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二战和平主义者的遗产 - 《华尔街日报》

1941年12月7日星期日，哈里·爱默生·福斯迪克牧师登上曼哈顿河滨教堂塔楼的书房，向全国听众播送他每周的热门广播节目。他刚在中西部地区巡回演讲，反对美国参与已在欧洲爆发的战争，并担忧自己因顽固的和平主义立场导致教会职位岌岌可危。他计划若被迫离职，便加入贵格会。广播中途，他突然被告知"节目中断，因为日军正在袭击珍珠港"。福斯迪克无从知晓能否重返播音间。他意识到珍珠港遇袭已改变世界，尽管自己毫不妥协的和平主义立场未曾动摇。

日本飞行员不仅重创美国海军，更击沉了美国国内的反战声浪。这个国家强大而多元的反战运动中，几乎所有人都在转变立场。“或许没有哪场战争能让如此多曾誓言永不参战的人，在号角响起时立即为这场战争寻找特殊理由，“两位和平主义历史学家写道。

然而即便在珍珠港事件后，仍有少数顽固的和平主义者坚持反战立场。毋庸置疑：我们的自由是由抗击轴心国的英勇美国人捍卫的。但同样值得铭记的是，那些以自己方式守护自由的和平主义者。许多人在"正义之战"期间持续唤醒国家良知，战后又推动社会政治变革。从二战时期的美国和平主义者身上，我们能看到民权运动的雏形、越战的民众抗议、对政府信任的崩塌，乃至现代左翼的轮廓。

26岁的大卫·德林杰正从新泽西州纽瓦克的教堂出来时得知了日军偷袭的消息。作为协和神学院的学生，他本可免服兵役却主动放弃豁免权并因拒绝兵役登记两度入狱。他与七位同窗抵抗者被称为"协和八君子”。近三十年后，德林杰作为"芝加哥七君子"之一受审，罪名涉及1968年民主党全国代表大会的抗议活动。历史学家保罗·伯曼评价称，在越战期间他"成为了全美反战运动最重要的领袖”。

1940年11月，拒绝兵役登记的纽约协和神学院学生"协和八君子"在押送监狱途中。图片来源：贝特曼档案馆/盖蒂图片社21岁的詹姆斯·法默接到友人伯尼斯·费舍尔的电话时获悉袭击消息，这位激进的年轻宗教分子在电话中喊道：“吉姆，快开收音机！日本人偷袭珍珠港了！我们要打仗了！“法默在霍华德大学就读期间研习过甘地非暴力思想，正思索如何将其运用于反种族隔离斗争。此刻的燃眉之急是：他们构想的非暴力反歧视运动是否会胎死腹中？两人达成共识——用费舍尔的话说——“绝不能因此止步！“数月后，他们在芝加哥组建了由黑人和白人和平主义者组成的团体，后发展为全美最重要的民权组织之一"种族平等大会”。

种族平等大会（CORE）得到了基督教和平主义组织"和解团契"的支持，该组织的学生与青年事务秘书是贝亚德·拉斯廷。这位后来马丁·路德·金的顾问、1963年华盛顿大游行的组织者，在1941年时29岁，日本偷袭珍珠港并未改变他的反战信念。一年后他写道：“我横跨东西海岸旅行了约七千英里，走遍新英格兰和南方。总共访问了24个州，向约五千人传达了我们的理念”，其中包括被关押在加利福尼亚州曼扎纳尔日裔集中营的部分人士。

据和平主义者布朗森·克拉克回忆，有次拉斯廷乘坐的火车途经得克萨斯州，车上押送着七名德国战俘前往餐车用早餐。途中一名妇女起身扇了其中一名德国人耳光。当拉斯廷询问执勤宪兵能否与德国战俘交谈时，被告知这违反规定。“但没有任何规定禁止我为他们唱歌，“拉斯廷回答，随后他用德语为战俘们演唱了舒伯特的艺术歌曲。

天主教工人运动创始人多萝西·戴——该运动建立了全国性的贫民接待所网络——在纽约州埃尔迈拉市（可能正进行演讲）获悉珍珠港事件。她通过《天主教工人报》明确表态。珍珠港事件后报纸用大标题宣告"我们坚持基督教和平主义立场”，戴阐明了自己的观点：“我们已与日本、德国和意大利处于宣战状态。但我们仍能每日复诵基督的教诲，将其铭刻于心，每月印载于报。”

由于该报对战争毫不妥协的反对立场，其发行量迅速骤降。当美国战机在广岛和长崎投下原子弹时，尽管多数美国人表示支持，但戴伊谴责了哈里·杜鲁门总统对大规模杀戮表现出的"欢欣鼓舞”。她写道，显然，我们已将"我们的日本兄弟姐妹——男人、女人和婴儿——化为灰烬，随风飘散到四海八荒。或许我们会将他们的骨灰吸入鼻腔，在纽约的雾霭中感受他们拂过面庞。“戴伊领导的运动为迈克尔·哈林顿等年轻活动家提供了成长土壤，其1962年著作《另一个美国》为联邦政府发起的反贫困战争奠定了基础。

尽管如今鲜为人知或被理解，但二战时期的美国和平主义者对理解后来的美国政治至关重要。他们在珍珠港事件后顽固的和平主义立场，标志着美国左翼与工人阶级分裂的开端——后者以爱国热情支持着子弟兵参战的战争及发动战争的政府。和平主义者对国家持不同看法。战时拘禁和冲突暴行加剧了他们与生俱来的反权威倾向，这更坚定了其将政府视为暴政与军国主义源头（而非正义与平等化身）的立场。通过有意识地将关注焦点从经济问题转向种族问题，美国激进和平主义者预见了当今左翼政治最显著的特征——对身份认同的执着。

和平主义者在人类最宏大战争中的判断固然错误，但从某种意义而言，他们坚信自身立场将改变历史的信念是正确的。“今天我们只是’残余势力’"，珍珠港事件后不久，妇女国际和平与自由联盟主席多萝西·梅德斯·罗宾逊写道，“但切莫忘记：所有伟大思想最初都只属于少数人。”

阿克斯特先生为《华尔街日报》撰写新闻问答专栏。本文节选自他的新书《以其他方式进行的战争：改变抵抗方式的"最伟大一代"和平主义者》，该书本周由梅尔维尔出版社出版。

本文曾以《美国二战和平主义者的遗产》为题发表于2022年12月10日的印刷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