战争年代，我军政工干部是个怎样的存在_风闻

自进入上世纪八十年代以来，文艺界一股妖风甚嚣尘上，并愈演愈烈。为了表达对国民党军和西方军队的一长制的膜拜，很多作品中，我军的师长、团长、连长等军事主官，被塑造成跟传说中的巴顿、韩复榘似的，个个霸气十足，一手遮天，说一不二，而与其相对应的政委、指导员等，则要么跟穷酸的孔乙己似的，要么跟受气的小媳妇似的。比如《雪白血红》中演义的“中国巴顿”钟伟师长，面对与他意见相左的政委，便颇具巴顿风格地吼道：“我是师长，我说了算，哪个再说走，我就毙了他娘卖X的。”《亮剑》中的团长李云龙，则被刻画成一个家长式人物，带兵打仗老子我一个人说了算，而政委倒像是个只负责内务的媳妇儿，甚或一个可有可无的角色。《集结号》中的连长谷子地，更是将一个听见枪响吓得尿了裤子的逃兵拉来做了指导员，还说什么“指导员吗，反正能当个人用就行。”

历史果真如此吗？当然不。这只是无聊而又不怀好意的意淫而已。这还不仅仅是失真的问题，而是一百八十度的满拧了。在这支以“党指挥枪”而有别于国民党军和西方军队的人民军队里，政工干部从来不是《亮剑》等作品中所表现的那个样子。

政工干部不是配角

1927年9月三湾改编后，首次确立了“党指挥枪”的原则。1928年6、7月间，红四军制定了《红军党代表工作大纲》，明确规定“党代表是代表中国共产党在军队中工作的；是所属部队士兵与官长的领导，是负责部队管理与教育的首长”。看到这句话没有，“是所属部队士兵与官长的领导”，那也就是说，连的党代表不仅可以领导所属的士兵，也可以代表党领导连长，团的党代表、师的党代表同样也可以代表党领导团长、师长。1930年冬，《中国工农红军政治工作暂行条例(草案）》颁布实施，该《条例(草案）》规定：“政治委员在与同级军事指挥员有争执时，政治委员有停止军事指挥员命令之权”。从这里可以看出，这时的政工干部已经完全凌驾于军事主官之上。就是从这个《条例（草案）》开始，战争年代长期执行的“政治委员最后决定权”被确立下来。

（政工干部出身的王震）

1931年11月初召开的赣南会议上通过的《关于红军问题决议案》中，更进一步突出了政治委员的权力，规定如果军事指挥员与政委发生争执，在未得上级指示以前，军事指挥员“须依政治委员的意见执行”，更加牢固地树立了“政治委员的最后决定权”。

红四方面军总指挥徐向前在回忆与政委陈昌浩的关系时曾说过，“当时，政治委员是决定一切的，能擅自逮捕人、处罚人，对同级军事指挥员有监督权，搬的是苏联红军的一套做法，权力大的吓人哪！”在当年，可不仅仅是徐帅与陈昌浩之间是如此，一方面军的朱老总与毛政委之间又何尝不是如此，天王老子都不怕的贺老总与政委夏曦之间、闽浙军区司令员粟裕与政委刘英之间、北上先遣队总指挥寻淮洲与政委乐少华之间，又有哪一个不是政委说了算的？

到了抗战时期，这一规定有了部分的修改，但军事指挥员相比于同级的政治委员，权力与地位仍然略低。1938年12月颁布的《政治委员工作暂行条例》中规定：“在军事行政和作战指挥上军事指挥员负更重大的责任，但在军事指挥员有违犯了党的路线或不执行上级命令情况时政治委员有停止军事指挥员命令之权……”你看看，政委仍然可以有权力停止军事指挥员的命令。

历史上存在过的，未必就一定是合理的。应该承认，这样的规定，在保证了党指挥枪的同时，也造成政委权力过大和当其军事造诣与指挥能力不足时处置失当，导致作战行动失败的恶果，明显过“左”了。皖南事变突围时不是军长叶挺说了算而是政委（对内）项英说了算，冀中五一大扫荡八分区突围时不是司令员常德善说了算而是政委王远音说了算，都导致了失败，就是这一过左设置最为惨痛的教训。

