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交政策丨美中冷战与美苏冷战的五大不同_风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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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年3月18日，北京，一处大屏幕上的军方宣传影像。NOEL CELIS/AFP VIA GETTY IMAG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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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中冷战与美苏冷战的五大不同

荣英格（Jo Inge Bekkevold）

可以说，2022年是1989年革命以来国际政局最动荡不定、天翻地覆的一年。

这一年动荡不定，是因为俄罗斯入侵了乌克兰，台海发生了危机；这一年天翻地覆，是因为美国承认中国是一个超级大国对手。在2022年10月发布的美国《国家安全战略》中，拜登行政分支不只将中国视作美国最重要的安全挑战，还毫不含糊地宣布后冷战时代已经结束。假如说美国的单极大国地位是后冷战时代的决定性特点，那么向美中两极大国结构的转变将塑造一种新的世界秩序。

最终，有关战争与和平的决定将由个别领导人做出。但为更透彻理解这一新的两极时代可能如何展开，我们必须审视其结构: 均势、新体系的起源、地理环境。美中对抗在许多方面都是独一无二的，其本质为我们提供了有关新的世界秩序、其稳定性以及政治家可能扮演的角色的重要信息。

就均势而言，美中对抗类似于冷战，那是两个超级大国之间的另一场对抗。前奥巴马行政分支的亚太顾问麦艾文（Evan Medeiros）之所以将美国总统拜登和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11月在印度尼西亚巴厘岛的会晤称为“冷战2.0版本的第一次超级大国峰会”，原因正在于此。这尤其是在欧洲引发了人们对竞争集团重新出现的关切，而在发展中国家当中，则引发了认为自己陷入了众所周知的中间地带的关切。

但新的美中极化是一个结构性事实，你不能一厢情愿地希望它消失殆尽。那是数十年来已缩小了与美国差距的中国经济和军事发展的结果。此外，两极实力结构通常被认为比多极结构更稳定，因之，像德国总理奥拉夫·朔尔茨那样公开支持多极秩序的领导人理当谨慎许愿。尽管存在军备竞赛和紧张关系，但美苏对抗的特点在于高度稳定，且两个超级大国之间没有发生过直接的武装冲突。此即历史学家约翰·刘易斯·加迪斯（John Lewis Gaddis）称冷战时代为“长期和平”的缘由所在。

也就是说，不是所有的两极系统都可能一样稳定。有充分的理由认定，美中两极对抗的结构将使这个新时代不如冷战稳定。而当结构稳定性较弱时，政治家风范和护栏于管控当下的体系而言就更加必不可少了。

尤其是，五大结构性因素将使这一新的两极时代不如冷战时代那么稳定。 

首先，美中对抗的特点在于不稳定的实力转移（power transition）动态。历史证据表明，当一个崛起的大国可能超越一个日渐衰落的霸主时，发生大规模战争的切实危险是存在的：想想第一次世界大战到来前那些年，崛起中的德意志帝国是如何努力争取自身“有利地位”的。冷战没有这样的动态: 美国和苏联都是从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废墟中崛起的超级大国，并且从一开始就是军事上同一量级的竞争对手。 

目前的情况不同，中国正逐步赶上美国。而且，凭借其经济实力，中国成为超级大国的可能性要大过以往任何时期的苏联。此外，因中国目前在军事方面仍处于劣势，政治家谈判军备控制协议的空间较小; 中国不愿为军事发展设置上限，因为那可能锁定其劣势地位。

近期的一些声明表明，中国在洲际弹道导弹的核弹头数量方面可能已超过美国。但就总体核库存而言，包括部署在洲际弹道导弹、潜射弹道导弹、战略轰炸机上的核弹头，以及非活动核弹头在内，中国的核库存相较于美国依旧相对较少。

