瓦尔第兄弟就从热那亚出发寻找通往亚洲之路，但他们在那次尝试中失踪了。直到15世纪末，人们才知道这种尝试是多么成本高昂和危险。而且，东地中海的政局发展也表明，以埃及和叙利亚的商人为中介的旧威尼斯贸易路线并不安全。因此，开辟一条新的贸易路线必将是非常有利可图的。

葡萄牙人对大西洋和沿非洲海岸一半航程的航行条件有着无与伦比的知识。船体设计、帆装索具和航海技能的不断改进使得长距离航行成为可能，即使这种航行所可能遇到的风暴比威尼斯人在地中海上所遇到的风暴更为强烈。

为了这次冒险航行，葡萄牙人精心筹划和准备了二十多年。他们仔细研究了航海、气象和地图绘制方面的技术，并且收集了有关亚洲和东非贸易条件方面的信息。这种准备的第二部分包括一系列的试航，旨在探寻可能的航线和整个非洲海岸的风向规律。这种准备的第三部分是一次到印度的航行，旨在了解亚洲的贸易条件以及在亚洲建立与其在非洲海岸类似基地的可能性。

在地中海，13世纪的航海家们主要依靠罗盘来确定方向，使用沙漏来测量时间，以及使用航向航速推算板 (traverse board) 来测定航程的偏差。由于主要航线在很早以前就已被探明，因此，他们掌握了较准确的航海图、大致的航行距离，以及粗略判断航行速度的方法。

相比之下，葡萄牙人现在所要探索的却是一个未知的水域，他们不得不更多地依赖天文导航。在北半球的航行中，葡萄牙航海者们知道北极星可以提供一个大致恒定的方位和高度，从而可以使其与某一平行纬线之间保持大致相同的距离。如果从北向南航行，航行者每天早晨和黄昏都可以观测到北极星，此时，他能同时看到北极星和地平线。通过观察北极星位置的变化，他就可以大致判断自己所在的位置。如果由东向西航行，只要与北极星保持相同的高度，他就能确保航线不出现偏差。由于完全依赖指宽或其他简单手段来判断北极星位置的变化，这种航线估计是非常粗糙的。象限仪的发明使这种测量方法得到了极大的改进。应用象限仪的最初记录是1460年由亨利王子雇用的职业航海家戈姆斯 (Gomes) 所记载的。对象限仪，帕里 (Parry，1974，p.174) 是这样描述的：“海员们使用的象限仪是一个非常简单的装置;它有四分之一圆，在圆弧边上标有刻度，并且在其中一个直边上有两个针孔瞄准器。用一根铅垂线挂在顶点，同时用瞄准器对准恒星，就可以从铅垂线与圆弧边相交的刻度点获得读数，从而可以根据以度为单位的极地高度 (polar altitude) 推算观测者的纬度。”通过这种方式，导航员就可以测量他与里斯本或其他已知其极地高度的地点之间的距离。

在南半球既看不到北极星，也找不到与北极星相似的其他星座。在这种情况下，人们只能借助观测太阳的高度来确定自己的位置。但是太阳的位置是无法用肉眼观测的。1484年约翰二世成立了一个由数学家和天文学家组成的委员会，其主要任务是观测太阳的高度。用于测量太阳与赤道之间距离的仪器是海员使用的星盘，它是由中世纪天文学家的星盘发展而来的。这是一个带柄的和标有刻度的黄铜圆盘，操作时将曲柄旋转直到光线穿过圆盘的上观测孔并正好落到其下观测孔为止。通常使用该仪器的时间是正午，此时太阳处在最高点。由于当时没有精确的时钟，因此只能在大约中午的那段时间内进行多次测量，以确定太阳的最大高度。由于太阳与赤道之间的距离每天都在变化，每年也不一样，因此，海员需要太阳赤纬的精确制表。约翰二世的委员会制作了一个由犹太天文学家查库托 (Zacuto) 编制的年历简本，并在1485年的一次到非洲海岸的航行中，成功地测算了确定纬度的各种可能的方法。有关太阳赤纬的估计值在一本名叫《星盘和象限仪管理》(Regimento do Astrolabio e do Quadran-te) 的航海手册中可以找到。达伽马在他1497年的印度航行中就已经使用这本手册了。达伽马也曾与从西班牙逃到里斯本避难的查库托有过直接接触。该手册还收录了1３世纪英国数学家霍利伍德 (Holywood，又称Sacrobosco) 著作的译文。霍利伍德是一个球面天文学的先驱者。他指出了儒略历法 (Julian calendar) 中的错误，他对该历法的修正值与350年后格里高利历法 (Gregorian calendar) 中所报告的修正值大致相同。葡萄牙人的以上所有研究都是在哥白尼1543年出版有关天体运行轨道著作的50年前完成的。可以肯定的是，约翰二世的委员会立即认识到了这些研究的重要性。