（政工干部出身的杨勇）

就是因为这些教训，十八集团军于1942年10月，又一次将《政治委员工作条例》进行了修改，“政治委员在与同级军事指挥员有争执时，除属于作战方面的行动由军事指挥员决定之外，其他由政治委员作最后决定……”在具体的战术问题上，最后的决定权转给了军事主官，其他的所有大小事情，不论军事的政治的，还是由政委拍板。这是一个进步，但总的来说，政治委员的权力仍然高于同级军事指挥员。

1947年2月，中断了多年的军队党委制开始逐渐在全军恢复执行。打这个时候起，凡是军中大事必须得经党委研究才能决定，而党委书记一般是由政委兼任的。至于哪些事属于大事，不同的单位都有细则，可供操作。

在当时，有一项特别关键的、特别与旧军队中不一样的地方，即当一项命令颁布时，必须有军事主官与政委同时签字才能生效，特别是在遇到有关部队开动、上级命令的贯彻执行、军队干部的调整、部队兵员的扩充与裁撤等敏感问题时，就更是得经过政委的点头，没有经过政委的同意是无效的，下边也是不会执行的。国军的万毅、高树勋、陈明仁等倒戈时，可以把部队整师整军整个兵团地拉出来，而共军的龚楚、邢仁甫等叛变时，一兵一卒也带不走，为啥？因为在中共军队中，关于部队开动和驻止这样的大事，不是“我是师长，我说了算。”

另外，在这支军队中，任何一个师长，他都没权力没胆量把政委“毙了他娘卖X的”，哪怕只是说说而已。相反，红军时期，倒是有师政委曾经把师长“毙了他娘卖X的”。

（政工干部出身的刘亚楼）

这当然不是说战争年代的军事指挥员就是政委的副手，不是说既然政委说了算军事指挥员就可有可无。不是的，至少多数情况下不是的。不错，确有政委一手遮天而弄得军事指挥员无事可做的情况，比如红军时期的乐少华、刘英，新四军早期的项英、后期的饶漱石，都曾做得很过分。但这不是普遍现象，绝大多数八路军、新四军各级政治主官，都是支持、尊重军事指挥员，以树立其在军事处置方面的权威的。中共军队中的军政主官多数也是团结对敌，你中有我，我中有你，分工不分家的。

到了以运动战为主的解放战争时期，我军的军政双长制已经十分成熟。根据分工，在有关作战问题上，诸如部队开进与展开的实施、兵力和兵器的区分、主攻方向及突破口的选定、协同动作的组织、炮火的准备、通路的开辟、预备队的使用等问题上，是以师长、旅长等为主说了就算的。在以打仗为主的战争年代，军事指挥员也是有很多很出彩的重头戏的。而这些戏，无不交织着一环扣一环的矛盾，充满紧张和刺激，演出来是十分精彩的。可惜的是，由于编剧外行导演外行演员更外行，这些年的所谓军事题材影视作品，要么就是满屏的脂粉，要么就是冗长的扯淡，抑或是“给我往死里打”、“老子跟你拼了”等李云龙式的军盲言语以及旧石器时代打群架似的冲锋阵形，却极少甚至从没看到有关战术战法的表现，哪怕初级的、浅层次的表现，更遑论合理运用了，使得本该军事指挥员出彩的戏份完全没能得到应有的表现。

抗战胜利以前，政工主官的权力和地位一直隐隐大于同级军事指挥员，所以也就根本不可能出现团长对政委指手画脚“你管什么，我管什么”这样荒谬绝伦的剧情。这也是我们在一些老电影中看到的为什么《铁道游击队》中的刘洪大队长、《回民支队》中的马本斋司令员等在关键的时刻要听政委的，为什么娘子军连中是洪常青说了算而不是连长说了算，这都是有根据的。

（政工干部出身的叶飞）

部队中同一级的军政主官什么时候开始平起平坐了呢？是在解放后。依笔者的考据，是在1954年4月15日颁布的《中国人民解放军政治委员工作条例》中，才第一次明确规定：政委“和同级军事指挥员共同负责制定部队作战、训练、动员、供应和一切军事建设的计划，并在颁布的命令上签字；在紧急情况下遇有争执时，属于作战行动和军事工作的问题，由军事指挥员决定，属于政策性质和政治工作的问题，由政治委员决定，但均须同时报告上级首长。”直到这时，部队（分队）中的军政主官才算一般高了。

