萧瑟北风冬月劲，桃花春雨惊蛰归 ——与乔治关于民主的对话（一）_风闻

我的好友乔治（George），曾是我的口语老师。虽然顶了个洋名儿，但乔治却出生在台湾，他祖上是南洋华侨，爷爷回国打过抗战，解放时到了台湾，乔治在十六岁时父亲带着全家移民到了旧金山，后来因为读书只身到了波士顿，在美国读的高中和大学，藤校毕业，目前大约三十多岁，美国籍。

作为一个西方教育体系培养出的典型西方式精英，乔治身上完美的体现了东西方思想的溶合，你要跟他讲中国文化和传统的东西，他完全理解并且心存向往，但他也很能接受西方式的思想和生活方式，最典型的就是他对西方式民主的推崇和自豪，鄙视中国的“威权专制”。他的看法代表了很多台湾人或美国人的固有看法，这篇文章是我和他在一年多的时间内多次对话的删选、节录、增补而成。

第一章  什么是民主

乔治问我：“你觉得中国民主吗？”

我反问：“你觉得什么是民主？”

乔治一本正经的回答：“国家政治生态由多个政党组成，代表不同群体的利益，国家有执政党，但必须有反对党，有反对党媒体，有选举攻防，有政党轮替，这才是民主。”

我道：“选举只是民主的手段，并不是民主本身，中国也有选举，但只有选举不是中国式民主。”

乔治问道：“那什么是中国式民主？”

我回答道：“中国人觉得，民主的本质是一种分配方式，既分配权利，也分配义务。既然民主是一种分配方式，那重点就是由谁来分、怎么分和分给谁的问题，所以中国式民主叫人民当家作主，由人民来分，由人民决定怎么分，最终再分给人民。”

乔治笑了：“人民当家做主，这种政治宣传语言，我听不懂。”

我想了想道：“嗯，确实，在讨论民主之前，我们有必要给民主确立一个统一标准，否则就不能判定是非曲直了。中国人觉得，民主是建立在人人平等的基础上的，是少数服从多数，民主必须维护多数人的利益，甚至是所有人的利益，民主应该是数人头，比人多，而不应该是比钱多，也不应该是比身份高贵。”

乔治点点头：“这个标准我能接受，民主原本就应该如此。”

但事实上，如果以“人人平等”和“比人多”做为民主的标准，那西方式民主国家显然就不那么经得起检验。最明显的事实就是一个由少数资产阶级统治的资本主义国家，又怎么能代表多数人的利益呢？如果不能“比身份高贵”的话，那西方一大票“君主立宪制”的国家，又怎么能自圆其说呢？

比如号称“世界最大民主国家”的印度。我们都知道印度有种姓制度，这一制度将人分为四个等级，从贵到贱依次是——婆罗门、刹帝利、吠舍、首陀罗，在这四个等级之下还有更低贱的达利特（贱民）。

印度政府为了保证低种姓和贱民在政治与教育方面的基本权益，专门制定了“保留政策”。政治方面，在议会两院为低种姓和贱民保留一定比例的席位，在所有政府机构和国营企业中为他们保留不低于27%的名额。教育方面，在中央大学和私立高校中单独为他们保留49.5%的入学名额，同时受政府补助学校须提供最低限度25%的免费名额，并为进入本科与研究生阶段的“贱民”学生提供资助计划。

从表面上看，“保留政策”似乎是照顾低种姓和贱民的“仁德”政策，可问题的根本是，为什么直到今天印度政府还是能轻易分辨出每个公民的种姓高低？然后有选择性的照顾低种姓？答案是因为这个把人分成三六九等的种姓制度直到今天仍然存在于印度，所以还需要政府专门制订政策来照顾低种姓和贱民。

但事实上，在印度这还不是真正的不平等，种姓等级最高的婆罗门人口不到总人口的4%，却占有七成的司法权及接近半数的国会席次。如果说种姓制度还是一个历史遗留问题，那婆罗门不成比例的国会席次就是有意为之。印度是个议会制国家，掌握了国会席次，就是掌握真正的实权。不是说不能比身份高贵吗？印度这算是民主吗？