葡萄牙人曾经几次试航以探寻到达印度的可能航线，一次是由迪奥戈·卡奥 (Diogo Câo) 率队于1482-1484年间进行的，另一次是由巴托洛梅乌·迪亚斯(Bartolomeu Dias)率队于1487-1488年间进行的。卡奥发现了刚果河的出口，经过了安哥拉的罗安达和本格拉的未来定居点。相比之下，迪亚斯的试航收获更大些。凭借两艘多桅帆船和一艘补给船，他发现了一条到达安哥拉的更佳的航线。在纳米比亚海岸的卢得立次湾遭遇逆风时，他发现如果改变航向，向西进入大西洋，就会获得可以绕过好望角的顺风。他的船队在返程前向好望角以东航行了1000公里。他的整个航程耗时18个月，从里斯本出发航行了近13000公里。但他的回程有所缩短，因为他从好望角到亚速尔遇到了顺风。另外，他还证实了大西洋和印度洋是连在一起的。

葡萄牙人还曾经在陆地进行过一次探险性旅行。佩罗·达·柯维拉(Pero da Covilhã) 曾是在西班牙和摩洛哥活动的葡萄牙侦探，操一口流利的阿拉伯语，可能被认为是穆斯林。他怀揣信用证取道巴塞罗那、那不勒斯、罗德岛和亚历山德里亚到达开罗，跟着商队沿红海海岸旅行，又在亚丁乘船到达位于印度喀拉拉邦境内的卡利卡特。卡利卡特是印度的主要香料贸易中心，主要与一个盛产香料的内陆地区进行香料贸易。他对北至果阿的印度西海岸和南至索法拉港的东非海岸进行了广泛的侦察，并在1490年通过在开罗的葡萄牙使馆向葡萄牙政府呈送了他撰写的报告。在接到葡萄牙政府的第二轮指令后，他又造访了作为波斯湾地区香料贸易中心的霍尔木兹。

由此可见，在委托达伽马进行1497-1499年的印度航行之前，葡萄牙委员会对印度和东非的贸易条件以及在大西洋航行的可能性已经有了深入的了解。

1484年，约翰二世收到了哥伦布向西航行的建议。哥伦布是一个来自热那亚的航海家，曾经用了8年时间跟随葡萄牙船只航行到大西洋群岛和几内亚海岸。他要求国王提供给他一些船只去寻找西洋的“日本岛” (Ile Cypango)(MorGison，1974，p. 31)。葡萄牙委员会拒绝了他的建议，因为他们认为那个“日本岛”是马可·波罗虚构出来的，并且认为哥伦布大大低估了到亚洲的距离。最终，哥伦布的冒险航程得到了西班牙王后伊萨贝拉的资助。1492年，他航行到加那利群岛，并从那里出发，33天后抵达巴哈马。他在加勒比海用了三个多月时间发现了古巴和海地，但并没有意识到这些群岛是在一个庞大的未知大陆的中部。1493年，由于在返程途中遇到暴风雨天气，他被迫在里斯本靠岸进行船只整修，并向约翰二世汇报了他的发现。葡萄牙人不相信哥伦布已经到过亚洲，只是知道他并没有发现香料。葡萄牙预见到西班牙将进行一系列海上探险活动，为了保护自身的利益，在1494年与西班牙签署了《托德西利亚斯条约》。该条约规定，葡萄牙将不参与大西洋西部的竞争。在葡萄牙的坚持下，两国利益的分界线定在亚速尔以西的370里格处 (位于格林尼治子午线以西的48°左右) 。如此一来，葡萄牙不仅可以放手开发其在亚洲的商业项目和在非洲的商业利益，而且还对 (6年后发现的) 巴西拥有合法的主权。

达伽马探险航行的最后一个准备步骤是按照迪亚斯的建议建造两艘特制船只。琼斯 (Jones，1978，p.30) 对达伽马和以前航行者所用的船只进行了如下比较：“一个更牢固、更宽大的船只高高地耸立在水中央，它能够胜任沿海水域的航行，在大洋中它能够航行更长的时间，能够更安全地抵御热带的风暴，它也拥有条件较好的船员舱室。他的船上有前桅和主桅，其中主桅上配有方形主帆和中桅帆，船头上配有方形撑杆帆，在船楼右艉部有小后桅三角帆。如果不包括辅助帆在内，船上帆布形成的面积大约有4000平方英尺。主桅和前桅各有一个瞭望台，船体长度接近75英尺，船的宽度为其长度的三分之一。”这种船如果“按现代计量单位计算，其登记的装载量为200吨左右”。每艘船上配有20支能发射几盎司重的石弹的火枪。另外，达伽马还拥有一艘50吨位的多桅帆船和一艘小型补给船。他的船员大约有160人，其中包括火枪手、乐师和三名阿拉伯语翻译。他的船队装有在西非所流行的货物 (如粗布、铃铛和念珠等)，尽管它们在亚洲没有什么实际用处。

