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公务规范（1）_风闻

自孟德斯鸠提出“以权力约束权力”的著名论断以来，距今已经有250多年了。孟氏的权力约束学说，尤其是他的三权分立、相互制衡的思想，影响了许多国家的政治实践和社会实践。各国政治学者、宪法学者、社会学者们对孟氏提出的“权力约束”问题的研究也从未中断过。但是，怎么约束权力、谁来约束权力、约束权力者的权力谁来约束、怎么解决好通过约束权力而既防止权力滥用又保证权力效率的矛盾等等，这些问题并未完全解决好。约束权力、防治权力腐败并且同时保障权力效率，已然成为了世界性难题。

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把权力关进制度的笼子里”的重要论述，是我们正确认识权力功能、在治国理政中使用和管束好国家权力的一缕思想的阳光。从新中国建立以来的政治实践看，“把权力关进制度的笼子里”的论述，应当是指用制度作为约束权力的基本方式，将孟氏的“以权力约束权力”的“以权力”，用“制度”的形式来加以固定，用制度化的权力来约束权力。当然，这个“约束”也不宜仅仅解释为限制甚至捆绑，而是要使权力运行合乎既定的规范，而非将权力“关进”去后“不准动”——这违背了人民设置权力的初衷。所以，“把权力关进制度的笼子里”，就是既要要求权力积极发挥作用，不可违反制度的规定不作为；又要要求权力严格按照规定的权限依规作为，不可违反制度规定越权作为；还要要求权力严格按照规定的标准和程序作为，不可违反制度规定滥作为、乱作为。当然，权力运行首先是它的公平正义，以人民的根本利益为依归，并且谦抑、理性、文明、高德、不违反公序良俗。这才是“把权力关进制度的笼子里”的含义。“把权力关进制度的笼子里”的重要论断，将笔者思考多年的一些想法又“勾”了出来，推动着笔者去深入思考和观察、研究在中国如何“以权力约束权力”这个古老而新鲜的问题。

上世纪九十年代的苏东剧变，给全世界的共产党人敲响了警钟，也引起了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中国执政者的高度警觉。“1991年12月8日俄罗斯、乌克兰、白俄罗斯三个斯拉夫国家的领导人发表声明，并签署建立独立国家联合体协议，宣布苏联作为国际法主体和地缘政治实体将停止存在，苏联作为一个国家的历史结束了。”苏联共产党总书记、苏联总统戈尔巴乔夫宣布辞职，苏联共产党也宣告解散。“像苏联共产党这样一个具有93年历史，拥有1900万党员，执掌国家政权74年之久的超级大党，像苏联这样一个占有世界版图六分之一的领土，享有得天独厚的自然资源，拥有一批‘社会主义大家庭’卫星国成员，领导世界社会主义阵营的超级大国，竟然神话般地消失了！”列宁等革命前辈所开创的苏俄社会主义事业，就这样被断送了。至今还静静地躺在莫斯科红场的墓中、为苏俄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献出了毕生心血的一代革命导师列宁，对此不知作何感想？！同时，在这个短暂的、震惊世界过程的前后，东欧的所有原社会主义国家也都纷纷改旗易帜，放弃、取消、取缔了共产党的领导，降下了社会主义的旗帜而走上了资本主义的道路。曾经济济一堂并且与世界资本主义阵营相抗衡的世界社会主义阵营，仅剩下了中国、古巴、越南、老挝、朝鲜等几个发展中国家，被史学家们称之为“苏东剧变”。这种不仅是在国际共运史上、而且在世界发展史上的确都称得上剧变的一系列重大事件，使世界资本主义的拥趸欢呼雀跃，以致出现了福山的《历史的终结》这样的论述，也使世界所有共产主义者陷入了严肃和深刻地思索之中。苏东剧变的“根本原因在于斯大林-苏联模式的社会主义制度本身”，包括“政治体制方面的主要弊端”、“经济体制方面的主要弊端”，“不论从政治上还是从经济上看，斯大林模式与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设想的相距甚远，它不可能到达科学社会主义的彼岸。”“正如胡绳同志指出的‘苏东社会主义的崩溃……只是社会主义的特定模式即斯大林模式的失败’。”所以，邓小平同志在1992年的南巡讲话中深刻指出：“我坚信，世界上赞成马克思主义的人会多起来的，因为马克思主义是科学。它运用历史唯物主义揭示了人类社会发展的规律。”“一些国家出现严重曲折，社会主义好象被削弱了，但人民经受锻炼，从中吸取教训，将促使社会主义向着更健康的方向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