再比如英国。英国议会分上下两院，上议院又称贵族院，始创于十四世纪，上议院的议员并不是选举产生的，而是由皇室后裔、世袭贵族、法律贵族、家权贵族、终身贵族、苏格兰贵族、爱尔兰贵族、离任首相、上诉法院法官、教会大主教及主教等组成，无任期限制。由于女皇可以随时增封爵位，而议员死亡无需增补，所以上议院议员人数不定。

上议院的权力源自它有权审查下议院通过的法案，上议院还有最高司法权，是英国最高上诉法院，也是英国最高司法机关，上议院还可以审理贵族的案件和下议院提出的弹劾案。而事实上英国女皇也拥有巨大的权力，比如下议院所制定的一切法律，必须经英国女皇签字才能生效，女皇还拥有随时解散议会的权力，议会解散后，下议院议员及英国首相都需要重新选举。

上议院和英国女皇的存在，不管从任何意义上说，都和任何现代民主制度没有任何关系，但是却掌握了巨大的国家权利，不是说不能比身份高贵吗？英国这割了中世纪的尾巴，这算民主吗？

再比如韩国。众所周知韩国的大型财阀在韩国政治、经济、文化、传媒等各个领域都极具影响力，韩国的三星、现代、SK、LG四大财阀在韩国经济上处于绝对垄断地位，四大财阀的年销售额超过了韩国国内生产总值（GDP）的一半，仅仅一个三星集团，其年销售额就占到了韩国GDP的四分之一。

大型财阀在韩国政坛同样举足轻重，每到选举时，财阀会向所有总统后选人或所有国会议员进行大额“政治献金”捐赠，政治献金在西方资本主义国家是完全合法的，是其支持者捐赠给选举人用于支付选举活动中各项费用的金钱。韩国政坛的政治人物一般都会接受财阀的政治献金，以免受到财阀的打压排挤。但接受政治献金又当选的话，那财阀的意志将直接影响青瓦台总统府以至每一个国会议员。当选人必须知恩图报，用行政、立法、甚至政府职位上的各种好处来回报财阀的慷慨，否则下次选举时非旦得不到财阀捐赠，财阀还会加重对你竞争对手的捐赠，刻意打压之下，政治前途也就等于断送了。

财阀控制政府的另一个重要手段则是在政府里安插亲信，韩国政府很多行政高官、司法体系里很多法官都是直接由财阀向政府举荐的，这些高官或法官相当于财阀豢养的门客，需要时随时可以进入政坛为财阀争取利益，在其退休或暂时离开政坛时也仍然由财阀供养。

《资治通鉴》在描写太平公主时写到——“宰相七人，五出其门”，意思是当朝七位宰相中，有五位出自太平公主门下，彰显了太平公主权势薫天。而今天的韩国大型财阀，则是韩国政府身后的太平公主，大量政府的行政官员，司法体系的法官，再加上主管立法的国会议员，全都与财阀有千丝万缕的联系，西方政治中的三权分立实际上集于财阀一身。

比如近两年倍受注目的三星“太子”李在镕行贿案，一审曾被判处五年有期徒刑，但实际只服刑了二百多天就于2022年5月被现任总统尹锡悦特赦；其父亲三星上任会长李健熙，也因行贿和逃税被先后两次判处有期徒刑，但也两次被时任韩国总统金泳三和李明博特赦。不是说不能比钱多吗？那韩国这种财阀政治算是民主吗？

印度国会，这是一个婆罗门的世界

英国上议院，又称红厅，坐在正中间的是英国女皇，其余皆是权贵，这可不是无产阶级说话的地方

图中左一鞠躬者为时任韩国总统李明博,而正中老者则是时任三星集团会长李健熙，李健熙很可能根本就没有注意到旁边鞠躬的“小角色”

但要说到政治献金，最有代表性的当然还是要数老牌资本主义的美国。美国是典型的两党制国家，其中共和党的标志是一头大象，身宽体阔，代表着大资产阶级的利益，而民主党的标志是一头驴子，瘦小精干，代表着小资产阶级的利益。但问题是，哪谁来代表无产阶级的利益呢？

乔治问道：“你说的无产阶级是不是就是劳工阶级呀？”

我答道：“并不完全准确，但你也可以这么理解。”

乔治又问道：“那无产阶级就是指没有财产的穷人吗？我在美国似乎没有听到过这样的表述。”

