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方科学家曾为中国的新冠防疫措施喝彩——《华尔街日报》

中国的清零政策最近遭到公共卫生领域领导人的批评，包括世界卫生组织的领导人，他们曾将这些政策视为西方国家的榜样。

2020年3月7日，《柳叶刀》在一篇社论中称：“中国的成功很大程度上归功于其强大的行政体系，能够在威胁来临时迅速动员，再加上中国人民愿意严格遵守严格的公共卫生程序。”社论还补充说，西方国家“必须放弃对限制公共自由可能带来的短期负面公众和经济影响的担忧，这是更积极的感染控制措施的一部分。”

这种观点并未经得起时间考验。西方封锁带来的负面社会和经济后果——从学习损失、小企业倒闭到酗酒和药物滥用——并非“短期”的。中国的严格清零政策也是如此，三年后才开始缓慢放松。

当纽约的医院人满为患时，公共卫生专家对中国的所谓新冠指挥与控制大加赞赏。斯克里普斯研究转化研究所所长、媒体引用率最高的公共卫生批评者之一埃里克·托波尔在2020年3月27日发推文称：“中国的人口是美国的四倍，却能够压平疫情曲线。”他还说：“我们（美国）未能从比我们早几个月遭受疫情冲击的地区吸取教训，这一点令人震惊。”

托波尔博士仍然坚称，中国的压制政策“在奥密克戎变种无法被遏制之前一直很有效”，尽管现在大多数人承认这些政策在社会和经济上是不可持续的。然而，许多人仍然不愿承认西方民主国家效仿中国的策略是一个错误。为什么他们会认为这是一个好主意？

一种善意的解释是，中国共产党通过展现能力与控制力迷惑了西方公共卫生官员。美国国立卫生研究院于2020年2月派遣副主任克利福德·莱恩赴华，执行世界卫生组织评估当地疫情的任务。“中方以高度结构化、组织化的方式应对疫情，“他在2020年4月的NIH通讯稿中如此解释。

“莱恩博士对中国从临床公共卫生角度处理隔离措施、接触者追踪、医疗设施建设的做法印象深刻，我认为这正是他所说的’高度结构化、组织化’管理的内涵，“安东尼·福奇在上月作证时表示。

然而只需翻阅报纸或浏览网络就能发现截然不同的景象。CNN在2020年2月23日报道称：“当丽莎·王因高烧被武汉一家爆满的医院拒收时，胸部扫描显示其肺部已感染。医生告知她虽然可能感染新冠病毒，但由于武汉市第三医院床位不足无法收治，只能开具药物让其居家隔离。“后来她"被强制安置在科技园区临时改建的隔离中心——那里收治了数百名患者，简陋的环境使她面临交叉感染风险”。

感染或接触病毒的中国民众被强制送入隔离中心，那里的条件还不如一个世纪前的结核病疗养院。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报道称：“成袋的垃圾，包括未吃完的饭菜和用过的口罩，堆积在地板上，除了每日体温检测外，患者得不到任何药物或治疗，室内也没有集中供暖。”

然而据福奇博士所述，莱恩博士认定“中国有一套非常系统的方案来遏制病毒在武汉及其他地区的传播”，尽管他从未到访过武汉。

2020年2月28日，世界卫生组织-中国联合考察报告盛赞中国的防疫措施是历史上“最雄心勃勃、灵活且积极的疾病遏制行动”，并称颂“中国人民面对共同威胁时展现出的集体行动力”。

该报告还赞扬了中国高科技的人口监控手段：“应用大数据和人工智能等新技术强化密切接触者追踪及重点人群管理。”

但西方公共卫生官员或许并未被中国的防疫表象所蒙蔽，他们更艳羡的是其政府压制公民言论、审查社交媒体质疑者的能力。《柳叶刀》主编理查德·霍顿在2022年2月22日的社论中写道：“谎言不配享有权利。在明确定义的特殊情况下，政府应有权审查虚假信息。”实践中，这意味着任何对公共卫生正统观点的异议都将被压制。看看托波尔博士就知道了——他仅以“谬误”二字评价本专栏近期关于二价疫苗缺点的分析文章，却未提供任何实质性依据。

中国三年来的强制与压制行为揭示了为何公共卫生议题上的政治辩论至关重要。如果精英们如此迷恋中国的命令与控制模式，他们应该搬到那里去。

11月30日，北京，一名防疫工作人员在进行新冠检测，其他人排队等候。图片来源：Kevin Frayer/Getty Images刊登于2022年12月12日印刷版，标题为《西方科学家为中国的新冠镇压喝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