政工干部不是穷酸，不是窝囊废

十七年老的文艺作品中，我军政工干部的形象很多，很正面，《红色娘子军》中的洪常青、《金沙江畔》中的金明、《暴风中的雄鹰》中的老刘、《东进序曲》中的黄秉光、《沙家浜》中的郭建光、《野火春风斗古城》中的杨晓东、《敌后武工队》中的魏强、《暴风骤雨》中的萧祥、《七天七夜》中的苏强、《逆风千里》中的宋志刚、《勐垅沙》中的江洪、《英雄儿女》中的王文清、《无名岛》中的王永智等，都是以第一主角出现，智勇兼备，文武双全，有血有肉。其扮演者田方、于洋、王心刚、冯喆、白德彰等，也尽是当时一流的硬朗男星。可这几十年的画风整个变了，电影里、电视剧里已经很少再能找到以政工干部作为第一主角的例子，有些影视剧中政工干部已经看不到，给忽略了，有些剧中虽然还有，也是一副酸腐文弱全无阳刚气的样子。而且，这种塑造法正在被越来越多地复制，几乎成为一个脸谱、一套公式。

战争年代的我军政工干部，是不是真如这些年影视中表现的那样，都是只会念教条的穷酸或一闻枪响就吓得尿裤子的懦夫呢？当然不是！和国民党军中的指导员多系文人充当截然不同，中共军队中的政工干部几乎全部起于卒伍，是枪林弹雨里成长起来的，小到连指导员，大到团、师的政委，哪一个不是把带兵打仗作为第一职责？哪一个会在战斗中比同级军事指挥员靠后半步？特别是最基层的指导员，全部是从优秀的排长中提拔和从连长的岗位转任，怎么可能会出现连枪都不会使的情况？怎么可能会听见枪响就吓得尿裤子？

从红军时期到最近的对越自卫反击战，指导员代行牺牲的连长指挥并致胜的例子比比皆是，又怎么可能对战术一无所知？著名战斗英雄胡觉三、张明、周文江、宋双来、曹德荣、阎成恩、袁永福、艾维仁、宋时运、李延年、庄元东、赵先有、胡绪清、钱富生、和自兴、杨天才、田玉忠等，其立功称雄时，都是指导员副指导员。我军各历史时期在指导员副指导员中产生的战斗英雄，一点也不比同级的连长副连长少。这些英雄的指导员，每个人的事迹展开来，都是一部传奇，都足以惊天地而泣鬼神。有兴趣的可以找来看一看，看看和《集结号》中那怂货指导员是不是一回事。

中国人民解放军的英雄阵营中，造就出众多能征善战的名将，其中不乏长期担任政工干部者，如邓华、杨勇、王震、杨成武、陈锡联、叶飞、王建安、刘亚楼、张爱萍、傅秋涛、钟伟、丁盛等，红军时期几乎一直担任政工领导。如果真像《亮剑》中表现的政委那样只是坐在后方念念教条管管内务，我们该如何认识这一大批沿着指导员、政委等政工岗位成长起来的赫赫战将？

抗战时期的敌后战场，曾有一个特别的组织形式——武工队。武工队的威名与战绩众所周知，那是可以完美碾压西方什么贝蕾帽呀、什么海豹呀、什么魔鬼呀等等所谓特战王牌的中共特色的特种小部队。关于武工队的成功战例我就不展开了，如果展开，10万字也难以详述。这里，我只特别强调一下也许很多人并不知道的，即武工队的业务属军分区政治部，因而武工队的队长和骨干队员，几乎全部是从部队的政工干部中选调。

比如：

冀中七分区武工队长张英是第二游击总队政治部敌工科长，指导员崔希哲是军分区政治部敌工科长；九分区武工队长兼政委杨寿增是十八团三营的教导员；冀南一分区武工队长兼政委刘大坤是该分区的政委；冀南六分区德故武工队长王澄是该分区政治部的锄奸科长，副队长曹荫怀是该分区政治部的宣教科长；晋绥三分区武工队长谢允中是八团政治处的民运科长……