1497年7月，达伽马从里斯本出发航行到佛得角，此后不久，在距离塞拉利昂150公里处，他改变了朝东南方向驶向非洲海岸的正常路线，转为朝西南方向驶向大西洋，最终随东南风绕过了好望角。到圣诞节前夕，他已环绕非洲一圈，而且沿非洲东海岸访问了莫桑比克、蒙巴萨和马林迪。他发现那里的经济生活比西非要先进和丰富得多。其沿海城镇有阿拉伯商人、来自古吉拉特和马拉巴尔的印度商人以及波斯商人。他们进口丝织品和棉织品、香料和中国瓷器，出口棉花、木材和黄金。他们的船上配有熟悉印度洋季风条件的专业领航员。葡萄牙人注意到，他们的船只虽然坚固，但是船板不是用钉子固定的，而是用椰子壳粗纤维做成的绳索固定在一起的，这种椰子壳在印度南部和锡兰随处可见。当地人口是非洲黑人和阿拉伯人的混血人种，他们讲阿拉伯语和斯瓦希里语，喜欢穿棉制服装，并使用铸造货币。达伽马设法从马林迪 (在肯尼亚境内) 的统治者那里雇到一个能干的古吉拉特领航员，后者帮助他在不到一个月的时间内就抵达了喀拉拉邦境内的卡利卡特。

葡萄牙人在卡利卡特停留了三个月，深入了解了当地香料市场上的价格和条件，但未能与当地统治者建立友善的关系，也没有出售掉他们带来的货物。返回马林迪的路程耗时三个月。因为许多船员死于坏血病，正常航行操作受到严重影响，为此，他们焚烧了特制船之一的圣加布里尔号船。他们的补给船在出航的途中就已经被拆掉了。

在1499年7月，多桅帆船返回到里斯本。而达伽马则于同年8月才回到里斯本 (他为了安葬他的兄弟而在亚速尔稍作停留)。在这两年航行期间，达伽马损失了一半的船员和两艘船只，他几乎没有带回什么货物，但他证明了当初选择的航线是可行的。他在东非发现了一个新的黄金产地，证实了在印度洋并不存在能够阻止葡萄牙香料贸易的海上舰队，而且告诉人们在喀拉拉邦有基督徒。

里斯本对上述消息反响热烈，很快就涌现出许多后续冒险船队。在1500年3月，佩德罗·卡布拉尔 (Pedro Cabral) 率领12艘船和1000多人对原有路线进行了改进，他们带回了大量货物，并在喀拉拉邦海岸建立了一个基地。许多私人也参与了这次远航，并与船队共担成本和共享收益。

卡布拉尔比达伽马在大西洋上向西航行得更远。在海上航行一个月后，他非常幸运地成为发现巴西的第一个航海家。他在巴伊亚以南350公里处的一个被他称为塞古鲁港口的地方逗留了几天，立即派船返回里斯本报告他所发现的领土，该领土正好位于《托德西利亚斯条约》中划分给葡萄牙的领土范围内。

他在东非海岸的索法拉和基尔瓦停留，这是两个被达伽马错过的地方。他在马林迪找到了一个领航员，在离开里斯本的6个月内抵达了卡利卡特。在那里他逗留了两个月，并接受了一个很大的赠房作为贸易基地 (工厂)。但是，他必须匆忙离开，因为葡萄牙人在到古吉拉特的途中掠获了一艘当地船只，并在驶向红海的吉达的途中掠获了另一艘当地船只。当地穆斯林商人为了报复，攻占了葡萄牙人的工厂，杀死了50多个葡萄牙人，并霸占了他们的货物。作为回应，卡布拉尔又抢夺了另外10艘当地船只，并炮击了没有设防的城镇 (Subrah-manyam，1997，pp. 180-181)。他继续沿海岸航行了150公里到达科钦，并在那里装载了另外一些货物，建立了一个永久工厂。在离开时他留下一部分人看守基地，并将三名科钦代表带回葡萄牙。在去马林迪之前，他又在卡那奴尔 (卡利卡特以北约70公里处) 停留以装载肉桂。

大约在1501年7月初，卡布拉尔率领5艘船只返回里斯本。他带回的货物大都是胡椒，大约有700吨重。但是他的船队损失了7艘船 (其中6艘损失在去途中，1艘损失在回程中)，而且在卡利卡特与当地人发生的暴力冲突令人望而却步。

