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尔街日报》：后疫情时代的中国，与疫情前并无二致

投资者迫切希望中国恢复正常。11月11日香港恒生指数上涨7.7%，此前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会"要求纠正过度防疫政策和一刀切做法"——据新华社报道，同时强调"必要的防控措施决不能放松"。

即便中国最终摆脱清零政策的泥沼，对世界其他国家而言，回归常态仍将危机四伏。关于新冠起源，中国政府仍需向国际社会作出解释。

西方媒体曾将实验室泄漏假说斥为荒谬的阴谋论甚至种族主义言论。如今包括《ProPublica》与《名利场》在内的媒体正重新审视这一假说——上月两家媒体联合发布调查报告，披露疫情暴发前数月武汉病毒研究所面临的"复杂严峻形势"。

民主国家同样会发生实验室泄漏事故。1978年英国发生最后一起已知的天花致死案例，当时伯明翰大学医学院实验室楼层的摄影师珍妮特·帕克感染病毒身亡。英国政府迅速采取隔离措施，为数百名潜在接触者接种疫苗，并通过彻底调查确认泄漏源，最终死亡人数仅一人。

在共产主义国家，人为错误更为频繁，且更易导致灾难性后果。1979年，俄罗斯叶卡捷琳堡一处军事实验室泄漏炭疽杆菌，造成至少66人死亡。2004年，北京病毒研究所因多名工作人员感染SARS病毒被勒令停业调查。2020年，中国兰州某疫苗工厂前一年发生泄漏事件后，超过6600人检测出布鲁氏菌病阳性。

共产主义政权的本质放大了这种危险性。法律选择性执行，法庭判决听命于党委指示，而中国的社会信用体系实施法外惩罚。在缺乏正当程序的情况下，秉公行事反成不智之举。犯错者担心主动上报会沦为替罪羊并遭迫害，危及自身与家人。即便无辜者亦难逃厄运——疫情初期，眼科医生李文亮因向同事预警新冠病毒感染被武汉警方定性为"造谣者"，最终于2020年2月7日因新冠肺炎去世，年仅33岁。

事故发生后，处置权并不在科学家手中，而是由党组织决定。在严酷的政治生态中，地方官员首要考虑自身仕途与安危，面对重大安全隐患往往选择瞒报。他们的本能反应是掩盖真相，以免中央追究其失职之责。

各级政府都致力于掩盖任何事件，希望它能消失或被掩盖。即使地方官员想警告公众，他们也没有最终决定权。2020年1月18日，疫情明显已经开始，武汉市政府对此严格保密，并鼓励百步亭社区的居民参加“万家宴”，这是一个春节庆祝活动，有4万户家庭参加。该地区真实的感染和死亡人数从未公布。

疫情初期担任武汉市长的周先旺在当月晚些时候表示，未经中央政府授权，他无权向公众披露疫情。等到北京最终决定采取措施时，已经为时已晚。共产党的模糊处理使得新冠病毒得以开始在全球传播。

这种致命的掩盖行为在各种灾难后都会发生。中国的高速铁路系统是国家的骄傲。2011年7月，两列火车在温州相撞。六节脱轨车厢中有四节坠入高架桥。几小时内，当局显然是为了掩盖证据，试图拆除并掩埋残骸。第二天，清理废墟的挖掘机发现了一名2岁女孩还活着。官员们将事故归咎于雷击，但泄露的宣传指令要求记者不要调查这起事故。铁道部发言人王勇平在新闻发布会上表示，掩埋残骸是为了让救援车辆能够到达现场。“这是他们的解释，不管你信不信，”他说，“反正我信了。”

生活在一个法治缺失、缺乏透明度、政治阶层偏执到不惜牺牲人命来维持统治的社会里，中国人民在政府加剧的灾难中只能自求多福。我的家人住在距武汉三小时车程的地方。2020年1月疫情消息出现在社交媒体上时，由于中国严格的信息审查，我打电话提醒他们注意。除了闭门不出，他们别无他法保护自己，随后又不得不服从延续至今的严苛防疫措施。

当人为错误被掩盖而非承认和纠正，当极权恐惧弥漫，灾难便接踵而至。有时就像新冠这样，国际边界也无法阻挡伤害。当清零政策最终结束、旅行与商业重启时，世界会记得这场大流行给中国共产党带来的教训吗？

林女士是演员，麦克唐纳-劳里埃研究所中国政策大使，拉乌尔·瓦伦堡人权中心高级研究员。她是《华尔街日报》评论特稿编辑詹姆斯·塔兰托的妻子。

2021年2月3日，世界卫生组织专家组抵达中国实地考察后，一名安保人员将记者带离武汉病毒研究所。图片来源：Ng Han Guan/美联社出现在2022年11月18日的印刷版中，标题为《认识后疫情时代的中国，与疫情前如出一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