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亚瑟·米勒》评论：唯真相可售——《华尔街日报》

1949年的阿瑟·米勒。图片来源：Martin Harris/Underwood Archives/Getty Images在费城长大的我，自幼就听说过1949年《推销员之死》百老汇预演的故事。当幕布落下时，蝗虫街剧院陷入一片寂静。时年33岁的剧作家阿瑟·米勒起初不知所措，随后他听到了啜泣声——男人们的啜泣。接着观众席爆发出狂热的反响。他明白自己击中了时代精神。

传记是用文字"复活"人生的艺术。真实人生单向行进，但书写版本必须回溯重构，以事后之明串联起岁月长河中的智慧闪光。当执笔者是约翰·拉尔这样的人物——他不仅是田纳西·威廉斯、弗兰克·西纳特拉等名流的传记作者，更是深谙戏剧之道的文学大家——这份智慧便格外深邃。其著作《阿瑟·米勒：美国见证者》以《推销员》的辉煌成功开篇，倒叙至剧作家经济大萧条时期的青年岁月。书中部聚焦米勒声名鹊起的历程，以及他与玛丽莲·梦露那段占据小报头条的婚恋，犹如戏剧高潮被起伏的情节前后拱卫。

作者以清明笔触与宽厚之心对待传主。拉尔的剖析犀利而不失温度，洞见深刻却毫无说教。他完美践行优秀文学传记的使命：不让作品沦为生平注脚，而是展现艺术如何照亮创作者的生命轨迹。他既是调查记者，也是精神肖像画师，更是深谙剧本与剧场美学的批评家。

米勒的伟大之处有些出人意料。除了他那位崇拜他、在《推销员之死》大获成功后称他为"上帝选中之人"的母亲外，他似乎注定不会发光发亮。他始终觉得母亲在守护着他——“这个男孩，既是她领地的半个情人，又是半个反叛者”。这就足够了。

颇具讽刺意味的是，在一本名为《犹太人生》的系列丛书中，作者并未强调米勒家族传奇中这一《旧约》式的特质。次子的成功恰恰反衬了长子的失败。这让人想起雅各与以扫，或是约瑟与他的兄弟们。克米特·米勒（1912-2003）是那个天之骄子：才华横溢、英俊潇洒、运动健将、富有创造力与学术天赋。而三年后出生的阿蒂则是个空想家，学业糟糕，多少像个陪衬——尽管他也生得方颌俊朗（见封面照片）。“因缺乏思考能力”，他第一次考大学就名落孙山。阅读《罪与罚》改变了他的人生，当时他发现"文字……是对灵魂的一种潮汐般的牵引"。

然而在成功之前，先遭遇了坠落。1929年股市崩盘让米勒家族几乎失去一切。父亲伊西多尔经营着一家成功的服装公司，虽不识字却精于计算，娶了位（古茜）品味高雅、怀揣文化抱负的妻子。他在股市过度投资。随着显见的破产，全家从哈莱姆区的联排别墅（配有高档家具和仆人）及海滨避暑别墅，搬到了半乡村化的布鲁克林荒僻之地。克米特辍学帮忙，成为勤勉的地毯推销员。直到1946年才真相大白：原来伊西多尔和古茜夸大了财务困境，让克米特做出了不必要的牺牲。这种背叛感将在米勒后期作品中不断回响。

年轻的米勒凭借才华、机遇与胆识，从密歇根大学到纽约一路闯荡。他在安娜堡创作了首批剧作，并始终坚持这一信念：“我的戏剧始终围绕着一个核心命题——如何唤醒个体，使其最终意识到改变世界是一种道德义务。“他的首部百老汇作品《幸运儿》（1944年）虽斩获剧院公会国家奖，却仅上演四场便黯然落幕。早期小说《焦点》（1945年）售出九万册并获得电影改编权后，米勒再次进军百老汇。当传统代表剧院公会与先锋阵营团体剧院同时相中他1947年探讨欺骗、谎言、家庭矛盾与社会责任的《全是我的儿子》时，最终伊利亚·卡赞率领的团体剧院胜出。尽管剧评褒贬不一，《纽约时报》的布鲁克斯·阿特金森仍断言"戏剧界迎来了一位真正的新锐天才”。

与借巫术审判讽喻政治的《萨勒姆的女巫》（1953年）并称，《推销员之死》始终是米勒最负盛名的代表作。这部作品超越自传体或时代局限，赋予观众多元解读空间：从李·科布、达斯汀·霍夫曼、布莱恩·丹内利到菲利普·塞默·霍夫曼，直至近年温德尔·皮尔斯，历代演员都为那个"靠笑容和擦亮的皮鞋讨生活”、兜售无名商品的可怜虫威利·洛曼注入了灵魂。

拉尔先生将米勒及其《推销员之死》精准定位于战后美国社会语境，详述作家对反犹主义、个人与群体裂痕、道德冲突及个体与集体罪孽的思考。对于1955年4月始、1961年以怨怼离婚终的米勒-梦露恋情，作者亦避开了常见浮夸笔调，以含蓄得体的态度书写这位女星（正如米勒本人所为：拉尔用"如同以实玛利紧抓棺木"这一令人战栗的比喻，描述剧作家对梦露的执着）。

拉尔先生对其研究对象公众生涯的剖析，如同对其感情生活的探讨一样犀利。在同时代剧作家同侪（奥尼尔、威廉斯、阿尔比）中，唯有米勒广泛参与政治并致力于公共福祉理念。与伊利亚·卡赞不同，米勒在被众议院非美活动调查委员会传唤时拒绝指认他人姓名，亦未援引第五修正案。他仅表示出于良知无法遵从委员会要求，称自己并非在庇护共产党人，而是试图"守护我的自我认知…我无法为他人承担罪责"。

1964年上演的《堕落之后》——这部存在缺陷却极具自传色彩的玛丽莲主题剧作——虽取得商业成功，但米勒的巨星光芒已开始黯淡。罗伯特·布鲁斯坦、肯尼斯·泰南、苏珊·桑塔格等精英评论家对其大加抨击，仿佛他们批判的是米勒本人而非其作品。至1970年代末，他自觉已成为被时代潮流抛弃的遗老。拉尔先生称其为"或许最受推崇的局外人"。尽管遭受布鲁斯坦和暴躁的约翰·西蒙（“世界上最被高估的剧作家”）的猛烈批评，他仍笔耕不辍直至生命终点。而在伦敦，他的声望始终不衰。

本书以极具对称性的方式收尾：米勒逝世之日，恰逢《推销员之死》在百老汇首演56周年纪念日。拉尔先生以前瞻与后见之明，预见了时代轮回中必然的价值重估：关于《堕落之后》，他指出当相关人物的记忆逐渐褪色或至少改变后数十年，“剧作的雄辩[才能]更易被认知与赞赏”。如果说米勒的创作主题之一是人类生命被轻易抛弃的残酷现实，那么他留下的作品本身就是不容忽视的永恒力量。

斯皮格曼先生的《万物无常：艾米·克兰皮特的生平与诗歌》将于二月出版。

刊登于2022年11月12日印刷版，标题为《唯一出售的真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