除了由军分区派出的武工队，还有某团或某支队、某区队派出的小型的武工队。这些只有十人上下的小的武工队，其业务仍然归所属团（支队、区队）的政治处，因而武工队的队长，也多是由政工干部担任。比较著名的，比如安正福、王栋、李彩五、李继初、高云贵等，无一例外都是主力部队中连的指导员调任。优秀长篇小说《敌后武工队》中的主人公、武工队小队长魏强，就是18团的连指导员调任，这是与史实相符合的。然而令人气愤的是，出于对政工干部的偏见，自1986年以来，根据该小说改编的各不同版本的同名电视剧，几乎无一例外地将原著中魏强的指导员给改成了连长。

有没有不是政工干部担任武工队长的呢？有，但从本人搜集到的武工队的资料中看，武工队的领导由非政工干部担任的占比很小。这不是偶然，而是由武工队的隶属和工作性质——政治进攻——所决定的。

各位想一想，如果真的像《集结号》中的指导员似的那么怂包软蛋，我们该如何认识这令敌伪闻风丧胆的、主要由政工干部组成的武工队？

附：统一回复

本文在自媒体发出后，有多人提出各种不同看法和疑问。对于比较集中的问题，统一回复如下：

一、我为什么要写这个

几十年来文艺界这股妖风，覆盖了苍白无力的正史的教育效果，产生了巨大的毒作用，使很多只从影视和纪实文学中了解历史的六十岁以下的一波又一波的作家、编导，也包括相当多数的读者和观众，潜移默化间播下了轻视和否定我军政治工作和政工干部的种子。

我的一个六零后微友，曾经很坦诚地给我说：从理性上，我相信你说的武工队的骨干主要是政工干部，但从直感上，让我把政工干部和武工队联系起来，有点难。

我理解他说的难。在他（他们）的印象里，武工队员个个都是勇武精悍的，而政工干部必须得是酸腐文弱的，因而没办法在认知上将这互相矛盾的二者集于一身。这也难怪，改开以来文艺作品中塑造的政工干部，已经完全没有了十七年作品中洪常青、魏强、李正、萧祥、王文清那样的正面和阳刚，而差不多都是《亮剑》《集结号》等作品中的那个怂样儿。这些被严重歪曲了的政工干部形象，经过四十多年的濡染，就像是标准化脸谱，已经牢牢刻进他们的脑海，成为固有印象，而印象一旦固定，要想再改变，谈何容易！

我写此文的目的，就是想以一己的微薄之力，拆穿那些有意淡化甚至否定党指挥枪的人民军队本色，跪舔美军和国民党军言语和行为模式的胡编乱造，告诉愿意了解这段历史的人们，中共军队并非像西方军队和国民党军队那样军事长官一人独大，人民军队中的政工干部，也并非《亮剑》《集结号》等表现的那样，一个一个酸不叽叽的都是窝囊废。

二，关于刘邓大军刘大还是邓大的问题

邓在党内地位高于刘。邓早在抗战时期，就是中共中央北方局代理书记、中共中央太行分局书记，到了解放战争时期，又是中共晋冀鲁豫中央局书记。只要对我党我军的运行机制有那么一丁丁点了解的肯定清楚，谁在党内职务高，谁的责任大，这也是他任淮海战役前委书记的原由。具体到刘邓大军也一样，在全局把握上，邓对中共中央和中央军委负主要责任。

像二野当年的情况，一直到今天都同样，即政工主官占比90%以上的是本单位党的书记，是上一级党委成员，军事首长则任党的副书记，一般不进入上一级党委。尤其在师以下各级，极少例外。比如团政委要进师党委为委员，而团长不进师党委；连指导员要进营党委为委员，而连长不进营党委，这也符合政工首长以上一级党委成员的身份履行党指挥枪职能的本质要求。老电影《红日》中表现的涟水失利后，去野司开会讨论下一步作战方向的，是政委而不是军长，就是历史真实的再现。

