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辉耀：未来的全球化是多极的_风闻

王辉耀教授为全球化智库创始人、理事长

问**：随着经济的全球化，世界经济保持一定程度的增速。但在有些国家单边主义抬头，俄罗斯侵略乌克兰也给全球化的趋势带来非常大的负面影响。您认为全球化的趋势已经结束了吗？您以何种表述表现全球化的现状？**

答**：**俄乌冲突造成了全球化的动荡，但从全球化角度来看，各国之间相互关联和依赖依然十分紧密，全球化受到严重挫折，但全球化并没有结束，而是到了走到了一个新的十字路口。

二战以后建立的布雷顿森林体系标志着全球治理的新时代，以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为转折点，世界经济进入低迷期，国际力量格局与世界秩序也进入调整重构期，如今在新冠疫情暴发后第三年，俄乌危机及世界经济衰退、气候变化背景下，世界进入了一个全球化的新阶段，人类面临着新的布雷顿森林体系完善。全球化作为人类经济技术发展必然结果并没有终结，世界政治的去中心化已成为新趋势。过往超级全球化是以美国为主导，但参与全球治理的力量不仅有美国，也有中国，有欧盟、东盟、印度、日本等国家和国家集团。随着边缘国家实力增长与中心国家相对衰落，“中心-边缘”世界体系或将趋于无中心化，需要一个更加平等包容的多极化世界秩序形成。

与此同时，全球化面临更多新的挑战，由于去中心化分散了全球化的力量，但同时世界面临着比以往更加艰巨的全球共同危机，例如气候变化危机、疫情挑战，贫富差距、民粹主义崛起等。如何让全球化向更加包容平等、互利共赢，合作团结的方向发展，如何打造一个更加韧性和柔性的全球化，这是未来全球化需要思考的问题。在韧性和柔性的全球化中，中国将发挥重要作用，中国如何在自身发展同时展现更多大国担当、大国责任、更好向世界讲述中国主张，并与国际社会就应对全球性新问题新挑战加强合作是国际社会广泛关心的话题。

目前全球化面临的一些新的挑战。近年来，全球化一个新发展趋势是在意识形态层面的二元对立。比如，美国提出的民主与权威对立，将世界分为二元对立，这样不利于多极全球化发展，而且会对全球化产生一种分裂的结果。中国本来是全球化最大的推手，是全球化的同盟者，美国把中国当成全球化的对立面并不利于全球化。另外，中国的“和合”思想的历史文化传统、共同富裕的新时代使命以及人类命运共同体美好目标等，都体现出致力于实现和平崛起的中国是一个包容而和睦的大国。

我们现在有很多军事安全联盟，如北约、五眼联盟，AUKUS，QUAD等。其实中国一直在经济方面推动全球化，比如亚投行、一带一路、RCEP、中欧自由贸易协定、中欧双边投资协定、中非合作论坛，中阿论坛等，包括在上海合作组织和金砖组织中推动经济合作扩大，积极申请加入CPTP、DEPA等，支持WTO等多边贸易机制等。实际上，中国是全球化的重要受益者，近年来不断强调要继续扩大对外开放，为国际社会提供更多经济性国际公共产品，也极力推动全球化及全球治理向着更加包容平等、互利共赢、合作团结方向发展，这是后疫情时代新型全球化的发展一个新动能和新方向。

所以，我认为未来的全球化是多极的，由中国、美国、欧洲等这三个全球最发达的区域和其他国家一起推进。可以提出G10的概念，在G7的基础上加上中国、印度或者东盟；可以由中美欧三方建立G3的高层对话机制来协调世界的发展；同时G20也需要扩展，加上非盟，成为Ｇ21。总之，我们需要打造新的全球化多边协调的机制，如G10、G3等来真正推进多层面多侧重的多级全球化。 