我说：“西方的政治学说对阶级的分类流派众多，但从来没有否认过阶级的存在，无产阶级并不是指没有财产的人，而是指不掌握生产资料的人，简单的说，就是靠劳动打工维生的人，或是理解成主要靠领薪水生活的人，我和你都是无产阶级，与之相对应的是资产阶级，你可以简单的理解成开公司，开工厂，当老板的人，有钱人。在人类社会里是打工的人多呢？还是当老板的人多呢？谁才是这个社会的大多数呢？”

乔治想了一下道：“你说的这些，我大概都能明白，但不可回避的是，西方民主国家都是直接选举的，国家领导人是由全国选民一票票选出来的，直接选举难道不是更纯粹的民主吗？”

我回答道：“直接选举当然是更纯粹的直接民主，当中国条件成熟时，中国也会实行直接选举的（注），但这并不是问题的重点，前面我们已经说了，选举只是实现民主的手段，并不是民主本身，重点是选举这个游戏的规则是谁定的。”

乔治道：“有什么区别吗？大家都认同，都参与的游戏规则不就是好规则吗？”

我道：“当然有区别，比如你在美国做为一名普通选民，你想给总统候选人投票，你有两个政党可以选择，一个是资本主义政党，另一个也是资本主义政党。这两个政党各向你推荐了一名总统后选人，一个是资产阶级代言人，另一个也是资产阶级代言人。你想要第三个选项吗？抱歉，美国政坛二百多年的历史上还从来没出现过无产阶级的代言人呢。”

乔治道：“所以你才说美国是一个资产阶级统治的国家，政治献金就是你说的资产阶级选举游戏规则？”

我道：“是的，那正是很重要的一部分。”

我们可以简单的提出几问题，问：“西方式民主的选举，靠什么分胜负？”答：“靠选票。”问：“那选票靠什么争取？”答：“靠选战。”问：“那选战靠什么获胜？”答：“靠钱。”问：“谁有钱？”答：“有钱人、资产阶级。”

这一套因果逻辑就是如此直白，西方的民主选举从根本上来说就是一场财力的比拼，这是西方资产阶级根据其自身特点，为自己量身打造的游戏规则。而西方的政客想要成功当选，就必须尽可能多的争取政治献金，才能承担大型选战的消耗。

所以西方国家的政客，其职业生涯一半以上的时间都是在通过各种手段“募款”，有钱才有资格参选，没钱是不可能参与到这场“民主”游戏中的。但钱不是白拿的，资产阶级不做亏本生意，政客拿了人家的钱就要替人家消灾，就要替人家办事，就要照顾人家资产阶级的利益。这种现象在经济学上有一个术语叫“权力寻租”，用大白话讲就是“权钱交易”。

举个例子，刚刚离世的著名犹太财阀谢尔登·阿尔德森，生前一直是共和党的最大政治献金捐赠者之一，其在特朗普执政的2018-2020两年间，就向共和党捐赠了3.4亿美元的政治献金。在2016年和2020年特朗普参与的两次美国总统大选中，也向其捐赠了巨资。在美国媒体口中，阿尔德森甚至被称为共和党的“造王者”。

那特郎普又是怎么回报犹太财团的呢？首先是延续了美国完全偏袒以色列的中东政策，包括任内把美国驻以色列大使馆从特拉维夫迁到了耶路撒冷，并派自己的女儿伊万卡及女婿库什纳亲自去耶路撒冷给美国新大使馆揭幕，这等于是承认了耶路撒冷是以色列的首都，间接承认了以色列对耶路撒冷的主权。

这个行为冒了天下之大不韪，世界上除了美国和以色列之外的几乎所有国家一至强烈谴责。美国承认耶路撒冷为以色列首都，将对巴以和谈造成毁灭性打击，严重破坏中东及地区和平，使半个世纪的努力付诸东流。特朗普不是不知道里面的政治风险，但拿人手短，不火中取栗，怎么回报犹太人的真金白银呢？

特朗普对另一重量级金主——煤炭大亨“克拉夫特夫妇”同样投桃报李，2017年直接任命其一天从政经历都没有的妻子“凯莉·克拉夫特”为美国驻加拿大大使，是美国首位女性驻加拿大大使。凯莉·克拉夫特出任驻加拿大大使只不过是为了镀金，积攒政治资本，美国民主党后来就指控，凯莉·克拉夫特作为美国驻加拿大大使，竟然一年中有三百多天人不在加拿大。但在2019年特朗普还是再一次提名凯莉·克拉夫特为美国驻联合国大使，并得到最终任命。

