约瑟夫.斯蒂格利茨：“市场失灵是普遍的”_风闻

事实上，亚当斯密古典经济学关于自由放任，自动调整市场的结论，早已被历史事实所推翻、所唾弃。国之发展、无信不立。美国等西方国家奉行自由市场经济的“虚伪性”，常常表现为言不由衷，缺乏诚信。对别国要求遵守自由市场经济，对自己则常常违背市场经济规则，口头上鼓吹放任市场经济“自由”，但别国一触动它的霸权利益就“假自由”暴露无遗，立马“打棍子”、“戴帽子”“卡脖子”，以国内法与条款（如301条款等）制裁、冻结、禁运他国，甚至实施武装干预与肆意侵略。

市场不是存在于真空之中。即使在自由化的世界中，规则和规定也始终存在，对规则与规定的设计就会塑造市场（约瑟夫.斯蒂格利茨，2017）。在奉行自由市场经济的欧美国家，长期以来一直采取政府干预（公共投入）的市场创新方式。20世纪 60年代，OECD组织估计法国的比率是35%，美国的比率是27%，英国的比率是32%，OECD成员组织（除了美国）的平均比率是31%。美国实施国家战略和政策及公共投入，促进科技产业和服务业的发展，每年创造了数以千亿美元的市场需求。例如美国政府通过科研投入以及大型项目和合同，创造了一些大型公司及新兴产业，尤其是对国防和应用投产方面的投入。政府科研投资占GNP的比重从1955年的1.5%上升到1990年的3%以上。从1995年以来的公共市场结构来看，美国政府每年创造的公共市场容量至少达到２万亿美元，是国民生产总值的1/3。

美国等西方国家的虚伪性，表现在口头上不承认计划经济，实则一贯实行资本主义计划经济。在市场规模较大的美国制造业核心技术领域，如半导体，航空航天，医疗器械、制药、军工装备、汽车（电动汽车）、软件等领域。政府长期以战略政策、法律法规为准则，“有计划”地通过70%以上的政府采购、军事采购方式掌控市场、干预市场，刺激投资与生产，对高科技产业转型升级与结构调整进行调控。而在30%的民品采购市场，如农产品加工和贸易，品牌服装，食品饮料品牌，电子品牌，科研仪器和耗材，工程机械和农业机械，日用化工和消费品品牌等给以市场“自由”竞争，但又通过投资、关税、金融、贸易、财税等政策加以干预、调控与保护，见表1所示。                                        

从体制优势来看，美国等西方国家深知中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独特优势，关键在于社会主义的体制优越性，表现制度性，也表现在凝聚共识、协调发展与持续发展的战略调控能力与政策的执行力。在关键技术的“卡脖子”领域，中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优势显示出“集中力量办大事”的能力。在3年的抗疫方面，战略部署、政策调控与项目规划等落实，一以贯之，持之以恒。2021年中国制造业增加值占GDP比重达到了27.4%，连续12年位居世界首位。从1990年到2020年，中国建造了32座生产芯片的超级工厂，而全世界其它地区的工厂加在一起也只有24座。中国在芯片制造领域取得了重大进展。中国大陆有望最早在2025年超越台湾地区，成为全世界最大的芯片制造国。中国现已制造了全世界一半以上的电路板，没有这些电路板，芯片就无法安装设备。中国还控制着供应链中对芯片制造至关重要的关键原材料：中国生产了全世界70%的硅、80%的钨和97%的镓，每一种原材料都是芯片制造不可或。

但长期以来，美国政界与经济学界自以为是，对世界许多国家采取的有计划的经济调控与产业政策不以为然，但经过经济危机、疫情肆意等，美国等西方国家也在潜移默化地学习“中国经验”，实施有计划地经济改革与产业政策。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美国哥伦比亚大学教授约瑟夫.斯蒂格利茨认为：“市场失灵是普遍的，产业政策的目标就是要弥补市场失灵的问题”，“国家没有选择，必须拥有产业政策”。美智库新美国安全中心（CNAS）的一项研究报告承认自由市场具有局限性**。**指出美国战略中所缺失的部分恰恰就是独特的美国产业政策。认为中国是唯一既有重塑国际秩序意图，又有日益强大的经济、外交、军事和技术实力来实现这一目标的国家。美国需要一个新的、以经济繁荣所需为基础的、积极的产业政策战略，以及与之匹配的产业政策工具箱。

一些国家转而采取了有计划、可调控的资本主义计划经济方式。西方自由市场经济的美式模式正在悄悄地发生变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