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在东京的人》评论：守望旭日东升 - 《华尔街日报》

1941年，美国驻日大使约瑟夫·格鲁与日本外相丰田贞次郎。图片来源：贝特曼档案馆当约瑟夫·格鲁在东京任职十年后返回华盛顿——此时太平洋战争已全面爆发——他立即去见了罗斯福总统的国务卿科德尔·赫尔。格鲁随身携带了一份关于他担任美国驻日大使期间的机密报告，其中不仅记录了日本的侵略行径，还详述了他认为罗斯福政府在战前未能把握外交机遇的失误。他与赫尔的半小时会面并不顺利。“如果你当时如此坚持己见赫尔质问，“为什么不直接乘飞机回来当面汇报？“随后他命令格鲁销毁报告，否则"我们将公开文件，让美国人民评判孰是孰非”。

格鲁将忽视其建议、错失避免太平洋战争机会的责任归咎于赫尔及其幕僚，乃至富兰克林·罗斯福总统，这一指控是否公允？抑或如赫尔所认为的，格鲁只是个对日本抱有同情而影响判断的天真外交官？史蒂夫·肯珀在引人入胜的《我们在东京的人》一书中，用大量篇幅试图解答这些问题。

大使的使命可能涵盖多种角色：礼仪性的、繁琐的、戏剧性的，甚至危险的。在极少数情况下，这份工作能像任何职业一样令人振奋且影响深远。格鲁在日本的任期正属于最后一类。他于1932年6月向裕仁天皇递交国书，九年后仍以大使身份得知日军偷袭珍珠港的消息。他在日记中写道：“在日本的任职如同住在火山上，永远不知道何时会爆发。”

格鲁出身显赫，其家族在美国独立战争前便定居马萨诸塞州。父亲原以为约瑟夫会进入哈佛大学后投身商界，但他虽入读哈佛却选择了外交官道路——这个决定令父亲震惊。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他在柏林任职，后加入凡尔赛和谈代表团，并先后出任美国驻丹麦、瑞士和土耳其大使，最终赴东京就任。

对美国人而言，1930年代初的日本是个热情好客的国度。美国企业在此扎根，海军舰艇在此停靠休整，各类美国名流络绎不绝。记者兼独立历史学家肯珀先生生动记述了海伦·凯勒、道格拉斯·费尔班克斯和贝比·鲁斯等名人的访日轶事。但随着时间推移，日本逐渐转向极端民族主义，氛围急转直下。至1930年代末，希特勒青年团已在东京设立分部，质疑日本政策的美国记者纷纷锒铛入狱。

作为大使，格鲁广泛接触日本政要并深研当地文化。他对温和派与民族主义者及其诉求根源皆有深刻理解，逐渐认识到存在"两个日本”——一个崇尚和平、热情友善，另一个则深陷狂热的军国主义。

这正是格鲁困境的根源。日本政府的表里不一与侵略行径屡次动摇他对外交手段的信念；但更令他愤懑的是，赫尔等华盛顿政要完全无视另一个日本”——那些值得支持、致力于和平的温和派政客。当格鲁洞察微妙转机时，赫尔眼中只有日本的背信弃义——或如他所言，这是个"公路劫匪"。

“我似乎同时在对抗两个政府，”格鲁在1940年的日记中写道。在华盛顿，他常与国务院亚洲事务主管斯坦利·霍恩贝克发生争执。霍恩贝克从未驻外任职，据肯珀所述，他对那些有海外经验者的意见不屑一顾。他将格鲁的报告束之高阁，坚信这位大使对日本野心的判断要么过于软弱，要么天真至极。这种分歧影响重大，因为霍恩贝克能直通国务卿赫尔，而格鲁却远隔重洋只能通过电报传达观点。

这些电报构成了肯珀叙述的主线。部分电报记录了日军涌入中国、南京大屠杀及上海周边美国资产遭轰炸的暴行。格鲁描述了日本民族主义者鼓吹以日本为核心的“亚洲新秩序”，并为其加入德意轴心辩护的狂妄言论。但在致华盛顿的函电中，他始终主张对日保持耐心与接触。格鲁的天性便是消化日本的负面讯息，按下个人愤懑，继而呼吁运用外交智慧。

《东京特使》考据严谨，肯珀对格鲁日记等一手资料的运用极具成效。但其核心论点——赫尔与罗斯福忽视驻日特使警告从而错失避免战争的机会——未必总能令人信服。根据肯珀提供的证据，读者可能得出华盛顿当局认同格鲁对局势的判断却否定其解决方案的结论。格鲁主张开展对话与会晤，包括1941年安排罗斯福与日本首相的最后面对面会谈。而赫尔的条件反射式反应是：除非日本先让步，否则拒绝此类提议——东京有何资格要求与美国总统会晤？在格鲁看来，随着危机加剧与噩梦临近，任何会晤都值得尝试。

但同样也是格鲁持续描述了接触的徒劳。在1940年9月的一封电报中，格鲁写道"外交已告失败"。肯珀先生指出，另一次当格鲁听着日本官员空洞的承诺时，他想象着"日本承诺墓园里又添了一块墓碑"。

赫尔和罗斯福曾在那片墓园中耗费大量时间，他们还受益于情报截获，这些情报提供了更多东京方面表里不一的证据。不过，读者无需全盘认同作者观点也能欣赏《我们在东京的人》。这部作品扣人心弦，即使我们都知道故事将如何收场，它依然呈现出戏剧性与悬念感。

Grid全球编辑纳戈尔斯基先生是《水上奇迹：二战U型潜艇袭击中的英勇幸存者》一书的作者。

刊载于2022年11月28日印刷版，标题为《注视旭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