共和党身后最重要的捐赠者当然是著名的科赫兄弟，也是特朗普身后另一大金主，早在2012年美国总统大选时科赫兄弟就豪掷4亿美元支持共和党的罗姆尼参选，到2016年特朗普选总统时又为共和党多位候选人捐赠了8.89亿美元的政治献金，2018年又捐赠了4亿美元帮助共和党进行中期选举。

对于经营炼油厂和石油工业起家的科赫兄弟来说，最讨厌的恐怕就是“全球变暧”之类的论调，所以特朗普当选后自然到处宣扬全球变暖是世纪骗局，并重启化石燃料开采计划，还固执的退出了《巴黎气候协定》，理由是这个195个国家达成的《巴黎气候协定》是“可笑且代价极为高昂的协议，束缚了美国，使美国贫困，并使美国商界处于不利地位”。

科赫兄弟并不只在特朗普一人身上下注，包括美国前副总统彭斯，他曾经是科赫兄弟心目中的总统第一人选。前国务卿蓬佩奥则是另一个长期捐赠对象，从2010年蓬佩奥竞选美国众议院议员一直到2016年当上美国国务卿，这都少不了科赫兄弟在背后推动的巨大能量。在美国政界，蓬佩奥一度被戏称为“科赫兄弟的议员”，蓬佩奥甚至还是2024年美国下一届总统的有力竞争者，直到2021年蓬佩奥被中国制裁，科赫兄弟怕影响在中国的生意，才把蓬佩奥一脚踢开。

当然，精明的生意人从来不缺“备胎”，白宫总统顾问、代理幕僚长、交通部长等高级官员也长期接受科赫兄弟的捐赠，另外白宫办公室、能源部、财政部等部门的大量政务官僚也是其长期捐赠对象，据美国媒体统计，白宫中超过70%的高官接受过科赫兄弟的捐赠。此外在美国国会参众两院中，有近三百名议员也都承认拿过科赫兄弟的政治献金。

科赫兄弟还广泛资助大学、研究机构等，用于宣扬他们的政治主张，甚至还投入数亿美元亲自成立了美国第一个奉行自由主义主张的智库“卡托研究所”，为其政治主张提供理论研究，比如其研究成果“全球变暖理论让政府对经济的控制更多”，就用于攻击加入了《巴黎气候协定》的奥巴马民主党政府。科赫兄弟还先后投入9亿美元，直接对美国司法、行政等各类政策施加影响。科赫兄弟不光捐赠美国共和党，跟韩国三星集团一样，科赫兄弟的政治献金遍及欧美大多数国家，据公开资料，科赫兄弟是全球30多个政党背后的主要金主。

特朗普戴着犹太基帕小帽在耶路撒冷手扶哭墙进行祷告，他是美国历史上首位参观哭墙，并在墙边祷告的在任总统

时任美国驻加大使凯莉·克拉夫特，她在出任驻加大使前一天从政经历都没有，驻加大使可不是领干薪的闲职，加大拿长期是美国最大贸易伙伴且是五眼联盟里的重要盟友

据美媒统计，白宫高级官员中超过70%与科赫兄弟“有染”。蓬佩奥之前就被称为“科赫兄弟的议员”，那把白宫称为“科赫兄弟的白宫”其实也大差不差

对慷慨解囊的金主除了“许愿”以外，“封官”是特朗普的另一常用手段。

特朗普组织了一个堪称奢华的“百亿美金”内阁，其内阁成员总身家在350亿美金以上。特朗普内阁人选大部分拥有家族企业，也有在华尔街发家致富的。

比如特朗普内阁的商务部长威尔伯·罗斯，身家29亿美元；商务部副部长托德·里基茨，身家53亿美元；交通部长赵小兰，与丈夫二人身家接近4千万美元；教育部长贝特西·德沃斯，身家51亿美元；能源顾问哈罗德·哈姆，身家150亿，特朗普一度想提名他为能源部长；出身高盛集团的财政部长史蒂文·努钦，身家也超过4千万美元；再加上特朗普，这位美国历史上最有钱的总统也有超过37亿美元的身家。