其次，相较于冷战，美中军事对抗的主战区是海军，而海军本质上欠缺稳定，且存在更大的局部战争风险。冷战主要发生在欧洲大陆战区，这使得大规模报复战略得以出现，有力地遏制了任何跨越既有欧洲分界线的企图。两个超级大国在亚洲水域使用武力，不太可能对任何一个国家构成生存威胁，也不太可能引发核战争。假如遭到入侵，中国可能使用核武器，但假如中国的一些军舰被摧毁，中国领导人极不可能冒险与美国全面开战。这增加了在亚洲水域发生有限战争的风险，因为大规模升级的可能性低于欧洲。但即使是两个超级大国之间爆发局部海上战争，也可能对地区稳定和全球经济带来毁灭性后果。

第三，台湾是新的两极秩序不稳定的另一大源头。冷战期间与目前最接近的状况是分裂的柏林市，在那里，两个超级大国之间有过数次紧张对峙。在美中对抗的时代，台湾意味着一场大国战争的最大风险，因为无论是在地理分布还是在武器使用上，都存在不确定的升级动态。

第四，太空和网络领域的新作战为华盛顿和北京方面提供了更多胁迫和破坏手段。网络攻击可能包括颠覆、盗窃和间谍活动，以及所谓“数字珍珠港”: 一种大规模、复杂的突发网络攻击，目的是在军事冲突之前塑造环境，或延迟或阻碍对手的应对。在未来的中美危机中，源自网络能力增强，不经意间升级的风险确实是存在的。在太空领域内也可能发生类似情况，针对卫星的或由卫星先发制人的攻击会导致不确定的战事升级。

第五，与相互依赖可以降低战争风险的理论相反，美中之间经济和技术方面的高度相互依赖可能比冷战期间两个集团的相对自给自足状态更容易导致冲突。事实上，历史学家加迪斯指出，两个超级大国之间缺乏相互依赖性是增进冷战对抗稳定性的一个重要因素，这主要是因为，不依赖一个潜在的敌对对手增强了一个超级大国的安全感。 

中国与世界经济的高度相互依赖，恰是一些观察人士在描述美中两极体系时，更倾向于使用“冷战”以外措辞的原因，他们暗示的术语包括“竞争性共存”、“冷共存”或“冲突性共存”。但相较于冷战时期，美中对抗之中相互依赖的程度为经济战争留下了更大的空间; 在一个两极实力结构中，两个超级大国将相互依赖视为一种脆弱，因此会想方设法减少这种脆弱。

目前正在进行的脱钩进程，将在两个超级大国之间、美国及其盟国之间以及国际经济秩序内部制造摩擦。例如，随着中国启动世界贸易组织争端解决程序回击美国的芯片制裁，美中技术战争已经导致了一种新的冲突。美中经济战和经济脱钩将以新的方式挑战国际经济秩序。此外，朔尔茨和法国总统马克龙对一场新冷战的担忧表明，美国的盟友对脱钩持保留态度。

三十多年来全球化的稳步行进以及目前中美之间的高度相互依赖正在欺骗我们。它们诱使我们相信，二十一世纪的大国对抗相对稳定、容易管控。但上文勾勒的五大结构性维度——动态的实力转移、本质上欠缺稳定性的海军对抗、台湾作为热点、新的太空和网络技术，以及与经济相互依赖相关的风险——表明，美中对抗的结构实际上可能比美苏对抗的结构更为脆弱。假如我们继续意识到这五大系统性弱点的源头，一定程度上，这两个超级大国可以建立护栏，借以弥补那些系统性弱点。

开发护栏不会是容易的差事。鉴于中国在军事领域依旧处在追赶当中，军备控制在不久的将来会难以实现。在台湾问题上，北京和华盛顿推行战略模糊已有数十年。双方都需要有睿智和明理的政治家，才能发展和不断调整新的两极游戏规则。恰如冷战那般，美中对抗以及两个超级大国各自的战略都只会随着时间的推移而演变。

（作者生于1968年，前挪威外交官，曾于2005至2011年派驻北京，现任挪威防务研究所资深中国事务研究员。本文原题“5 Ways the U.S.-China Cold War Will Be Different From the Last One”，由美国《外交政策》杂志网站发布于2022年12月29日。译者听桥，对原文有多分段。）

原文地址：https://foreignpolicy.com/2022/12/29/us-china-cold-war-bipolar-global-order-stability-biden-xi/