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尔街日报》：新型觉醒歧视呼唤新法出台

共和党政客常问及在任期内如何对抗“觉醒主义”。最佳途径是修订州及联邦民权法，以保护雇员不因政治信仰而遭受歧视。企业的观点歧视既不公平又普遍存在，是两极分化的推手，也是现行民权法解释方式的直接后果——这一法律错误亟需通过法律手段纠正。

林登·B·约翰逊总统在签署1964年《民权法案》时宣称，该法案将“终结分裂”，并呼吁美国人“放下无关分歧，让国家团结”。但该法案虽禁止基于种族、性别和宗教的歧视，却未保护政治信仰。如今全美企业纷纷解雇表达“错误”政治观点的员工。

迪士尼公司解雇了女演员吉娜·卡拉诺，因其将社交媒体对保守派的对待比作纳粹迫害犹太人。公司称其帖子“令人憎恶且不可接受”，但同剧演员佩德罗·帕斯卡将特朗普支持者比作纳粹却未遭解雇。萨克拉门托国王队资深解说员格兰特·纳佩尔因推文“所有生命都重要”而失业。弗吉尼亚州一名高中教师因拒绝使用学生的“自选代词”被解雇。某软件公司员工因发布吐槽布朗克斯区便利店的TikTok视频遭辞退。《今日美国》编辑因发布同义反复推文“怀孕的人也是女性”被降职。

这是不符合美国精神的，也违背了《民权法案》的宗旨。你不能因为表达自己的宗教信仰或性别认同而被解雇。为什么却可能因政治信仰被解雇？

答案在于最高法院的一系列判例，始于1986年的美利特储蓄银行诉文森案，该案对《民权法案》进行了宽泛解释，以保护特定类别员工免受"骚扰"。大法官们将这一术语定义为包括"言语…行为"，这些行为会制造"一种恐吓、敌对或冒犯性的工作环境"。

自那时起，关于敌对工作环境的诉讼激增，如今少数群体或女性认为具有伤害性或贬低性的政治观点或符号，都可能构成非法的"敌对工作环境"，使雇主承担法律责任：

• 美国就业机会均等委员会裁定，一名邮政员工对美国邮政局提出的敌对工作环境索赔成立，原因是允许同事佩戴印有"别踩我"旗帜的帽子；该员工"声称他认为这顶帽子对非裔美国人具有种族冒犯性，因为该旗帜是由奴隶贩子兼奴隶主克里斯托弗·加兹登设计的"。

• 一名联邦法官裁定，一名纽约警察基于部分理由提出的敌对工作环境索赔成立，其中包括另一名警官储物柜上"一次性贴有唐纳德·特朗普的竞选贴纸"。

• 爱达荷州一名联邦法官裁定，某公司以"奏国歌时下跪"不尊重军队为由谴责运动员的信函，可能"暗示了种族歧视文化"，这可以支持一名黑人员工关于敌意工作环境的指控。

• 佐治亚州联邦法官允许一项诉讼继续审理，其中原告同事频繁发表"‘奥巴马总统很愚蠢’等言论"。法院解释称"奥巴马总统是非裔美国人"，且原告"认为"这些言论属于"基于种族的骚扰"。

若企业会因员工表达此类观点面临法律责任，压制言论便成为审慎政策。公司对言论禁令的解释往往直言不讳：固特异轮胎因禁止员工穿着"警察命贵"和"让美国再次伟大"T恤却允许"黑命贵"T恤引发争议时，该公司声称需确保"工作环境"不受"任何形式的骚扰或歧视"影响。当西南航空解雇在脸书发布反堕胎帖文的空乘人员时，宣称其行为可能违反公司反性骚扰政策。

禁止种族和性别歧视的法律不仅变成了压制工具，更成为了强制手段。北德克萨斯大学一名教授在诉讼中指控（法官转述其陈述），他因"拒绝认同自己不同意的观点——微侵犯概念"而遭解雇。德克萨斯州一家医院开除了一名护士，只因她反对强制培训课程要求其承认"身为白人就具有种族歧视"。

自由市场主义者主张企业应有权自主设定工作环境及自由雇佣。但对许多公司而言，禁止观点歧视将带来解放而非束缚。多位大企业CEO私下向我们表示，他们不愿参与"取消文化"——或根本不想卷入文化战争。他们并不想将意识形态强加于职场，却因活动人士和员工施压（辅以敌意工作环境诉讼的威胁）而被迫行动。

立法者可采用公务员法律审查标准的框架，公务员本就受第一修正案保护免受政见歧视。雇主不得因员工下班后的政治表达进行惩罚，但可以观点中立的方式设定工作时间政治言论规则。企业可以说"禁止佩戴政治帽子"，但不能偏袒"黑人的命也是命"胜过"让美国再次伟大"。这些规则并未导致政府工作场所出现难以应对的挑战或新纳粹主义泛滥。

确实，基于不可改变特征的歧视比基于自由选择信仰的歧视更为阴险。然而，法律保护员工免受基于宗教和性别认同的歧视，这两者都可以是个人选择的问题。

企业的最佳状态是将员工团结在一个超越政治的共同事业中——共同创造、创新、服务客户并创造财富。将政治表达作为一项公民权利来保护，将尊重林登·B·约翰逊的告诫：“放下无关的差异，使我们的国家团结一致。”

拉马斯瓦米先生是Strive资产管理公司的执行主席，著有《觉醒公司：美国企业社会正义骗局内幕》和《受害者之国：身份政治、优绩的消亡与回归卓越之路》。鲁本菲尔德先生是耶鲁大学法学院教授和第一修正案律师。

插图：马丁·科兹洛夫斯基刊登于2022年11月16日印刷版，标题为《新歧视需要新法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