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治风险重返中国并在此扎根——《华尔街日报》

中国领导人习近平刚重申其权力巅峰地位不久，就面临可能是其任期内的最大考验。

其结果可能重塑跨国企业在华经营模式、全球制造业投资流向以及中国与发达民主国家的关系。更重要的是，导致当前局面的若干根本性因素在可预见的未来不太可能消退。

数十年来，在华外企通过获取中国庞大劳动力资源获益，代价是基本远离政治。渴望投资的地方政府则往往主动化解可能影响商业活动的政治问题——尤其是独立的劳工运动、征地阻力或其他形式的组织性抗议。

这正是中国长期区别于印度等制造业竞争国的关键因素。跨国制造商即便担忧政治风险，也主要集中在国际地缘政治层面，而非中国国内状况。

但本月爆发的双重抗议——针对劳动条件和防疫政策——对这一安排的两大核心前提构成严峻挑战：其一，企业投资中国时可依赖基本政治稳定；其二，工人会因惧怕国家报复而不过度推动劳工行动。

中国小规模的本地抗议活动，尤其是针对工作场所或经济问题的抗议，并不罕见。但11月苹果供应商富士康郑州工厂爆发的针对欠发奖金和严苛封控条件的暴力抗议，因其规模、激烈程度以及发生在大型跨国工厂而引人注目。抗议还以工人的明确胜利告终——他们获得了合同将得到保障的承诺，并可以选择领取1万元（约合1400美元）补偿金离职。

当前在中国街头和校园蔓延的另一波抗议活动，由新疆首府乌鲁木齐封控期间10人死于火灾引发的愤怒所触发，已波及至少四座大城市，部分抗议中甚至出现直接要求习近平下台的呼声。

两起事件的愤怒情绪均与中国严苛的防疫政策相关——这些政策虽成功避免了大规模死亡，却常显得武断而残酷。

骚乱发生的深层背景是：低技能工厂工人正获得更多议价筹码，而本已承受巨大压力的中国知识青年面临更大压力。

16至24岁人群失业率达18%，主要与防疫限制有关，同时也源于北京推行的政策打击了科技等曾吸纳大量受过教育的年轻劳动者的快速增长行业。

与此同时，中国从农村向城市迁移的劳动力供给——这个工厂帝国的支柱——正在快速老龄化，且似乎已接近峰值，而近年来中国经济对制造业和出口的依赖度却不断加深。

这一切共同造就了一个似乎准备就绪的民众群体，他们将以数十年来罕见的方式挑战制造商和政府。这一根本现实使得北京方面面临一系列极不满意的政策选择——所有这些选择都可能进一步削弱跨国企业对中国作为不可或缺的制造业中心本已动摇的信心。

如果政府严厉镇压抗议者并进一步加强本已严格的疫情防控措施，这将给西方跨国公司带来更多政治压力——而更严厉的封控将对工厂生产造成进一步破坏。

但如果北京迫于公众压力略微放松疫情防控，结果很可能导致大规模死亡——这可能引发更严重的动荡。成功的让步也可能鼓舞学生和劳工活动家推动更多变革。

中国正经历迄今为止最大规模的新冠疫情爆发，官方数据显示全国新增病例约4万例，而10月底仅为约1000例。与此同时，截至2022年年中，中国约3600万80岁以上老年人中仅有40%接种了三剂疫苗。

根据2022年初香港灾难性疫情的推断——该地区同样难以为老年人群接种疫苗——凯投宏观估计，若中国出现不受控的奥密克戎疫情，仅80岁以上年龄段就可能造成约150万公民死亡。

无论如何，中国显然正处在一个重大转折点。事态将如何发展仍难以预料。但最近的动态很可能会进一步推动制造商实施供应链"去中国化"计划，即便这个关键的十一月标志着中国动态清零政策终结的开端。

周一北京民众抗议严厉的疫情防控政策。图片来源：Kevin Frayer/Getty Images联系作者纳撒尼尔·塔普林，邮箱：[email protected]

本文发表于2022年11月29日印刷版，标题为《政治风险重回中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