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未曾实现的经济奇迹 - 《华尔街日报》

1985年夏天，我作为瑞士日内瓦大学的留学生启程赴华学习汉语。中国外交部将我分配到天津南开大学就读。天津是毗邻海的直辖市，拥有500万人口，距离北京不远。

与所有中国大城市一样，天津在1950年代苏联专家协助下修建了宽阔的林荫道网络。当时中国几乎无人拥有私家车，自然不存在交通拥堵。但在与公交车、卡车及零星轿车分隔的车道旁，密密麻麻的自行车通勤者们安静地蹬着踏板。他们黎明即起，黄昏归家，整座城市晚上9点便归于沉寂。入夜后，我时常能在路灯昏黄的光线下独享六车道的空旷。

如今的天津规模已扩大三倍，天际线闪耀着璀璨的摩天大楼，城市版图仿佛是由无数住宅楼和办公园区组成的无尽聚合体，高达2000英尺的天津金融中心在任何角落都清晰可见。与中国其他地区一样，过去四十年的发展与物质进步有目共睹。然而，我昔日的师长们及其继任者仍住在与过去相同的破旧混凝土公寓楼里，在天津这类城市——尤其是中国农村——稍加探寻，仍能轻易发现触目惊心的贫困与匮乏。

表象往往具有欺骗性，对于中国备受吹捧的"改革开放"时期尤其如此。自1980年代起的二十年间，中国领导层表面上将国家从严格的计划经济转向市场与政府管控的独特混合模式，这种模式常被视为中国实现相对繁荣的关键。2005年起许多改革措施被叫停甚至逆转，但改革时期奠定的框架仍塑造着现代中国经济的基本轮廓。多年来中国人民被灌输着经济奇迹的叙事，像天津这样的城市面貌巨变似乎也印证了这点。

事实上，所发生的一切不仅称不上奇迹，甚至与“改革”相去甚远。在新冠疫情暴发前，我曾花费数年时间遍访中国各地，研究改革开放时期的中共档案。获取资料的便利程度有时令人惊讶，而我的发现也极具启发性。

邓小平在1992年一语道破天机，当他主张扩大合资企业与外资引进时提出：“社会主义制度下的资本主义工具。”在他看来，党对扩大开放无需担忧，因为生产资料——包括土地、资本、能源、原材料和劳动力——始终掌握在国家手中。即便在2001年中国加入世贸组织后，共产党仍能为其扶持的企业提供廉价土地、能源和原材料，更不用说受国家管控的廉价人工与汇率优势。

改革始于1984年，通过推行承包责任制激励企业创收以充实国库。多劳者多得，最具开拓精神的班组可部分脱离计划经济，专为市场生产商品和服务——这一切都建立在企业国有制不变的基础上。

邓小平为中国经济设定了7%的增长目标，并将相应指标分配给国有企业。承包制允许地方政府保留盈余并在市场出售，于是各地开始竞相提前达标。官方数据显示，工业增长率随之飙升：从1983年的略超10%跃升至1984年的15%以上，1985年更是达到惊人的22%。到21世纪初，随着城市投资建设令人眩目的新基建，对钢铁、水泥、燃料等资源的需求推动经济增长达到令人目眩的高度。

为达成并超越国家指标而展开的激烈竞争，导致部分地区资源浪费严重，另一些领域则出现巨大赤字。仓库里积压着无人问津的商品，但几乎没有工厂因此倒闭。它们反而背负更多债务，生产出更多滞销产品——从建筑构件到电风扇、自行车和床垫。到21世纪初，中国约90%的工业品长期供过于求。为维持这种生产，中国需要持续消耗自然资源，这给全球供应链带来巨大压力。

档案显示，官员们早在新政初期就意识到改革中的矛盾。计划经济残余与某位经济学家所称"经过筛选、消毒、局部、截断、限制且支离破碎的市场及私有财产政策"相互交织。中共中央候补委员、经济学教授刘国光指出，其结果是"一个混乱的经济体系"。

知识产权私有制在这个体系中毫无立足之地，而剽窃行为在党内各级都受到公开鼓励。1983年，两个政府部门联合下发关于仿冒品的指令，指出鉴于国家法律义务，对此类商品需"更换产品名称"。正如一份报告所述：“我们需要统一的仿制方案”，以确保"仿制设备的质量可控"。

计算机技术仿制在1980-1987年担任总理的赵紫阳阅读美国未来学家阿尔文·托夫勒《第三次浪潮》后变得尤为重要。该书预言继农业革命和工业革命后，第三次革命将以计算机为基础。1983年10月，赵紫阳提出直接跨越第二次浪潮：“时不我待，机不可失”。为跃入数字时代，中国必须通过模仿和逆向工程复制外国产品。

2013年3月，一名中国警察走过北京查获的成堆假冒药品。图片来源：Getty Images但仿制行为不仅限于计算机技术。到2001年，中国已充斥着假药和盗版好莱坞电影DVD。中国当年加入世界贸易组织(WTO)引发了仿制热潮，为此付出代价的消费者寥寥无几：电水壶爆炸、刹车片失灵。香料含石蜡、面条使用致癌红色染料、米酒用廉价工业酒精勾兑。2007年，政府估计其检查的五分之一食品和消费品不达标或被污染。

中国的金融体系同样建立在脆弱基础上。到1988年夏，经济增长速度导致两位数通胀，国有银行无法按合同向农民支付粮食、棉花等必需品的款项。1989年天安门广场及全国各地的抗议活动既有政治不满，也有经济原因。党内档案中约五分之一涉及债务——为解决债务而放贷，因放贷产生更多债务，再放贷解决更庞大的债务。

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期间，外界观察家常将中国描绘成稳定的堡垒。但仅宁波市就有三家信托机构存在34亿元（约合4.2亿美元）的资金黑洞。温州对20家放贷机构的调查显示，其全部贷款中有三分之一必须核销。央行屡次出手救助的不仅是几家银行，而是整个银行体系。

从档案中浮现出的景象与许多人对当今中国的印象大相径庭。远观之下，这个国家光鲜亮丽的城市或许像一艘令人印象深刻的整洁油轮，船长和他的副手们骄傲地站在舰桥上，但在甲板下，水手们正拼命抽水和堵漏以维持船只不沉。

迪科特先生是香港大学的人文讲座教授。本文改编自11月15日由布卢姆斯伯里出版的《毛泽东之后的中国：超级大国的崛起》。

更正与补充

1997年宁波市三家信托公司持有的债务相当于约4.2亿美元。本文较早版本错误地写成了约280亿美元。（11月21日更正）

2011年上海广告牌上的邓小平，他在1980年代和1990年代初见证了中国新企业的激增。照片：奥利维尔·舒沙纳/Gamma-Rapho/Getty Images刊登于2022年11月19日印刷版，标题为《中国经济奇迹的真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