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本关于中国后毛泽东时代的书 - 《华尔街日报》

1976年的邓小平。图片来源：Bettmann Archive西方对共产党中国的许多传统认知中，有一个观点几十年来尤其顽固且未经挑战。这种观点认为，1978年至1989年间中国的最高领导人邓小平是当今我们所知的中国——一个渴望挑战美国全球霸主地位的经济巨人——的主要缔造者。这种教条认为，中国最好被分为邓小平之前和邓小平之后两个时期，没有邓小平就没有中国现在的终身强人习近平，习近平谋求主宰世界的野心不仅不加掩饰，而且可以说触手可及。

当今研究中国的最严谨的历史学家之一冯客(Frank Dikötter)不同意这种观点。按照他打破传统的看法，现代中国的真正缔造者不是邓小平，而是1989年至2002年担任中国共产党总书记、1993年至2003年担任中国国家主席的江泽民。虽然冯客没有用这些确切的字眼来表述这一判断，但任何读过《毛泽东之后的中国：一个超级大国的崛起》(China After Mao: The Rise of a Superpower)的人都会不可避免地得出这样的结论：在塑造中国方面，江泽民比邓小平做得更多。

冯客写道，与同僚不同，江泽民“略通几门外语”，他喜欢“在与外宾闲聊时炫耀”。他偶尔还会突然唱起歌来，这让西方一些人误以为他有点小丑的特质，并为此付出了代价。但冯客说，正是江泽民在1989年将打击“和平演变”概念作为党的目标。这是约翰·福斯特·杜勒斯(John Foster Dulles)早在1957年提出的一个概念，旨在帮助波兰和匈牙利等国家和平地向民主过渡。毛泽东当时认为这一概念构成致命威胁，他发动的文化大革命在一定程度上就是为了挫败这一概念。

当江泽民目睹柏林墙倒塌时，他愈发坚定信念。1989年6月4日，波兰团结工会在选举中获胜的同一天，天安门广场的抗议活动遭到镇压。中国必须与这种思潮划清界限，6月24日就任总书记的江泽民宣布"爱国主义与社会主义本质上是统一的"，并强调"只有社会主义才能救中国"。正是他力推华为等科技巨头发展；主导这些企业赴海外上市融资；号召它们"走出去"开拓全球版图；将新疆定位为国家整合战略要地；要求所有民营企业建立党组织。2001年，他更成功推动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

这是江泽民的重要政绩。正如迪克特所述，凭借中国政府不仅掌控汇率，更能调配生产要素——为中企提供廉价土地、劳动力、原材料和能源——世贸组织内无成员国可与中国抗衡。耐人寻味的是，当年许多美国经济学家认为中国"入世"将缩小美中贸易逆差。另有学者主张中国政治改革必将随经济改革接踵而至（用迪克特的话说"如同牛车必然跟随耕牛"），甚至预言2015年前中国将实现民主化。 然而现实是，此后美国对华贸易逆差持续扩大，而所谓"更广阔历史力量的展开"——即中国的民主化进程——从未实现。到2015年，习近平的领导地位已坚如磐石。

迪克特先生是香港大学的教授——人们不禁好奇他还能在这个职位上待多久——同时也是斯坦福大学胡佛研究所的研究员。他以三部曲著作闻名，这三本书讲述了中国从1945年（即毛泽东"解放"中国前四年）到1976年毛泽东逝世期间的历史。这位在瑞士长大的荷兰人用优雅的英文写作。三部曲中的第一部《毛泽东的大饥荒》开篇便令人难忘：“1958至1962年间，中国坠入了地狱。”

有人将迪克特比作中国的罗伯特·康奎斯特，因为他揭露了毛泽东统治时期大规模屠杀的真相。但这个与英国历史学家的比较并不恰当：康奎斯特作为开创性历史学家，当年没有机会查阅苏联档案（后来档案开放后，他的研究自然得到了证实）。而迪克特在撰写三部曲前，花了十年时间研究中国各地档案馆的党史记录。他告诉我们，这本新书基于中国十余个档案馆约600份文件，以及李锐的日记。李锐曾担任毛泽东的私人秘书，1959年因（用迪克特的话说）“提及饥荒"被监禁20年。这些日记记录到2012年习近平上台为止，迪克特对后毛泽东时代中国的叙述也在此处画上句点。

