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时代》杂志的“年度人物”还有意义时 - 《华尔街日报》

《时代》杂志的年度人物评选曾经是件大事。同样，奥斯卡奖和总统职位也曾举足轻重。那是个不同的时代。

我在《时代》工作的40年间，曾撰写过七篇年度人物封面故事。当时虽称为"年度男性"，但《时代》从未将女性排除在考量之外。1976年我负责撰写了关于各领域杰出女性的"年度女性"专题。如今这样的选题绝不会交给男性记者——必须由女性执笔。

更早的年代，1936年让爱德华八世放弃王位的沃利斯·辛普森成为年度女性。次年，蒋介石与宋美龄夫妇共同当选年度人物。1999年这个称号正式改为"年度人物"——这种意识形态上的模糊处理在我看来有些矫枉过正，但恐怕是大势所趋。

在旧时传统中，登上《时代》封面相当于世俗版的"天主教宣福礼"，当选年度人物堪比被册封为圣人——或如获得诺贝尔奖，甚至更胜一筹。不过《时代》明确规定，年度人物可能是恶魔，只要是对当年事件进程影响最深的人物"无论善恶"。因此1938年希特勒当选，斯大林则在1939和1942年两度获选。1979年霍梅尼成为年度人物。

每当《时代》将恶魔评为年度最具影响力人物，编辑部就会准备迎接雪片般的抗议信，数百份订户会退订。那些品格高尚、忍辱负重的编辑们总会重复他们的标准说辞：“此人无论善恶……”

“年度人物”的创意源于1927年底平淡无奇的一周。当时编辑们苦于找不到当周新闻中的杰出人物作为杂志封面，灵光一现决定评选全年新闻中最具影响力的人物。这让他们想到了五月份独自驾机横跨大西洋的查尔斯·林德伯格。虽然《时代》当时并未大篇幅报道这一壮举，但编辑们以堪称神来之笔的决策，将这位"孤鹰"（高大英俊、沉默寡言、胆识过人、全美偶像——用2022年觉醒主义的眼光来看，还带着令人咋舌的白人特质）选为年度人物登上封面，弥补了先前的疏忽。

亨利·卢斯创办的《时代》杂志几乎总是以人物作为封面。这位传教士之子、耶鲁古典学高材生深谙普鲁塔克的传记传统，也吸收了托马斯·卡莱尔的理论：“世界历史不过是伟人的传记。“这种理念造就了生动的新闻叙事：人物故事既能吸引读者，又能承载卢斯钟爱的宏大主题。比如总会提及总统候选人的早餐菜单——1936年与富兰克林·罗斯福竞选的堪萨斯州长阿尔夫·兰登，其丰盛的早餐包括麦片粥、炒蛋、橙汁和腰子，没有读者会忘记那道腰子。当然，气候变化或疫情这类现象，往往会让"伟人史观"显得捉襟见肘。

我最难忘的年度人物报道是1969年首度执笔的《中产美国人》。这篇长文以谨慎同情的笔调，描绘了刚把理查德·尼克松送进白宫、开始反击城市骚乱（或称抗议活动）的选民群体——这群占全国近半数的人口，正试图扭转1960年代混乱纵欲、完全不符合扶轮社标准的时代风气，他们当之无愧成为当年的"年度人物"与"年度女性”。

我最近重读了这篇文章，惊讶地发现自我执笔至今53年间，这个国家几乎毫无改变。当然这种说法很荒谬，但1969年尼克松-阿格纽时代美国中部的心态，却诡异预兆了2022年MAGA国的精神面貌。即便今天《时代》重刊我的文章，其核心观点依然成立。尽管这个国家与世界在各方面（文化、道德、电子科技）都已改变，但某些情感、思维模式和人们的"处世之道"仍顽固如昔。小说家约翰·多斯·帕索斯在1930年代中期谈及1920年代中期的萨科-万泽蒂案时就深谙此理：“没错，我们是两个国家。”

如今《时代》杂志虽历经巨变，仍明智地保留了"年度人物"传统。在揭晓前的数周，编辑们会鼓励公众参与投票。网络投票者面对一连串候选名单，依次对每个名字点击"是"或"否”。最近我查看票数时，唐纳德·特朗普以3%的支持率领先弗拉基米尔·普京、查尔斯国王和波多黎各说唱歌手坏痞兔一个百分点。碧昂斯表现更好，获得5%支持率，与乔·拜登、利兹·切尼和歌手兼长笛演奏者丽珠持平。

今年若要我猜测，编辑们可能会选择弗拉基米尔·泽连斯基。英雄叙事总是最容易书写的。若泽连斯基当选，《时代》撰稿人将面临梳理俄乌战争地缘政治的艰巨任务。但年度人物报道的核心，必是这位身着作战T恤、身材矮小却不屈不挠的战争领袖故事。作者会以另一个鲜活角色作为反派陪衬：弗拉基米尔·普京。这出莎士比亚式的戏剧，正是亨利·卢斯最钟爱的新闻呈现方式。

莫罗先生是伦理与公共政策中心的高级研究员，也是即将于1月出版的《打字机的噪音：回忆新闻业》一书的作者。

更正

早期版本误认了爱德华八世国王。

2008年12月19日，纽约一家报摊上，《时代》杂志将巴拉克·奥巴马评为年度人物。照片：盖蒂图片社刊登于2022年12月3日印刷版，标题为“当《时代》‘年度人物’有意义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