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沿用惯常策略防止抗议者上街——《华尔街日报》

在中国各地因清零防疫政策爆发抗议近一周后，中国当局通过双管齐下的策略让街头恢复了紧张的平静。

中国领导人已采取行动回应抗议者的诉求，释放出放松严格防疫政策的信号。与此同时，警方大规模部署到抗议现场，并利用数字监控国家的工具逐个追查活动人士。

这种胡萝卜加大棒的做法来自中共惯用的剧本，用于维护其高度重视的社会稳定。现在的问题是，在中国领导人面临的新现实不确定性下，这一策略能发挥多大作用。

就目前而言，该策略似乎正在发挥作用，周五抗议者再次没有走上街头，组织者在聊天室里讨论如何推进。北京东部亮马河沿岸地区周日曾有数百甚至数千名抗议者聚集，周五下午该地区基本空无一人，附近停有警车。由于该市仍在抗击迄今为止最严重的一波新冠疫情，许多企业关闭，居民在家办公。

中国官员本周宣布了新的放松措施，尽管该国正在抗击最严重的一波新冠疫情。根据政府数据，中国周四报告新增近3.4万例本土感染病例。

周日，警察列队阻止示威者在北京游行。照片：Ng Han Guan/美联社尽管如此，在北京，官员们表示将允许包括孕妇和老年人在内的某些弱势新冠患者在家隔离，而非政府设施。在南方大都市广州，视频显示抗议者与穿着全套疫情防护装备、手持防暴盾牌的警察对峙，当局取消了进入办公楼和交通设施等公共场所的检测要求。

抗议活动——即使是针对新冠政策的——在中国并不新鲜。尽管中国以安全国家著称，但研究人员收集的数据显示，抗议活动——政府称之为群体性事件——在该国经常爆发。根据总部位于美国的非营利组织自由之家的中国异议监测项目研究负责人凯文·斯莱滕的说法，最近的新冠抗议活动与规模较小、鲜为人知的异议爆发有相似之处，但在重要方面也有所不同。

斯莱滕表示，针对新冠防控的地方抗议活动自今年早些时候以来一直在进行。“上周的变化是，地方抗议活动开始相互联系，并凝聚成一个更大的集体‘我们’，对清零政策感到沮丧，”他说。

由于没有独立媒体或投票能力，有不满情绪的中国民众常常觉得抗议是让他们的声音被听到的唯一方式。研究人员表示，中国的大量抗议活动未被报道，无论是因为它们发生在偏远地区、本质上是地方性的，还是因为审查人员压制了相关信息。但可以记录的部分让我们了解到它们有多普遍。

今年6月至10月期间，受美国政府资助的自由之家记录到中国各地发生近600起群体抗议事件，包括游行、示威和堵路行为，其中近80%的参与人数超过10人。斯莱顿表示，研究人员通过在中国社交媒体进行关键词搜索、追踪国内外媒体报道以及借助当地非政府组织网络来监测抗议活动。

大多数记录在案的案例涉及楼盘延期交付、金融纠纷或欺诈问题，矛头直指地方政府或个别企业。

高频抗议现象可追溯至中国领导人习近平执政之前。斯坦福大学和普林斯顿大学的研究人员利用机器学习技术，在中国类推特社交媒体平台微博上进行关键词搜索，发现2010至2017年间发生逾13万起至少三人参与的抗议活动。维也纳大学政治学教授克里斯蒂安·格贝尔采用类似方法统计出2009至2021年间超过8.3万起案例。

格贝尔指出，这些抗议几乎都聚焦于局部地区性问题，很少针对中国共产党的权威——至少不会直接挑战。“事实上，许多诉求是指向中央政府的”，这意味着示威者常向北京方面寻求帮助。中央政府过去容忍此类抗议，因其既能充当社会压力阀，又可作为预警系统提醒潜在问题。

研究人员表示，自习近平2012年执政以来抗议发生率有所下降，部分原因在于这位中国领导人采取了更强硬的应对措施。自由之家记录的案例中，约四分之一遭到当局暴力镇压或拘留等压制手段。然而，超过10%的抗议活动成功迫使对方作出某种让步。