问**：**在地理大发现时期，西方国家去海外以后牵引世界，另一方面，在那个时期，为什么东方国家赶不上地理大发现的趋势？

答**：**首先，从定义来看，“地理大发现”指某一文明民族的代表首次到达、最早了解各文明民族前所未知的地表的某一部分，或率先确定地表已知各部分之间的空间。根据明朝时期利玛窦关于中国绘制《坤舆万国全图》的基本发现，明朝时，中国对于世界空间已经有了全面的了解。同时期明朝地理学家的一系列著作也说明，明朝的知识分子对于外部世界有一定的认知，并知道西班牙、葡萄牙、荷兰、意大利、法国等西方国家的具体位置。因此，就“地理发现”的成果——世界地图的绘制而言，当时的中国并不落后于西方，甚至还有许多独到之处。但可惜的是，明朝末期此起彼伏的农民起义以及满清入关，不但导致了明朝这座大厦的最终崩塌，而且对明朝时期积累起来的地理知识造成了很大的损害。

其次，中国缺乏参与地理大发现的自然地理条件和社会政治条件。从位置上看，中国地处东亚，其横渡太平洋到达美洲的距离，是从西欧或西非横渡大西洋到达美洲距离的几乎三倍。从政治上看，中国缺乏从事地理大发现适合的政治地理环境，如果中国人(明人)要向北探险去发现北亚——西伯利亚，会被游牧民族如蒙古人、女真人(满人)、维吾尔人哈萨克人等锁闭；中国人（明人）出于技术原因，又难以向南航海去发现澳洲。此外，中国自古从来是个大国，地域辽阔、物产资源丰富、经济发达，自给自足，对外贸交易的需求很低，缺乏进行海陆探险和地理大发现的人口压力和经济刺激，可以说是中国优越的经济地理状况在地理大发现方面起了负作用。而同一时期的西欧却处于资本主义开始兴起、封建主义逐渐没落的时期，伴随着商业的不断发展，西欧国家对香料等商品的需求激增，但由于中东对贸易通道的控制，这些商品的价格涨到了难以想象的高度。在巨额利润的刺激和诱惑下，哥伦布、达伽马、麦哲伦开始了他们的行程，他们的目的很明确，就是找到生产香料的地方，开辟新的海上贸易航线。然而在寻找这些商品的过程中，他们意外地发现了美洲大陆及各大洋中一系列的岛屿，第一次证明了地球是圆的，逐步搞清了地表上的海陆轮廓，并由此而引发了殖民、物产传播等一系列重大事件，掀开了一页又一页的历史新篇章。

第三，郑和七下西洋与欧洲地理发现不同。郑和远航的目的是宣扬明朝国威，加强明朝同海外各国的联系故随着明朝的衰落而烟消云散;而欧洲人的远航却是因为有了经济的动力，故其在远航过后极力地对外进行殖民扩张和掠夺，所以出现了两种截然不同的结果。

问**：有些研究指出全球化起源于1000****年左右，比地理大发现更早，那时古代中国主导全球化。您支持看法吗？**

答**：**我此前曾和美国耶鲁大学历史学者韩森就其新书《公元1000年：全球化的开端》开展对话。按照韩森在《公元1000年：全球化的开端》中的观点，其实早在公元1000年，全球化就开始了。更令人欣喜的是，公元1000年的中国宋朝居然是全球化的中心。为何中国会在全球化开端中占得先机，而不是西方？

首先，宋朝处于封建社会成熟阶段，先进文化和经济贸易决定了其处于全球化中心地位。在公元1000年，世界上人口最多的地方就是中国的宋朝，人口超过1亿。1004年辽宋签订澶渊之盟后，宋朝政治局势稳定，经济高度发达，取得了很高的文化成就。为了防备辽国军事侵略，宋朝与跟辽国发展贸易的同时又加强军事防守，促使宋朝重视发展海外经济，将贸易重心向东南亚转移。早在1000年前，中国制造商就已展现出了不同寻常的能力，成为世界上主要的制造国。1000年前的中国不仅向东南亚、南亚、中东和东非出口纺织品、金属制品和瓷器，还大量进口香料、树脂和香木。宋朝统治者在管理外商方面有十分成熟的规则方法——收取每艘船上的部分货物，并对进口货物征收不同税率的税，这让宋朝积累了大量财富。随着沿海城市贸易的发展，具有冒险开创精神的中国商人开辟了多条陆地和海上贸易经商路线。新路线使诸多王国和帝国相互交流，使得货物、人员和思想进入新的地区，促进了全球化发展。

