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何中国不会重蹈天安门事件覆辙——《华尔街日报》

1989年4月，北京天安门广场人民大会堂前数百名大学生发起的和平请愿，在四周半时间内演变为大规模示威。学生、工人、党政干部参与其中，中国其他三百多座城市也爆发了类似抗议。

相比之下，上周的反防疫抗议在经历数日激烈对抗后正逐渐平息。尽管民众对三年严苛防疫措施积怨已深，习近平对国家的掌控力却比三十年前的前任们更为牢固。

1989年示威演变成危机，根源在于中共领导层分裂。时任总书记赵紫阳认为学生具有爱国情怀，其改革诉求合理，主张通过对话协商推进改革以和平疏散人群。总理李鹏则坚称任何让步都将导致政权倾覆，因各社会群体会相继向执政党提出要求。其他高层领导在赵李之间形成分裂。

1989年6月2日，北京天安门广场上呼吁经济政治改革的示威者围聚在自由女神像复制品周围。图片来源：CATHERINE HENRIETTE/AFP/Getty Images当权者争论不休却迟迟未采取镇压行动时，民众意识到这是一个难得的宣泄机会，他们将对通胀、腐败以及经济政治改革停滞的不满倾泻而出，涌上街头享受短暂的自由狂欢。这场危机以资深领导人邓小平复出并下令军事镇压告终，仅北京一地就造成至少数百人死亡（确切数字至今未明），全国其他地区也有大量伤亡。

如今，在上个月二十大落幕后的中国，领导层分裂的情形已不可想象。大会选举产生的中央委员会由习近平亲自遴选，委员们随即全票通过其第三次担任党总书记的任命，并一致同意其六位亲信进入最高权力机构——中央政治局常委会。其中李希执掌中央纪委，主导着长期监视各级官员的反腐行动。

习近平本人领导着统筹公安部等庞大安全机构的国家安全委员会。训练有素的警察部队配备最先进的监控技术，覆盖全国每个角落。媒体由习的忠诚派掌控。中央军委主席任内，两位习任命的人选共同主持军委工作。

与此同时，对习近平个人忠诚度不足且思想略显开明的高级领导人均被提前退休，最显著的是国务院总理李克强与全国政协主席汪洋。

民意调查显示，大多数中国人信奉服从政府权威。即便对地方政府不满时，他们也倾向于认为中央政府最明察秋毫。更重要的是，中国民众与外界观察者同样——甚至更为清醒地意识到，庞大的国家机器监控着每个公民的一举一动，这使得抗议行为充满风险。

尽管规模可观，但中国约4亿的城市中产阶层在总人口中仍属少数，他们担忧党的领导弱化可能引发社会动荡。虽然多数人因年龄原因未亲历1960年代的文革，但都深知在这个社会矛盾暗涌的庞大国家里，失序可能带来的危险，因此异常长久地容忍着高度管控。

即便当前民众耐心渐失，习近平仍牢牢掌控着局面。所有权力工具尽在其手：党内无人能挑战其权威，党外势力更无法积聚足够力量撼动其地位。

但习如今面临着一个更狡黠的敌人——新冠病毒。他那已明显失效的"清零政策"，堪称威权统治者决策失误的典型样本。

习近平曾独树一帜地认为，中国特有的组织能力可实施全方位、精细化的社会管控来阻断疫情。没有其他政府能像中国这样：调动"大白"军团驻守社区，运用人脸识别技术追踪违规者，通过手机定位监控民众细微行踪。他原本期待这场高科技社会实验能向世界昭示"中国模式"的优越性。

疫情持续近三年后，北京抗议者谴责中国严厉的防疫政策，11月28日。图片来源：Noel CELIS/AFP/Getty Images相反，威权主义的傲慢使他陷入疲惫的民众和无情的病原体之间的困境。中国缺乏自研的有效疫苗，但进口外国mRNA疫苗将带来颜面扫地的损失。甚至能否在合理时间内获得足够剂量也存疑。中国的疫苗接种率，尤其是老年人群体，过低以致无法安全放开管控，但解决这一问题需要强制接种运动，很可能引发更多抵制。尽管中国正在建设更多重症监护病房，但要配备足够床位应对大规模疫情爆发仍需很长时间。

基于所有这些原因，满足民众放松清零政策的要求将面临疫情野火般蔓延的风险，可能导致数百万人死亡——这正是该政策始终试图避免的结果。习近平唯一的选择是继续实施压制措施——或许稍作调整——直到中国研发出高效mRNA疫苗，届时他将不得不推行强制接种运动，并辅以新的宣传口径，将一定程度的传播和死亡常态化。这条路对政权充满风险。

然而在所有情境下，领导层很可能团结一致支持习近平。警方将服从命令，政权仍将掌控局面。民众会愤怒但也会恐惧，示威活动不太可能扩大到真正威胁其权力的规模。前景将是中国现状的延续：经济增长缓慢，社会高度紧张——这对中国人民和世界其他国家都是不幸的局面。

内森先生是哥伦比亚大学1919级政治学教授。他的众多著作包括《中国民主》、《天安门文件》、《中国寻求安全》以及《东亚人如何看待民主》。

刊登于2022年12月3日印刷版，标题为《为何中国不会面临另一个天安门时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