从总统到内阁成员，人人都是腰缠万贯，特朗普用实际行动无声的诠释了什么叫维护大资产阶级利益的美国共和党。这种把行政官位拿出来分给支持者的做法在美国一样是合法的，甚至在政治学上还有一个专用术语，叫“政党分肥”。

白宫代表的是行政权力，而真正制订游戏规则的是拥有立法权的国会山。美国参众两院有议员五百多人，资本家们要想对他们逐一施加影响是个庞大的工程，于是在国会山不远处催生出了美国政坛著名的K街（K St）。K街上有众多游说集团、公关公司、智库、民间组织，这些游说公司豢养着大批的职业“说客”，承接各大利益集团的“业务”，然后说客便依据“客户”的诉求和开出的筹码展开对国会议员、政府高官，甚至联邦法院的大法官做各种“说服工作”，为利益集团和政客之间的权钱交易牵线搭桥。

据估计，华盛顿的职业说客约3.5万人，平均每个国会议员身后就有超过60名说客，每年花在议员身上的费用人均超过1000万美元。游说行业在当今美国已经变成了年产值几十亿美元的庞大产业，毫无疑问只有资金雄厚的资本家才可能雇佣说客公司来对白宫和国会山施加影响，从而影响相关的国家政策走向，然后从中取利。据说每在K街投资1美元，就可以有220美元的回报。

游说行业还直接催生了美国的“政商旋转门”文化，政府高官可以一夜之间变身企业高管，而企业高管也可以一夜之间变身白宫新贵，完美实现了资本与权力的无缝对接。比如，特朗普的第一任国务卿雷克斯·蒂勒森，之前就是埃克森美孚集团的董事长兼首席执行官。再比如小布什的弟弟杰布·布什在卸任佛罗里达州州长之后，当上了一家医药公司的董事。官就是商、商也是官、官商一体、官商勾结、商而优则仕、仕而优则商，一切也就顺理成章起来。

在资本主义世界，民主从来不是免费的；钱，则是实力的衡量工具。在特朗普卸任美国总统职务一年后的今天，任何人都无法否认，无论从任何角度说，特朗普仍然是共和党的无冕之王，共和党真正的精神领袖及权利核心。在美国国会骚乱后，当初站出来支持弹劾特朗普的十位共和党众议员，受到了共和党内外的巨大压力，其中两人宣布不再竞选连任，另个三人将面临特朗普支持人选的直接挑战，还有四人则选择和特朗普“和解”，重回特朗普麾下，他们宣称，只希望当初那件事从来没有发生过。

为什么特朗普在共和党内仍然有如此崇高的地位？答案只有一个，那就是特朗普个人强大的财力及他无人能及的募款能力，所以，2024年特朗普如果重返白宫，任何人都不应该感到惊讶，这只不过是这个资本社会再一次让钱说话了而已。

正是因为对“资产阶级”、“资本主义政党”、“钱”三者之间的三角关系有极其清晰和深刻的理解，所以，特朗普2016年竞选总统时在一次电视辩论中公开说：“所有政客都是资本家的狗，希拉里收我的钱所以要给我干事，在场这些和我辩论的，几个没收过我的钱? ”

此言一出，舆论哗然，希拉里竞选团队发言人詹妮弗第一时间表态，称特朗普伤害了希拉里的“感情”。钱在西方民主选举中是贯穿一切问题的核心，钱的多少直接和民主程度呈正相关，美国著名导演奥利弗·斯通就曾表示，美国选出一位总统需要花费140亿美元，这算什么民主？

我对乔治说：“在中国就不会有游说公司，更不会有政商旋转门。”

乔治说：“你这么笃定？”

我说：“因为中国的《公务员法》明确规定了公务员不得到企业或营利性组织中兼职，否则最重可以直接开除，特殊情况需要兼职也需要有关机关批准，而且不得领取任何形式的报酬。就算公务员辞职或者退休，三年之内也不得到本人原任职务管辖的地区和业务范围内的企业兼任职，三年之后要兼任职也需要报原单位报告，审批备案。中国的公务员还有明确的回避制度，有亲属关系的公务员不得在同一机关担任双方直接隶属于同一领导人员的职务或者有直接上下级领导关系的职务。