在1502年2月，达伽马受命率领20艘船离开里斯本，开始了他的第二次印度航行。当时的计划是其中15艘船返回葡萄牙，5艘船 (归达伽马的叔叔指挥) 留在当地以保护葡萄牙在印度的基地和封锁从印度出发到红海的运输船只。到了同年6月，达伽马横穿好望角并在索法拉停留以购买黄金。在基尔瓦，他强迫当地统治者同意每年向葡萄牙进贡珍珠和黄金，然后离开那里继续他的印度航行。他在卡那奴尔沿岸等候从红海返回的船只，截获了一艘从麦加返程的载有朝圣者和贵重货物的船只。在掠夺了船上部分货物后，他将该船同它的大部分乘客和船员一起焚烧掉了 (Subrahmanyam，1997，pp. 205-209)。然后，达伽马继续率船驶入卡那奴尔，与当地统治者交换了礼 (用银交换宝石)，但没有和当地人做生意，因为他发现香料的价格太高。接着，他率船队直奔科钦，在卡利卡特对面的港口城市停留，要求当地统治者逐出所有穆斯林商人 (4000户)。这些穆斯林商人利用该港口作为与来往红海的船只进行贸易的基地。当地印度统治者萨姆德里拒绝了他的要求，于是，达伽马仿效卡布拉尔的做法炮击了这个港口城市。他在同年11月初抵达科钦，在那里，用其从所焚毁船只上抢来的银、铜和纺织品来购买香料;建立起一个永久工厂，并且留下了5艘船来保护葡萄牙的利益。

在返程之前，达伽马的船队遭到由卡利卡特商人资助的30多艘船的袭击。但在葡萄牙船队的炮击下，这些袭击船只溃败而逃。因此，卡利卡特的部分穆斯林商人决定迁移到别的地方经商。海上交战的结果清楚地表明，当时葡萄牙的武装船只比亚洲的武装船只更有优势。

在1503年10月，达伽马率领13艘船并带着近1700吨的香料返回里斯本，这些香料相当于15世纪末威尼斯从中东地区一年的进口量。但是，葡萄牙人的这项贸易所获得的利润要远大于威尼斯人，大部分香料通过西班牙属荷兰的主要港口安特卫普销往欧洲。

迪亚斯、卡布拉尔和达伽马的远航为葡萄牙在东非和亚洲建立贸易帝国奠定了基础。葡萄牙对好望角周围的航线的垄断地位一直维持到16世纪的最后10年。

1509年埃及马穆鲁克政府曾派出一支船队试图阻止葡萄牙人对红海航运的干预，但他们在古吉拉特海岸的第乌被葡萄牙人所击败。尽管如此，葡萄牙始终未能在红海成功地建立起它的贸易基地。1538年，亚丁被土耳其所占领。大约从16世纪中叶起，亚洲与埃及的贸易通道重新开放。葡萄牙人在霍尔木兹海峡占领了一个有防御工事的据点，从而将波斯湾的入口控制了长达一个世纪之久。虽然与在萨法维王朝新建的政权之间的贸易并没有被封锁，但那些进入波斯湾的商人和那些使用其他葡萄牙基地的商人必须购买安全通行许可证 (cartazes)。另外，葡萄牙还对经过其在亚洲基地的货物征收关税。

维克 (Wake，1979，p. 377) 对当时葡萄牙香料的年进口量进行了大致估计。在16世纪的前50年，葡萄牙平均每年进口1475吨香料，在后50年平均每年进口1160吨。到了1600年，整个西欧对香料的消费量可能是1500年的两倍左右，人均消费量增长了一半。

表2-6至表2-10分别显示了欧洲国家抵达亚洲的船只数量、葡萄牙来往亚洲的船只数量、从美洲到欧洲的金银贩运量、中国的白银进口量以及西欧的金银出口量。

作者简介

[英]安格斯·麦迪森（Angus Maddison，1926—2010），荷兰格罗宁根大学荣休教授，剑桥大学Selwyn学院荣誉院士，长期增长实证研究领域享有盛名的计量经济史学家，在宏观经济史数据考证、计量与分析方面做出了开创性贡献。其创建的、以格罗宁根增长与发展中心为基地的“麦迪森全球数据库”惠及各个领域研究世界经济动态的研究者。主要代表作除《世界经济千年史》（2001）及其姊妹篇《世界经济千年统计》（2003）外，还有《资本主义的发展阶段》（1982）、《资本主义的发展动力》（1991），以及研究国别经济的《中国经济的长期增长表现》（1998）、《日本和苏联的经济增长》（1970）等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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