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索尔·贝娄的冒险》书评：文学界的女性之友 - 《华尔街日报》

索尔·贝娄，1971年摄影：吉尔·克莱门茨/PBS“女人想要什么？”索尔·贝娄笔下不朽的摩西·赫索格问道，“她们吃绿色沙拉，却饮人血。”读到这句话，相当一部分读者可能会把《索尔·贝娄的冒险》从他们的待读清单上划掉。这很不幸。除了是长期播出的《美国大师》系列中更具诗意和挑衅性的一集外，它实际上可以引发一场争论：它问道（如果不是非常明显的话），为什么这位诺贝尔奖得主成为了美国文学中被较为忽视的伟大作家之一？

“我不是一个社会服务机构，”在阿萨夫·加莱的纪录片中，贝娄在一次电视采访中微笑着说道，纪录片的标题呼应了贝娄的突破性作品《奥吉·马奇历险记》（1953年）。尽管作家指的是他生活中的众多女性（以及他的艺术），但他可能是在谈论原初觉醒，那种“极端主义崇拜”，他在2005年去世前就感觉到这将对他的文学产生影响。贝娄在经典意义上是一个保守派，但他是种族主义者吗？是厌女者吗？更重要的是，有哪位小说家是“社会服务机构”吗？

“这种厌女症的想法与文学无关，”作家马丁·艾米斯，贝娄的密友，在节目中说道。“有许多伟大的厌女症作家。还有厌世作家。”然而，被迫接受采访的萨尔曼·鲁西迪、斯坦利·克劳奇、菲利普·罗斯、凯蒂·罗伊夫、学者哈娜·维尔瑟-内舍尔和露丝·维斯，甚至小说家查尔斯·约翰逊（他在《赛姆勒先生的行星》中对令人震惊的肖像描写有所退让）所持的立场，与评论家们自《哈克贝利·费恩历险记》以来对美国文学的看法相同：利用社会弊病来描绘社会弊病的作家，并不一定就是社会病态的。

但贝娄不仅是个挑衅者，还是位连环丈夫，更是个未被自身盛名所蒙蔽的人。当他在电视演播室面对狂热的观众时，那抹微笑仿佛在问：“你们中有多少人真正读过我的书？“1976年获得诺贝尔文学奖后，他曾享受过街头被认出的感觉——直到这种关注变得令他厌烦。“后来他只希望所有人都别打扰他工作，“儿子丹尼尔说，“包括我。而他对我的态度已经比对大多数人友善多了。”

贝娄经历过五次婚姻。其遗孀珍妮丝·弗里德曼-贝娄在四十岁出头时，为时年84岁的作家诞下女儿。加拉伊先生采访了贝娄的多位配偶和相关专家，包括其官方传记作者扎卡里·里德。最亲近的人似乎原谅了贝娄的一切——包括他在自传体小说中对前妻们的背叛（连阿米斯先生都不得不承认贝娄"很魔鬼”），这既证明了贝娄的才华，或许也印证了他的魅力。当被问及父母是否应该维持婚姻时，索尔与首任妻子安妮塔·戈什金之子格雷戈里·贝娄直接否定：“他后来那五六本关于婚姻失败的小说，要是没离婚根本写不出来。这问题不成立。”

“他可不是什么好人，“菲利普·罗斯笑着说，“当小说家就别想兼顾名声。“在封笔之作《拉维尔斯坦》中，贝娄公开了挚友、《美国精神的封闭》作者艾伦·布卢姆的同性恋身份；郁郁不得志的诗人德尔莫·施瓦茨则成为《洪堡的礼物》中受挫作家冯·洪堡·弗莱谢尔的原型。据里德透露，临终前贝娄曾自问究竟是个正派人还是混蛋（"‘混蛋’是贝娄的口头禅，“他补充道，“谁都不想当混蛋”）。即便里德可能也会承认贝娄两者兼具，但这位作家无疑是个精彩的研究对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