自由之家的斯莱顿先生表示，当局常用策略是先镇压抗议活动并阻止更多抗议发生，之后也会做出让步。

本周上海街头示威中，一名抗议者被警察拘留。图片来源：/美联社有时，抗议甚至能迫使国家政策调整。今年早些时候，北京为抑制膨胀的房地产泡沫而收紧开发商信贷，导致许多已售住宅项目停工。在购房者发起停贷抗议后，中央政府于9月设立专项纾困基金，帮助开发商完成住宅项目交付。

早在上周末抗议爆发前，防疫政策就常引发地方骚乱和抵制。富士康科技集团郑州主厂区（全球最大iPhone工厂）工人因疫情封控引发的合同纠纷抗议时与警方发生冲突。

居住在上海的33岁荷兰籍市场总监雅普·格罗勒曼回忆，今春上海长期封控期间，居民通过集体敲打锅碗瓢盆表达不满，呼吁以更人性化或更完善的方式执行防疫措施。

格罗勒曼表示，11月下旬，也就是大规模抗议爆发前几天，上海东北部杨浦区他所住小区的部分居民对为期两天的临时封锁做出回应，在被叫下楼做核酸检测时拒绝戴口罩。一些有创业精神的居民违反规定，在院子里临时支起了卖煎饼和蔬菜的摊子。

上周五，在新疆这个偏远的西部地区的首府乌鲁木齐，人们对新冠疫情防控措施的不满情绪爆发了。当地居民将一栋居民楼火灾中至少10人的死亡归咎于封锁措施。那里的抗议活动在北京和上海等至少六个其他大城市得到了复制。

图集：中国各地罕见的抗议活动

图片来源：Getty Images在某些情况下，对防疫措施的抱怨升级为要求共产党和习近平下台的呼声——这是自1989年民主抗议活动以来中国国内罕见的公然反抗行为。斯莱顿告诫说，那些呼吁政权更迭的人可能并不代表大多数抗议者。

中国当局对新冠抗议活动的回应方式与习近平领导下对其他较小规模抗议活动的回应方式如出一辙。在示威活动后的几天里，警察分散到抗议地点和其他敏感地点，以防止新的集会。他们开始利用智能手机数据，包括来自中国无处不在的新冠追踪应用程序的数据，来识别、拘留和审讯参与抗议活动的人。

网络监管部门同样加强了对互联网的管控，进一步收紧审查，并着手限制虚拟专用网络的使用——这类工具能帮助用户绕过中国的互联网过滤系统。

与此同时，尽管未直接回应抗议活动，卫生部门已调整其防疫宣传口径，在强调奥密克戎毒株症状较之前毒株相对轻微的同时，暗示将加快放宽限制的计划。

国务院副总理孙春兰作为分管疫情防控的最高级别官员之一，周四在北京的新闻发布会上表示，包括普通民众健康意识提升在内的多项因素"为进一步优化完善防控措施创造了条件"。

孙春兰未提及"动态清零"这一政府此前用于描述防疫策略的术语。近期中共机关报《人民日报》的评论文章也已停用该表述。

广州当局除放宽检测规定外，还撤除了封控围栏，允许餐饮商铺恢复营业。

野村证券中国经济学家在客户报告中指出，孙春兰的讲话和广州的松绑措施"或许标志着清零政策终结的开始"，但同时也警告"与病毒共存的转型之路可能依然漫长、代价高昂且充满波折"。

公共卫生官员表示，尽管实施了三年来全球最严格的防疫措施，中国对放开管控的后果仍准备不足。政府数据显示，疫情期间用于扩充病床等医疗资源的投资实际有所放缓，资金被投入核酸检测和隔离设施。疫苗接种工作也陷入停滞，导致大量老年人对新冠病毒缺乏有效防护。

生命科学研究公司Airfinity近期分析显示，取消清零政策可能导致130万至210万人的生命面临风险。因此，政府认为只能选择逐步放开。

研究人员表示，包括加速疫苗接种在内的渐进式政策调整能否平息公众愤怒仍有待观察。

许多参与抗议的年轻人表示，这些抗议活动折射出习近平领导下的中国严苛生活限制引发的普遍不满，这种情绪可能在疫情结束后仍将持续。

“社会运动并非总是直线发展。但民生问题往往是动员广泛人群的导火索，“自由之家的斯莱顿表示。

——Brian Spegele、Rachel Liang和Cao Li对本文亦有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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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发表于2022年12月3日印刷版，标题为《北京沿用旧策略平息抗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