刘邓大军的领导体制，是典型的军政搭档体制，其他几个野战军都不是。

三，关于东北解放战争林彪罗荣桓之间谁拍板的问题

东北我军的情况，截然不同于刘邓大军。这就必须得交待一下东北我军的领导成员沿革情况了。

1945年10月31日，所有进入东北的八路军、新四军、东北抗日联军，统一整编为东北人民自治军，总司令林彪，第一政委彭真，第二政委罗荣桓。

1946年1月14日，东北人民自治军改称东北民主联军，司令员林彪，政委彭真，副政委罗荣桓。

1946年6月16日，东北我党我军有一个大的改组，中共中央东北局书记改由林彪担任，原书记彭真改任副书记。东北民主联军司令员林彪不变，政委也改由林彪兼任，原政委彭真改任副政委，罗荣桓仍是副政委。

1948年1月，东北民主联军改称东北人民解放军，有东北军区和东北野战军两个番号，一套班子。司令员兼政委林彪，第一副司令兼副政委高岗，第一副政委罗荣桓。

1948年8月14日，东北野战军从东北军区析出，组成单独领导机关，野战军司令员由军区司令员林彪兼任，政委由军区副政委罗荣桓兼任。

从党内来说（这是至关重要的），林是中共中央东北局的书记；从军内来说，林是东北军区的司令员兼政治委员；从行政上来说，林还是东北行政委员会的主席。党、政、军，林都是一把手，林想不负责都不行。林说了算，不是司令员说了算，是党政军一把手主要是党的一把手说了算。

东北我军林与罗的关系，不是典型的军政搭档关系，因为林罗不是平级的关系。东北我军的情况，也不适用讨论司令员与政委之间的责任关系，因为司令员和政委是同一个人。

四，关于西北我军为什么彭德怀一人独大的问题

这个就和东北我军的情况基本一致，因为司令员和政委都是彭一个人。从党内来说，彭是中央政治局委员、是中央军委副主席，是中共中央西北局书记；从军内来说，彭是人民解放军副总司令、是西北野战军司令兼政委，他不大谁大？

彭在西北野战军说了算，同样不是司令员说了算，而同样是党的一把手说了算。

如果想用一句话来回答谁是老大的问题，那么请记住：在特别强调党指挥枪的中共军队中，至少在建国以前，谁在党内的职务高谁就是老大。

五、关于晋察冀野战军的问题

历史上有晋察冀野战军，没有华北野战军，但晋察冀野战军的司令员和政委都不是聂荣臻。

1946年第一次组建晋察冀野战军时，司令员是肖克，政委是罗瑞卿。1947年第二次组建晋察冀野战军，司令员是杨得志，政委还是罗瑞卿。但到了1948年5月晋察冀军区改为华北军区后，就不再有野战军的领导机构了。华北有三个野战兵团，即第18、19、20兵团，直接受华北军区领导。在军区和野战兵团之间，少了一级野战军的指挥层次，华北这一点和其他四个甲级军区不一样。

实际上这五个甲级军区，军区和野战军的体制、历史，细说起来谁跟谁都不一样。这是题外话，这里不展开。

六、为什么是司令兼政委而不是政委兼司令的问题

这个问题对于在部队当过几年参谋或干事的人就不是问题，“兼”字的使用，需遵循上兼下和前兼后的规则。何谓上兼下呢？比如某副营长兼某连连长，你不能写成某连长兼副营长。前兼后也一样，因为司令员排序在前，政委排序在后，所以也就只能是司令员兼政委，而不能写成政委兼司令员（战争年代、特别是红军时期有例外），这是公文体例要求的。

七、关于司令排在前边政委排在后边，从而说明司令大于政委的问题

排序这个事儿，有些的确是按大小轻重进行的，比如十大元帅十大将，就是如此。但也有些并不如此，排在前排在后不说明任何问题。比如国军历史上的各军，17军就未必强过18军，新5军就未必强过新6军；比如我军历史上的各军，19军就未必强过20军，37军就未必强过38军。军政双长的排序就是这后一种情况。

但有些人就是不这么认为，受文艺界妖风多年的侵蚀和毒害，他们主观强迫地认为，军事主官必须比政治主官大，理由之一，就是发布命令的署名中，军事主官排在了政治主官的前面。