这一切的目的，就是从制度层面上杜绝一切有可能的权力寻租、政商勾结、结党营私、利益输送等腐败。绝对不可能像特朗普那样一边经营庞大的私人产业，一边还出来担任公务员，甚至在担任公务员期间还大喇喇的直接把女儿、女婿搞进白宫出任公职。当然在美国政商旋转门也不叫腐败，由资产阶级统治资本主义国家原本就是题中之意。”

乔治反问道：“你怎么对这些捐款数字这么清楚？”

我说：“根据美国法律，政治捐款是要对大众公布的，在相关政党网站上就可以查询到。”

乔治道：“那是不是可以理解，美国的政治捐款其实已经处于法律和社会大众的有效监督之下，也并没有你想的那么大的负面影响？”

我说：“你不觉得真正可怕的根源正是在这里吗？”

乔治问道：“什么根源？”

我道：“权力寻租不可怕，政商勾结不可怕，任人唯亲也不可怕，甚至也不少见，但真正令人害怕的是它在美国竟然是合法的。不是说不能比钱多吗？那华盛顿的金钱游戏可以称为民主吗？”

乔治反问：“按你的说法，西方国家都不民主，那中国呢？”

我说：“我之前说过，民主的本质是一种分配方式，民主不民主，看最简单的一点，就是谁在得利，是少数人得利，还是多数人得利；是少数人满意，还是多数人满意。民主一定是在维护多数人的利益，甚至是所有人的利益，所以才有少数服从多数一说，如果一个国家是民主的，那就一定是维护多数人的利益，让多数人满意。如果多数人不满意，那你又怎么能说自己是民主的呢？你有直接选举也没用啊。”

乔治说：“你前面说美国共和党代表了大资产阶级的利益，美国民主党代表了小资产阶级的利益，那中国共产党呢？他代表了谁的利益？是无产阶级吗？”

我回答道：“并不仅仅是无产阶级，现在的中国共产党代表的是中国人民的利益。”

乔治说：“人民？这个概念很宽泛呀。”

我答道：“并不是所有人，人民并不是个法律概念，而是个政治概念，你不能把人民理解成法律意义上的所有公民，简单的说中国人民是指那些真正认同中国、热爱中国、建设中国的中国人，对中国人来说是自己人，与人民相对的是敌人，中国公民里绝大多数是人民，但也存在少部分敌人，比如‘精日分子’等。”

乔治问道：“不包括敌人，但是包括资产阶级？”

我回答：“那当然，中国人民包括无产阶级，也包括资产阶级。西方国家的政党是从属于身后的利益集团的，可以说是利益集团催生出了资本主义政党，钱多的利益集团就有大政党，钱少的利益集团就只能有小政党，没钱的就没有政党，而政党又服务于身后的利益集团，真正践行了‘从资本中来，到资本中去’。

而中国共产党跟西方国家的政党不一样之处，在于它不是一部分人的政党，不是某一个阶级的政党，而是一个全民政党，它既有像时传祥这样最底层的劳动人民，但也有马云、任正非、王健林、许家印、柳传志、王石、何享健、宗庆后这样的亿万富豪，最低层的劳动者和亿万富豪为什么可以同时处于一个政党里？就是因为中国共产党同时代表着他们所有人的利益。所以，当今的中国共产党代表了中国这个国家的各个阶级，它是一个代表人民的政党，一个人民的党。”

美国总统特朗普和他的“百亿美金”内阁，内阁成员私人资产总额达350亿美金，堪称阵容奢华，这些内阁成员“高官得坐”是因为个人才华吗？当然不是，这不过是西方资本主义民主的一种既定游戏规则罢了，它甚至有一个专用术语——“政党分肥”

K街，被人称为除行政、立法、司法三权外，美国的“第四权力中心”

美国前总统特朗普是个极富争议的人，但他纵有千般不是，能说出“所有政客都是资本家的狗”这句话，说明他对资产阶级和资本主义政党的从属关系还是有清晰认识的

乔治问道：“马云我知道，时传祥是谁？”

我答道：“一个掏粪工人，社会最底层的劳动者。”

乔治说：“我没理解错的话，你的意思是中国共产党正在试图让所有人满意，即包括资产阶级，也包括无产阶级？西方有政治家曾说，如果一项施政想让所有人都能接受，那就只能给每人都上一杯白水，但一杯白水显然是无法让所有人都满意的，中国共产党又怎么可能让所有人都满意，维护所有人的利益呢？”

