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与约瑟夫·约翰逊共进晚餐》书评：激进伦敦的东道主 - 《华尔街日报》

威廉·夏普所绘《约瑟夫·约翰逊像》（约1780年）。图片来源：阿拉米图片社1787年对玛丽·沃斯通克拉夫特而言，是跌宕起伏的一年。在担任家庭教师的大半年里，她忍受着孤独、挫败，以及因生活这场"痛苦战争"而生的全面绝望。当她辞去工作前往伦敦拜访出版商约瑟夫·约翰逊后，命运开始转折——此前约翰逊曾以10几尼买下她处女作《关于女儿教育的思考》的版权，点燃了她的希望。八月，约翰逊为沃斯通克拉夫特提供了一间独立居所；十一月更在泰晤士河南岸为她安置了带仆人的住宅。在那里她得以独处写作。“每当我厌倦独居，“她告诉妹妹埃弗琳娜，“就去约翰逊先生家，那里有我最为乐见的同道中人。”

这个圈子囊括了当时杰出的激进派作家、艺术家与思想家：威廉·华兹华斯与塞缪尔·泰勒·柯勒律治；科学家本杰明·富兰克林与约瑟夫·普里斯特利；小说家玛丽亚·埃奇沃思及哲学家威廉·葛德文等。四十年来，约翰逊不仅出版他们的著作，每周还在圣保罗教堂庭院72号的住所兼工作场所设宴款待。在这座大教堂的荫庇下，从他书店上层的斜角暗室中——那里没有直角墙面，白日里充作书桌的餐桌旁——约翰逊举办的晚宴常持续至凌晨。菜品虽单调寻常（水煮鳕鱼、烤小牛肉、米布丁），但宾客们从热烈的思想交锋与温馨氛围中汲取养分。有人回忆，这里是"不同党派信仰、政见宗教的人们自在欢聚的所在”。

如今，约翰逊几乎不为人知，他的名字被那些曾在他餐厅的阴影中熠熠生辉的耀眼人物所掩盖和遮蔽。埃克塞特大学英语文学教授黛西·海在她引人入胜且研究详尽的新书中，揭示了这位有影响力的出版商和书商的一生。但《与约瑟夫·约翰逊共进晚餐》不仅仅是一本详细的人物传记：它还生动地描绘了约翰逊款待并为之发声的那些人的群像——海女士认为，这些人重塑了18世纪末的文学景观。

约翰逊于1738年出生在利物浦郊外的一个村庄。他的浸信会父母在他14岁时将他送到南方，开始与伦敦一位同属浸信会的书商学徒。约翰逊生活节制——不淫乱、不赌博、不去酒馆喝酒——作为交换，他学会了这一行的技能。七年后，他自立门户，立即通过寻找作者、出版多样化的书籍和建立稳固的关系来树立自己的名声。

约翰逊一生中持续的一段关系是与瑞士艺术家亨利·富塞利的。约翰逊出版了富塞利关于卢梭的小册子，并为他提供住所。富塞利通过将作品翻译成英文并赠送他的艺术作品作为礼物来表达感激之情（他最著名的画作《梦魇》的一个版本描绘了一个梦魇俯视着熟睡的女人，是约翰逊餐厅中引人注目的焦点）。约翰逊还与约瑟夫·普里斯特利建立了紧密的联系。两人都是宗教异议者，都渴望新思想，都认为通过出版书籍传播知识是实现迫切需要的社、文化和政治变革的最佳手段。

18世纪70年代，约翰逊扩充了他的出版名录，推出了一系列女性作家的作品。安娜·莱蒂西亚·巴鲍德为年轻读者开辟了新天地，其《儿童启蒙课》多卷本著作供不应求，约翰逊不得不每年加印。玛丽·斯科特在长诗《女性捍卫者》中不仅彰显女性成就、揭露女子教育的缺陷，更呼吁"生活境况不允许深入文学研究的女士们，至少将部分闲暇时光用于提升心智”。