第二，中国的先进的造船技术和航海科技领先于世界。宋代的造船技术不仅有了显著进步，而且出现了许多革新。唐朝的史籍记载的主要还是外国的海船，外国海船不用铁钉，而以橄榄绳穿孔绑结，载重量和安全性都有限。宋船设置了水密隔舱，增强了抗沉性和横向强度，使海船的载重量大为增加。宋船还改革了以前使用木锚的传统而使用了铁锚。宋代航海技术最大的创新和进步是指南针运用于航海。它使航海业产生了革命性的变化。除了指南针的运用，宋代人的海洋知识在几千年的经验积累基础上也有了很大进步，宋代的航海者已经掌握了东至日本、高丽，南到东南亚直至中东的季风规律。宋代造船技术的改进、海船载重量的提高，以及造船规模的扩大使当时海运能力大大增加，而船舶性能的更新和航海技术的进步，特别是指南针在航海中的运用，使航海活动更加准确和安全。宋代的航海条件也因而为之一新，为海外贸易的发展提供了更好的技术保障，使得海运相对于陆运的优势得到较好的体现。不仅减少了海上贸易的风险，更主要的是扩大了贸易规模，降低了贸易成本。使海上贸易成为比陆上贸易更有利可图的事业。

因此海外贸易在宋朝的南方变得十分活跃，宋朝时的泉州是许多外国居民的定居地，海外贸易是全球化的动力。正如韩森教授书里所说的，公元1000年的中国有着世界上最广泛的对外贸易，中国人跨越了半个地球，向中东、非洲、印度等地出口独一无二、高质量的陶瓷与各种制成品，同时也从这些地方获取香料、象牙等珍稀消费品。繁荣的海洋贸易让泉州等港口城市早早具有了国际化色彩，也让宋朝针对性地建立了复杂而巧妙的税收制度。东南沿海、内陆腹地，达官贵人、贩夫走卒，宋代中国各个区域与各个阶层的人们都受到了全球化的浸染。中国与世界的联系如此紧密，中国人没有经历全球化的准备阶段，但他们很早本就生活在一个全球化的世界里。

那么世界其他地方呢？当时，欧洲还处于中世纪的黑暗之中，因为维京人存在，战争成为欧洲发展的最大破坏力量，欧洲不具备全球化的基础。至于中亚，那时的伊斯兰国家也在不断扩张了影响力，把它们的触角不断地向欧洲发展。其他地区和国家如印度、日本、韩国、美洲、非洲等，能够走出来的范围也非常有限。只有宋朝，才是那个中世纪世界的经济火车头和全球化的真正希望，所以说中国也是全球化的主要发祥地之一。 

问**：**目前看，以美国为首的民主主义阵营和权威主义阵营之间的矛盾越来越尖锐。您如何展望之后的对立？

答**：**民主有很多表现形式，与其说以美国为首的民主主义阵营与权威主义阵营之间的矛盾越来越尖锐，不如说民主的表现形式越来越多样，不同的形式之间需要更多的理解和沟通。

中国的民主体现在很多方面，首先，中国是崇尚民主的。在G20会晤时，习主席和拜登总统谈话时提到，民主、自由、人权也是中国共产党的高度认可的价值观。中国式民主有久远的历史渊源，例如从隋唐时期发展而来的科举制度，就是用试卷做选票，实际上是贤能民主的例子。中国的官员选拔与西方的官员选拔有异曲同工之妙，西方是通过投票选举，中国是通过试卷选拔，既然投票箱是一种选拔，遍布全国各地的考场和考试卷填写也是一种选拔。中国的官员历朝历代都通过试卷选拔产生，其结果就是优绩主义、贤能民主，这是民主的一种方式。