在《毛泽东之后的中国》中，除江泽民和邓小平外，最突出的人物是1980-1987年任总理、1987-1989年任中共中央总书记的赵紫阳。这位在天安门事件后不久下台的领导人，在西方常被浪漫化——尤其受到那些因其看似开明的倾向而对他产生强烈好感的历史学家和汉学家的推崇。哥伦比亚大学前讲师、现任拜登总统国家安全委员会成员的朱利安·格维茨就是其中一位。在《永不回头：中国与1980年代被禁的历史》中，赵紫阳被塑造成近乎莎士比亚戏剧尺度的英雄。该书旨在刷新人们对赵紫阳在塑造现代中国中所起作用的认识，并重振其作为政治家的光辉形象。

赵的故事，更不用说他在中国官方历史中的被抹去，与邓小平密不可分。邓小平被广泛认为是20世纪80年代中国改革开放的个人推手。然而，格维茨先生坚持认为，“邓小平经常不参与政策制定的细节”。他认为，对邓小平的神化掩盖了赵所扮演的角色，并忽视了20世纪80年代的中国是“一个充满非凡、开放辩论、竞争和想象的时期”。（相比之下，迪科特先生认为这个时代是政策变革无能导致增长不平衡、巨额债务和通货膨胀的时期，所有这些在1989年将中国推到了内战的边缘。）

格维茨先生强调了赵在天安门广场危机中所扮演的调解角色，这场危机在学生要求言论和集会自由以及公布政府领导人的收入和财产时达到高潮。尽管邓小平曾表示“这不是普通的学生运动，而是动乱”，赵还是向抗议学生提供了对话。他还在亚洲开发银行的一次会议上表示，大多数学生“并不反对我们的基本制度”。这激怒了邓小平，赵反对《人民日报》的一篇社论也激怒了他，该社论称学生的目的是“破坏稳定团结的政治局面”。（格维茨先生告诉我们，邓小平的女儿邓楠在一次电话中对赵大发雷霆。）在一个绝望的最后姿态——他的政治自杀行为——赵在凌晨5点走出去会见驻扎在天安门广场的学生，恳求他们结束抗议。“你们和我们不一样，”他告诉他们，指的是他自己和党的领导层。“我们已经老了，不重要了。”那是他最后一次公开露面。

格维茨先生问道——如果中国人被允许了解上世纪80年代那段所谓被掩盖的历史，会怎样？在那段历史中，追随赵紫阳的步伐，一种超越邓小平所愿的自由主义正奋力生根。“这会导致共产党极度恐惧的可怕混乱吗？”他认为不会。这位充满理想主义的作者写道，“可以想象一个中国，甚至是由中共统治的中国，会为赵紫阳平反”，并“甚至就天安门事件道歉”。

与之形成鲜明对比的是，迪科特对赵紫阳的评价要低得多，将其描绘成一个在经济和政治上都相当笨拙无能的人物。他向天安门广场的学生们许下无法兑现的承诺，在此过程中令他的上司兼导师邓小平难堪。迪科特还指出，赵紫阳的自由主义被严重夸大，他引用1987年赵紫阳与东德领导人埃里希·昂纳克的会晤，当时赵表示一旦生活水平提高，党将“缩小自由化范围”。“我们，”他说，“绝不会照搬西方的三权分立和多党制。”

阅读这些对毛泽东之后中国截然不同的描述——格维茨的充满怀念，迪科特的冷酷现实——你不得不怀疑，尼克松总统1972年著名的对华和解是否是个错误。据专栏作家威廉·萨菲尔转述尼克松生前所言，这位前总统这样评价自己与中国的协议：“我们可能创造了一个弗兰肯斯坦。”如今许多美国人会很难不同意这一点。2020年，美国国务卿迈克·蓬佩奥在一次演讲中甚至引用了尼克松的这些话，告诉听众与中国“接触”的时代已经结束。迪科特将这种深刻的不和归咎于习近平政权。邓小平曾警告他的同事们要韬光养晦。迪科特写道，相反，中国“激怒了一个巨人”。

瓦拉达拉詹先生是《华尔街日报》的撰稿人，同时担任美国企业研究所和哥伦比亚大学资本主义与社会中心的研究员。

本文曾以《重塑国家的尝试》为题发表于2022年11月26日的印刷版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