我说：“这就是看问题的着眼点不一样了，你以西方政党的逻辑来看中国共产党，所以这让你无法理解。这让我想起一个寓言故事，接受过华人教育的都应该听过。

这个故事是这样说的，说有两兄弟进山打猎，看到天上飞过一群大雁，弟弟马上弯弓搭箭，说正好打一只烤着吃，哥哥一把拉住弟弟说，为什么要烤着吃，应该炖着吃，弟弟反驳说应该烤着吃，两兄弟相持不下，于是找一个老头来评理，老头也评不了这个理，最后只好说，那就剖成两半，一半烤着吃，一半炖着吃，然后问兄弟俩，你们的大雁呢？兄弟俩抬头看看天上，大雁早不知飞到哪去了。”

乔治点点头：“嗯，我知道这个故事，意思是教育大家做事情要分清主次和先后。”

我道：“你不觉得兄弟俩争论的过程，不正是在运用西方式民主的过程吗？”

乔治点点头：“确实如此。”

我说：“这就是西方式民主的特点，比如美国不论共和党和民主党谁上台，他们两党的大多数政治诉求都是矛盾和相悖的，所以他们才能在竞选阶段争吵不休，产生激烈竞争，这种现象是因为他们分别代表了不同的利益集团，而不同的利益集团的利益是有严重冲突的，要想维护自己的利益，就必须否定对方的利益，就像这兄弟俩一样，你要想烤着吃大雁，那就不能是炖，你要想炖，那就不能是烤的，只能二选一。”

乔治想了一下笑了：“我明白你的意思，那这只大雁，换中国共产党是烤着吃呢？还是炖着吃呢？”

我道：“对于中国共产党来说，这只大雁怎么吃从来不是真正的重点。”

乔治问道：“那真正的重点是什么？”

我道：“我们假设，猎人兄弟家里还有一个老母亲，平时在家里操持家务，兄弟俩打猎回家，就把猎物交给母亲处理，老母亲自然不会亏待儿子，把生活安排的井井有条，但大雁就不一定是烤着吃或是炖着吃了，也有可能是红烧。”

乔治惊讶道：“不是烤，也不是炖，两兄弟的利益都没有维护呀？”

我道：“我前面已经说了，烤和炖都不是真正的重点，重点其实是解决了吃这个问题。没有老母亲的时候，兄弟俩争了个你死我活，互不相让，最后大家都没得吃，但有了老母亲持家，一家人彼此信任、和睦，虽然红烧两兄弟都不爱吃，但比两兄弟饿肚子已经强过百倍了，这才是维护了大多数人的利益甚至是所有人的利益。但如果任由两兄弟争斗，不论是烤是炖，都只是维护了一部分人的利益，牺牲了另一部分人的利益，只能是部分民主，而如果母亲持家，今天是红烧，但明天也有可能是烤、后天也有可能是炖，一样是维护了两兄弟的利益，但这种利益的取得，必须建立在也维护别人利益的基础上，这就是中国式民主，建立在信任、妥协，还有团结的基础上。”

乔治道：“你这太理想化了吧？”

我道：“事实就是如此，其实生活中这样的例子每个人身边都有很多，比如一家人在客厅看电视，爸爸、妈妈、姐姐、弟弟每个人想看的节目并不一样，但你家会为了解决看电视的问题而在家里投票吗？我想绝大多数家庭不会，但问题总是能自然而然得到解决，因为家庭成员之间总是能互相妥协，照顾彼此的利益；吃饭也是一样，妈妈每天做饭，家里人会为了吃什么而天天投票吗？当然也不会，妈妈自然会照顾家里所有人，每天会轮流做家里人爱吃的，从来就不会有什么问题。为什么会这样呢？因为妈妈考虑的从来不是家里某一个人利益，而是家庭整体的利益，这实际上反而照顾了大多数人的利益，这就是着眼点不一样。

西方资本主义民主是两党制或多党制，也就是永远要一部分人打倒另一部分人，永远只能维护一部分人的利益，而我前面对你说过中国的民主是人民当家作主，什么是人民？人民就是包含了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所有中国自己人，维护了全体人民的共同利益，也就是维护了大多数人甚至是所有人的利益，这就是中国式民主。所以《礼记》里说‘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就是这个意思。”