其次，中国有协商民主制。中国虽然没有反对党，但有参政党，如中国有八大民主党派、无党派，这些党派中有一部分成员可以成为国家官员，他们也组成人大政协。中国各级政协里一半以上都不是中共党员，在全国四级的政协——全国政协，省政协，市政协，县政协中，政协委员数量庞大。在各级政协会议中，各党派人士都可以提建议，智库、党外人士也参与其中，产生不同方案供执政党来参考，这是一种寻找共识的协商民主。我认为还有一种民主，就是市场经济民主。中国现在是一种市场经济，搞市场经济必须依靠民主体制，比如每天我们都在用我们的钱包投票买什么商品、去哪里旅游、找什么样的工作等等，人们每天都在选择、都在投票，这也是市场经济民主的体现。在技术层面，在大数据时代，在技术赋权下，也有新的民主形式，如大数据民主，社交媒体，自媒体等，也在发挥作用。在国际层面，中国也生活在193个国家组成的国际民主社会里面，也受到国际社会的监督，中国坚定维护以国际法为基础的国际秩序，尊重《联合国宪章》确认的国家主权平等原则，秉持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提倡全球治理的共商共建共享。但西方一些国家在面临自己的内部危机时，没有找到很好的解决措施，一部分人就将矛盾转移到中国上，提出所谓的“民主对抗专制”，加深世界的二元分化和二元对立。

中国的政党制度是一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制，这种体制是顺应环境挑战过程的历史产物。改革是由问题倒逼而产生，又在不断解决问题中而深化。在民主化的社会条件逐渐成熟时，中国全过程民主体制也会不断完善发展。 

问**：有些专家指出中国的全球化战略以一带一路为例有两面影响。中国成功了扩大对世界的影响力，就是一个正面影响。还有，中国引起国际问题比如“债务陷阱”****，就是一个负面印象。您如何评价这样的看法？**

答**：**中国在全球发展层面有很多正面影响。首先是脱贫，中国实现了全面脱贫，减少了八亿贫困人口，提前十年完成了《联合国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的减贫目标，对世界减贫贡献率超过70%，。第二是中国的全球贸易，中国是130个国家最大的贸易合作伙伴，中国贡献了全世界30%以上的GDP的增长，是全球第一第二的外资流入国、全球最大的旅游输出国、最大的留学生输出国，贸易给各国带来繁荣富裕，第三次界大战没有打起来也是因为全世界贸易、经济、投资已经非常密集，形成了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局面，越开放越安全。此外，中国也支持发展中国家的发展，在过去十年中，全世界没有一个大的系统的规划来推动世界经济的发展，特别是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发展，中国的“一带一路”、正在成为一种国际经济公共产品的合作，发挥了这样的作用。另外中国建立的亚投行也促进了全球的制基础设施方面的共同发展，现在亚投行有103个成员国，欧盟国家几乎都在其中，非常成功。今后，亚投行也可以和世界银行，亚洲开发银行，非洲开发银行，美洲开发银行等合作起来共同推进世界基础设施建设。总的来说，中国在基础设施建设方面全球领先，还可以为世界提供了更多的引领作用。

至于在个别项目中出现的债务问题，这并不是普遍性问题，债务陷阱与“一带一路”并没有必然的关系，中国也无意去制造债务陷阱，中国所做的是在帮助其他国家的发展。例如，大家都在看世界杯，卡塔尔的足球体育场就是中国参与修建的，中国为很多国家提供了技术、基础设施服务，没有制造任何陷阱。唯一的所谓债务问题是经常提到的斯里兰卡的项目，实际上中国在斯里兰卡的债务达不到斯里兰卡总债务的10%，从这个角度来看，我认为西方一些国家的指责是站不住脚的。当然，“一带一路”中也有需要改进、提升的方面，也在不断完善和创新，“一带一路”追求的是共商共享共建，中国在“一带一路”方面做出了很多成果，比如中国帮助老挝、泰国、印尼、马来西亚、蒙古等国修建铁路、在非洲修建高速公路、参与马尔代夫跨海大桥、哈萨克斯坦出海通道的建设等等。中国提出的“一带一路”，实际上是在帮助这些国家，面对出现债务困难的合作伙伴中国从不逼债，而是本着友好协商原则妥善解决。

美国荣鼎集团 2019 年 4 月底发布研究报告称，中国通常采用延长还款期限、再融资、减免部分甚至所有债务等方式帮助借贷方走出困境，没有出现债务陷阱。在世界银行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认定的 17 个非洲债务危机国中，多数国家的债权人是欧美国家银行、企业等，而不是中国。美国波士顿大学《2019 年拉丁美洲和加勒比地区中国研究》报告指出，中国贷款绝大多数并未超过 IMF 的债务可持续性门槛。

