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主教会正在重新考虑避孕问题吗？——《华尔街日报》

12月18日，教皇方济各从梵蒂冈窗口为信徒们祝福。图片来源：Giuseppe Fama/Pacific Press/Getty Images本月，约二十位天主教神学家、哲学家及其他学者齐聚罗马，举行为期三天的会议，致力于捍卫并阐释天主教会关于避孕的禁令及其影响，这一禁令由圣保罗六世在1968年的通谕《人类生命》中明确阐述。保罗六世的1968年通谕《人类生命》。

此次会议的演讲者包括圣母大学法学院的法学哲学家约翰·菲尼斯和普林斯顿大学的罗伯特·乔治，会议是针对一个几年前还不太可能对此议题提出质疑的来源——梵蒂冈——而组织的。

在教皇方济各的领导下，教会最高层正在就避孕的道德性展开辩论，这距离另一位教皇就该问题作出最终裁决已过去半个多世纪。方济各鼓励对一系列先前被认为已有定论的问题进行讨论，包括离婚和同性恋。

与会发言人对教会领导层的这一发展表达了不同程度的怀疑和沮丧。

“他们难道没有意识到，天主教会在保护男女尊严的战斗中实际上是最后一道防线吗？他们看不出放弃我们对《人类生命》教义的坚持，是花园中那条蛇为我们写下的戏剧的最后一幕吗？“俄亥俄州方济各大学神学教授黛博拉·萨维奇说道。

去年，由圣若望保禄二世创立、专注于生物伦理问题的梵蒂冈智库——宗座生命学院出版了一本书《生命的神学伦理》，其开篇论文提出，人工避孕在某些情况下可能是"明智的选择”。

学院院长文森佐·帕利亚大主教在序言中写道，这篇涵盖安乐死、体外受精等其他生物伦理议题的广博开篇论文，是对教宗方济各呼吁教会思想界"彻底转变范式"以应对当代世界挑战的回应。

在这个时代，关于避孕的天主教辩论似乎已成为学术议题。2014年Univision民调显示，传统天主教国家巴西(93%)、意大利(84%)和菲律宾(68%)绝大多数人支持使用人工避孕。皮尤研究中心2016年调查表明，美国每周参加弥撒的信徒中仅13%认为避孕在道德上是错误的。

但辩论双方都认同，这不仅是某项禁令的存废之争，更关乎教会在性与医疗伦理上的整体立场。一方强调具体行为的客观道德性；另一方则更重视行为者的意图及其所处具体环境。

保守派警告，解除人工避孕的绝对禁令将打开潘多拉魔盒，动摇其他禁令的伦理基础。底特律圣心大神学院荣休伦理学教授珍妮特·史密斯在罗马会议上指出，避孕将导致滥交、同性关系、辅助生殖技术和跨性别主义的合理化。

另一方面，宗座生命学院神学家卡洛·卡萨隆神父在接受采访时表示，否认夫妻在避孕问题上的自主决定权会带来其他风险。

“（反对避孕的）规范体现了一种价值观，良心在决定行为方式时必须始终兼顾规范与价值。但存在多种可能相互冲突的规范，因此良心必须进行辨别并做出选择，“他说，“如果在道德决策过程中忽视良心与辨别的角色，将面临双重危险：一是沦为脱离人们生活经验的抽象道德；二是福音可能被简化为律法。”

教会传统教义认为，除禁欲外，任何阻止生育的行为都是错误的。正如小约翰·T·努南在《避孕：天主教神学家与教会法学家处理方式的历史》所述，这一教义的解释随着神学、哲学和科学的发展而不断演变。

《创世纪》中俄南的故事为禁令提供了圣经依据——他因实行性交中断法而被上帝击毙。但教会谴责避孕的主要理由并非来自经文，而是源于自然法——这种植根于古典时代的道德哲学传统认为，宇宙存在可通过理性（而非神启）认知的道德秩序。

努南写道，对于13世纪圣托马斯·阿奎那等中世纪神学家而言，“反对避孕违反自然属性的首要论据，在于其与生殖器官及性行为自然目的的悖逆”。托马斯特别强调授精行为，认为"这一行为被赋予了上帝赐予的特质，不应受到理性控制或人为操纵”。

罗马圣十字宗座大学伦理学教授罗伯特·加尔神父表示，1960年在美国获批使用的避孕药发明后，引发了支持人工节育的新道德论点，因为避孕药并未干扰性行为本身的机制。

1968年，教皇保罗六世在哥伦比亚，同年他在通谕《人类生命》中阐述了教会关于节育的教义。图片来源：美联社圣保罗六世在《人类生命》中的论点核心并非基于生物学，而是基于他所说的"上帝确立的不可分割的联系，即夫妻性行为中结合意义与生育意义之间的关联，人不得自行切断”。换言之，每个人的生命都应是爱的行为的结果，而任何性行为若不对新生命可能性开放，就不能完全体现爱。他写道，任何蓄意分离这些意义的行为都是"本质上错误的”，绝不允许。不过，为避免怀孕而在女性受孕期禁欲是可以接受的，因为这种做法不会"阻碍生育过程的自然发展"。

自1968年以来发生了什么变化？教皇方济各更加重视个人良知在特定情况下辨别减轻罪责因素的作用。“规则的后果或效果未必总是相同，“现任教皇在2016年写道，鼓励在某些情况下对未经废除第一次婚姻就离婚再婚者从宽处理，这种情况传统上被教会谴责为通奸。

这一思潮促使人们重新评估关于避孕的教义，支持者将其视为对圣保罗六世教导的重新诠释而非否定。

“法律条文可以改变，但并非要否定它，而是要深化其含义并促进相关价值观”，宗座生命学院院长雷佐·佩戈拉罗蒙席表示。反对避孕的规定"标志着婚姻生活中必须维护的价值观——尤其是性行为的意义和生命的传递——但同样真实的是，在家庭所处的境遇中可能还存在其他值得保护的价值观。”

佩戈拉罗蒙席举例说，当"因医疗原因需要避免怀孕与维护夫妻性生活之间出现冲突时”，避孕可能是被允许的。

史密斯女士在12月会议的演讲中指出，《生命神学伦理学》对良知的描述是错误的，它"不是自然法戒律自然被认知的场所，不是人聆听上帝声音的地方，[而是]通过个人选择所采纳价值观的储存库"。她说，学院新的道德神学范式似乎"抛弃了由现实决定的道德观，代之以我们自行创造的道德观"。

教宗方济各尚未公开表态支持避孕争论中的任何一方。但他已明确表示将拥有最终决定权，他在7月告诉记者：“神学家的职责是研究和神学反思。你不能用’否定’的态度来做神学。然后由教廷来决定，‘不，你走得太远了，回来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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刊登于2022年12月31日印刷版，标题为《天主教会正在重新思考避孕问题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