约翰逊聘请威廉·布莱克担任雕版师，委托他为伊拉斯谟·达尔文的史诗《植物园》制作插图，并通过在店内展示这位艺术家"彩绘书"的精选样本来推广其作品。他始终支持玛丽·沃斯通克拉夫特的写作事业，但这种慷慨是以文学回报为预期的。沃斯通克拉夫特恪守约定，从礼仪指南到道德寓言（由布莱克配图），直至1792年里程碑式的《女权辩护》，创作成果丰硕。

约翰逊几乎出版了另一部划时代著作——托马斯·潘恩的《人的权利》。这本小册子是对埃德蒙·伯克谴责法国大革命的《反思》的猛烈抨击，被海伊女士称为"英国政治史上最著名的小册子论战"之一。最终在出版当日，约翰逊迫于政府特工压力退出了出版人角色。

当约翰逊再次与当局发生冲突时，已无周旋余地。1798年，在《禁言法案》颁布镇压改革派三年后，他因销售吉尔伯特·韦克菲尔德亲法国革命的小册子，被控为"恶意煽动叛乱的危险分子"。总检察长在庭审中宣称：“除非让书商明确意识到须对出版物负责，否则国家永无宁日。”

60岁时，约翰逊被关进监狱。次年出狱后，尽管健康状况每况愈下，他仍重操旧业，在店铺与餐厅间奔波。玛丽亚·埃奇沃思写道，政治上"他变得极为谨慎——一朝被蛇咬，十年怕井绳"。1809年约翰逊去世时，沃斯通克拉夫特的遗孀威廉·戈德温用一句简洁的颂词向他致敬：“他以行善为乐”。

海女士的著作通篇彰显着这一点。约翰逊社交圈的人们高度评价这位朋友、东道主、恩人与推手。沃斯通克拉夫特视他如父如兄，柯勒律治认为他是"高尚之人"。约翰逊的善意形式多样：为离经叛道的牧师提供被海女士称为"印刷讲坛"的平台；出版让科学走入寻常百姓家的书籍；将宅邸不仅打造成沙龙，更成为受迫害者和时运不济者的避风港。

值得庆幸的是，海女士的著作并非圣徒传。并非所有人都敬畏约翰逊。某文学界趋炎附势之徒就曾遭他拒绝，先报以"讥讽的咧嘴一笑"，继而发出"轻蔑的冷笑"。许多作家对其拖沓作风深感不满，诗人夏洛特·史密斯抱怨道：“等他回信比见彗星还难”。约翰逊还常犯判断错误，以现代眼光看堪称灾难性——1792年他出版西印度种植园主的辩词，为其买卖和蓄奴的权利辩护；次年又雇佣反废奴主义枪手威廉·汤姆森编校加布里埃尔·斯特德曼揭露苏里南奴隶制暴行的著作，结果原稿的尖锐批判被删改殆尽。

有时，海女士的著作会给人一种片段式的阅读体验，章节间在不同与约翰逊合作的作家之间跳跃。读者或许能从克莱尔·托马林的《玛丽·沃斯通克拉夫特的生与死》（1974年）等完整传记中，更全面地了解其中一些思想家的形象。然而，海女士对威廉·柯珀等鲜为人知人物的浓缩式历史描写尤为出色——这位从未见过约翰逊的诗人，却创作出让出版商致富的杰出诗篇。她还生动描绘了一个被美国独立战争、法国大革命、英国暴乱等剧变定义的时代，以及一个折射出激进变革需求的出版界。但本书的核心，始终是那位身处伦敦文学生活中心、在餐桌上引领话题的"既是书籍制造者，也是梦想缔造者"的人物。

福布斯先生是爱丁堡的一位作家，其作品曾发表于《泰晤士报文学增刊》、《经济学人》、《华盛顿邮报》等出版物。

本文发表于2022年12月24日印刷版，标题为《异议者的二次盛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