对于许多需要资金的国家来说，中国的务实作风显然要优于西方的家长式做法。正如波黑财政部长、前驻华大使阿梅尔•科瓦切维奇曾经所说，中国“是在 做生意，而不是出售他们的意识形态”。柬埔寨首相洪森 2019 年在日本举行的亚洲未来会议上也表示，柬埔寨陷入中国“债务陷阱”的担忧是多余的。中国贷款利息低，风险低，不会对国家独立构成威胁。而且在使用中国贷款时，中国尊重 柬埔寨的主权。

可见，美国等西方国家一些人士无论是出于怎样的心理散播“债务陷阱论”， 都与事实不符。而且，随着“一带一路”建设取得更多切实成就，给沿线国家带去更多实惠，这种论调也不攻自破。

问**：中国通过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到世界经济第二大国。您如何看待“国家资本主义”**的亮点和弊端？

答**：**近年来，随着中国在世界经济格局中地位的上升，一些西方舆论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质疑也不断出现，例如批评中国搞资本社会主义、新官僚资本主义、威权资本主义等，有的还给中国贴上“国家资本主义”的标签。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说成国家资本主义，其实质是要将中国模式纳入资本主义或国家威权主义的谱系，从而否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和制度，否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及其优越性。

我认为中国改革开放40多年来有一个巨大的创新目前被国际上所忽视，那就是中国是一个成功混合经济体。中国的绝大部分企业是私营企业，私营经济贡献了50%以上的税收，60%以上的国内生产总值，70%以上的技术创新成果，80%以上的城镇劳动就业，90%以上的企业数量。另外，中国还有一定数量的国有企业，他们承担了社会企业责任，承担了抗震救灾，农村脱贫、基础设施建设等方面的责任，此外中国还有国有医疗医院等。国有企业对中国来说，主要在提供公共产品、保持就业，脱贫脱困问题等方面发挥作用，而不是国外单纯理解的垄断。当然个别国企也有垄断情况，但总体来说国有企业提供了很多社会平衡，提供了很好的发展保障。我们还有大量的跨国公司、外资企业等。外资企业在中国雇佣了5000万的劳动力，缴纳了10%以上的税收，比如苹果供应商富士康一家就雇了200万人。还有100万左右台湾人在大陆投资，开办台资企业。这些外资企业和跨国公司的企业加起来创造了中国40%到50%的国际贸易，带进中国大量的外商投资。所以，中国经济很独特，中国的经济机制是一个国际上独一无二的混合经济体制，其中包括大量私营企业，同时还有国有企业、跨国公司、外资企业等。私营企业和跨国公司加起来占到中国整个经济的80%，所以不能说中国是国家资本主义，因为国家资本主义全是国有企业垄断。当然，中国的国有企业到海外应按照国际规则竞争，不应有过多的补贴，同样跨国公司在中国也应该享受中国企业的国民待遇。

中共二十大召开期间举办了好几个发布会。第一个发布会是发改委举办的，其中就强调要吸引外资，要扩大开放。第二个发布会最高法院司法部举办的，就提到民营企业、中小企业、国有企业和外资企业在中国都享有同等的权利，一律平等。这实际上是中国在20大释放的信号，鼓励平等竞争、鼓励对外开放。所以，我认为中国的经济体制是一种创新，是具有中国特色的混合式的市场开放经济体制，把私营企业的一些弊端通过国有企业来驾驭平衡，展现社会企业责任，同时让私营企业有更大的发展活力，给国有企业带来竞争，打破一些国有企业的垄断，同时让跨国公司发挥他们国际网络中全球贸易投资的链接中外的优势，也起到了在中国市场经济中的鲶鱼效应。

国家资本主义，实际上是西方给中国扣的一顶帽子，不能准确地表现中国经济的特点。这种市场经济的创新可以为发展中国家提供一些经济发展的新思路——私营企业创造大量就业和税收，国有企业发挥稳定的作用，跨国公司发挥全球投资贸易的作用。所以，我觉得用国家资本主义说中国经济不是很准确的说法，比较准确的说法是，中国是混合所有制市场经济的一种创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