乔治说：“这听起来太戏剧性，我觉得想像成分居多，你怎么证实？”

我道：“我自证对你参考意义不大，但兼听则明，你可以在这个问题上看看你们美国人的田野调查。”

首先，2021年5月5日，美国《华盛顿邮报》发表了一篇加拿大约克大学学者文章，该学者在中国调查了近两万名中国人之后，表示经过了2021年的疫情，91%的中国人称他们“信任”或“完全信任”当地的乡镇级别政府，县级政府信任度结果为93%，市政府94%，省政府95%，而中央政府的信任度则高达98%。总而言之，中国公众对中国各级政府都表现出了极高的信任度；

第二，2022年1月18日，全球最大独立公关公司爱德曼发布了2022年度“爱德曼信任度晴雨表”报告，调查了全球28个主要国家，调查内容为民众对本国政府、企业、媒体和非政府组织（NGO）4个方面的信任度，中国得到了最高的91分了，为全球第一名，而英国和韩国只得到42分，美国39分，日本36分，排名垫底；

第三，美国哈佛大学肯尼迪政府学院连续十多年对中国民众进行的民意调查结果显示，中国共产党在中国的执政基础稳固，韧性源于民众的广泛支持，中国民众对政府的满意度连续十多年都保持在90%以上，近年来更是超过了93%。而同样是哈佛大学肯尼迪学院，在2021年12月1日发布一项针对美国18至29岁群体的民调显示，52%的年轻人认为美国的民主已陷入失败或困境，只有7%的民众认为美国是健康的民主国家。

我说：“为什么中国政府无论在西方何种民意调查中总能取得90%以上的高支持度？这是因为中国政府施政的着眼点不一样，中国政府施政看的是人民是否满意；而西方国家为什么民调总得低分？因为西方国家政党施政看的是身后利益集团是否满意。

《论语》里说‘不患寡而患不均’，意思是不怕东西少，但就怕分的不均，我们前面提到‘民主的本质是一种分配方式’，那不均是什么？不均就是不民主，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公正的说在经济发展上比中国更发达，但人民满意度、信任度、支持度都非常低，这说明什么？说明绝大多数人民不满意，说明了西方社会普遍存在的‘不均’，所以纵然美国政客把西方式民主、人权、自由吹的天花乱坠，但人民离心离德，这还是民主吗？”

乔治点点头：“我大概明白你的意思了，那中国共产党或中国人民觉得当今的中国是民主国家吗？满意今天的民主成就吗？”

我答道：“客观的说中国的民主仍然还有缺陷，还在不断的完善和发展中，中国政府仍然在不断推进政治体制改革，但我们的方向是正确的，手段也是正确的，理论更是正确的。在中国，政府对人民无限的忠诚，人民对政府无限的信任。这就是民主的国家，伟大的国家。”

从资本中来，到资本中去。上图为美国的选举筹款晚宴，灯红酒绿，纸醉金迷，来去皆是政坛大佬，出入尽是富贾名流，可是这些权贵谁又能代表时传祥的利益呢？

时传祥，掏粪工人，中共党员，全国劳动模范，北京市政协委员，第三届全国人大代表。事实证明，只有一个真正的时传祥才能代表一群时传祥的利益

全球最大独立公关公司爱德曼发布的2022年度“爱德曼信任度晴雨表”报告，中国得到最高的91分，为全球第一名，英国和韩国42分、美国39分、日本36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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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此处所说的直接选举，并不是西方政治活动里多党竞争式的“直接选举”。在中国，一切权利属于人民，人民的代表机关就是各级人大，最高权力机关是“全国人民代表大会”，而中国实行的是“议行合一”，立法、行政、司法三者的最高权力归于人大一身，各级人民政府只是人大在行政方面的执行机关。议行合一的构想最早来源于卢梭的《社会契约论》，是人类近现代对民主的主要探索和实践之一。

目前在中国，县级、乡镇级人大是实行的直接选举；国家级、省级、市级人大是间接选举，当代中国政治体制改革的重点之一，就是对选举制度的改革。所以中国的直接选举是指对人大的直接选举，以期望在不远的将来，实现对各级人大的全部直接选举。在《邓小平文选》第三卷中，邓小平曾对此有过专文论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