试问：中央红军不论对内对外，署名一直是朱德排在毛泽东的前边，难道中央红军是以朱而不是以毛为核心？四方面军的署名一直是徐向前排在陈昌浩的前边，难道陈比徐的话语权低？新四军的署名一直是叶挺排在项英的前边，难道军中大事不是项拍板而是叶拍板？刘邓大军一直是刘排1号邓排2号，难道淮海战役前委一把手是刘而不是邓？

这是一个无知而且无聊的问题，到此为止，不想多说。对有些人，说多少也没用。

八、关于元帅中只有一个政工元帅，从而说明军事主官高于政工主官的问题

第一，十帅中，仅就解放战争而论，彭、林、陈、徐、聂都既是司令，也是政委，一直双肩挑。叶参座在广东也是司令兼政委。并不仅有罗一个政工元帅。

第二，有些政委，到了1955年没有元帅军衔，不说明战争年代就一定屈居军事主官之后。毛泽东没有元帅衔，并不说明他在中央红军中说话的分量低于他的搭档朱德；刘少奇没有元帅衔，并不说明他在重建的新四军中说话的分量低于他的搭档陈毅；邓小平没有元帅衔，并不说明他在刘邓大军中说话的分量低于他的搭档刘伯承；陈昌浩没有元帅衔，而且到了授衔时已经靠边站了，也并不说明他在四方面军时说话的分量低于他的搭档徐向前；项英没能活到授衔时，即便活到授衔时，可能也不会比陈昌浩好到哪里去，同样也并不说明他在皖南新四军中说话的分量低于他的搭档叶挺；夏曦早已牺牲，就是不牺牲，到了授衔时可能也不会有他的元帅，仍然并不说明他在湘鄂西红军中说话的分量低于他的搭档贺龙。

在中共历史上，有没有元帅衔，不一定说明什么。

九，关于“团长管作战，政委管生活”的谬论

自垃圾神剧《亮剑》反复播出后，“团长管作战，政委管生活”的谬论又成为一大波脑袋发育欠正常的作者和读者推崇的“圣经”。这是十足荒谬的胡说八道。

团首长是有分工的，哪些人的分工？就是团长和政委二人的分工。按分工，后勤工作由团长负责，而不是由政委负责。当然因为有副团长的存在，一般情况下都是由团长指定某个副团长分管全团的后勤工作。生活管理，那仅仅是后勤工作的一小部分内容，副团长也不会具体管，而是由专编的后勤助理员来管。管生活的助理员也就是个连排级别的干部。

生活管理，就是吃喝拉撒，没有人管不行，但它在一支部队的众多工作中，并不占主要地位。政委是干什么的？政委是代表上级党履行党指挥枪的具体执行者，是团党委的核心，是党委一班人的班长。吃喝拉撒这些琐碎之事怎么可能会由政委负责？再说了，从建军那天直到现在，政委管什么不管什么，是你团长可以安排的吗？在我军中，这是一个班长都明白的事理，居然从一个团长的嘴里说出让政委管生活和话，这脑袋得让门挤成啥样才能编出如此段子来呀！

十、关于和县长、县委书记的对比问题、和公安局长、政委的对比问题

中共的领导体制，同级双长制的单位，大体来说，有以下三种情况：

第一种，党委负责制。中共各级政权中的同级双长，从省长、省委书记到县长、县委书记，到村主任、村支书，都是这种。其特点，书记责任大于行政长。

第二种，党委（组）领导下的行政首长负责制。政府机关各局、部、委等是这种模式。其特点，行政首长兼党的书记，专职书记其实是副书记，自然行政首长的责任大于专职书记。公安局长和政委就是这个模式的典型代表。在这个系统里，局长是书记，政委是副书记，自然局长的责任大于政委。公安局所属的科、所、队等，也同样如此。

第三种，党委（支部）领导下的首长分工负责制。似乎只有军队和武警采用的是这种模式。其特点，军政主官二人共同负责，没大没小。

这三种体制，用一个世俗的举例可以说明，假如某个县长当书记了，他会偷偷地乐；假如某个公安局长改当政委了，他会偷偷地哭；而假如某个连长改当指导员了，他既不会乐也不会哭。

战争年代我军的领导体制，与上面说的三种都不完全一样，怎么不一样，原文已经说了，这里不赘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