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铃木镇一:音乐家与他的教学法》——《华尔街日报》评论
Meghan Cox Gurdon
铃木镇一与学生们。图片来源:Kenneth Stevens/Fairfax Media via Getty Images当你听到"铃木教学法"这个词时,脑海中会浮现什么?如果是一位虎妈站在一个可怜巴巴地拉着小琴的孩子身旁,那么你和许多人一样,对这个由教育家兼理想主义者铃木镇一(Shinichi Suzuki)设计的体系产生了不公正的印象。
确实,铃木教学法要求父母作为幼儿音乐训练的合作伙伴。同样真实的是,铃木幼儿们练习使用的是可爱的小型乐器。但那种痛苦——这正是我们许多人误解的地方。在《铃木镇一:用音乐教育世界儿童的梦想家》一书中,东京出生的历史学家堀江绘里(Eri Hotta)解释道,铃木镇一(1898-1998)认为所有孩子都有巨大的潜力,只要他们乐在其中就会学习。他设计的教学方法旨在寓教于乐,通过趣味练习和一系列吸引人的悦耳旋律来实现。
我们了解到,铃木的方法源于他的顿悟,即幼儿可以像学习语言一样学习音乐:先听,然后模仿。“孩子们会模仿他们周围听到的言语,直到掌握为止,“堀江女士写道,总结了铃木的核心见解。磕磕绊绊和错误是学习过程的一部分:“关键在于确保音乐成为孩子日常环境的一部分。”
铃木不认同孩子需要天赋才能成功的观点。对他来说,小提琴与其说是一种需要掌握的乐器,不如说是一种用来培养良好性格和促进人类繁荣的工具。“这种方法不是小提琴的教育,“他曾告诉记者,“而是通过小提琴进行的教育。”
堀田女士在《铃木》一书中,从主人公中年时期切入叙事,重现了他引起世界瞩目的那一天。1955年3月27日,在东京一座尚未竣工、泥土地面的巨大体育馆内,时年56岁的铃木镇一指挥着1200名3至15岁的演奏者。当这些幼童娴熟地演绎巴赫、维瓦尔第与亨德尔的曲目时,观众们为其音色之纯熟、年龄之稚嫩震惊不已——彼时的铃木已超过日本当时常规退休年龄。“从官方定义来看,这已是个老人,“堀田写道,“却展现出与年幼学生们不相上下的灵活与活力。”
铃木出生于名古屋港市一个企业家世家。其祖父以制造日本传统三味线起家,父亲则将家族产业转向小提琴制造。真一(注:铃木镇一日文名)在充满同父异母兄弟姐妹的喧闹家庭中长大,住宅紧邻家族作坊。
少年时期的真一严于律己,保持着堀田笔下"强烈道德责任感"驱使的晨起习惯。他如饥似渴阅读托尔斯泰著作,坚持自我修养计划。17岁那年,家中购置留声机,当听到米沙·埃尔曼1913年演奏的舒伯特《圣母颂》录音时,他深受震撼。“小提琴竟能奏出如此天籁,这个发现令铃木既震惊又羞愧,“堀田解释道,“他从小被小提琴包围,却从未真正领悟其艺术潜力。”
乐器那震撼灵魂的美妙音色激励了这位少年,使他拿起了小提琴。这预示着他后来不断完善的教学方法——铃木试图在不依赖乐谱的情况下模仿所听到的音乐。
二十多岁时,铃木远赴海外。在父亲的资助下,他得以继续学业并聆听每一场心仪的音乐会(在经济萧条的两次世界大战间的德国,他可谓以极低价格购得一把珍贵的瓜奈里小提琴,这笔交易后来一直让他良心不安)。旅居海外期间,他结识并迎娶了德裔妻子瓦尔特劳德,还与阿尔伯特·爱因斯坦成为挚友,后者的人文主义思想给他留下深刻印象。
到1930年代,铃木回到日本,与兄弟们组建弦乐四重奏并教授小提琴。正是在这一时期,他迎来了顿悟时刻。但这也是军国主义抬头、日本走向全面战争的年代,正如堀田女士所言"膨胀到畸形的民族自大"时期。书中写道,铃木对此深感震惊,因为他"与爱因斯坦持相同信念:众生平等,无分高下。这一理念支撑着他的教育使命和人类发展观,与当时官方的路线完全相悖”。
在二战后的废墟中,铃木重新投身于发展和传播其教育理念。截至1949年底,日本已有约1500名儿童接受铃木教学法。如今全球学习者约40万,但堀田女士不无遗憾地指出,铃木教育愿景中那种充满理想主义的广阔胸怀已基本消逝。晚年时,他徒劳地恳求日本政策制定者将其理念纳入国家教育体系。书中写道:“官方回应总是千篇一律:‘想法很好。对对,非常不错。再见。’”
堀田女士是一位不引人注目的叙述者,她的个人轶事就像点缀在铃木人生宏大乐章上的装饰音符。童年经历过钢琴课煎熬的她,本想给女儿一个快乐的铃木教学体验。但四年后,她带着挫败感离开。“我承认,“她坦言,“或许我天真地相信了铃木用爱引导我们克服困难的理念。“从堀田的经历中,我们得以窥见那个可怕刻板印象的根源。铃木或许能用他温柔愉悦的方式激励学生——毕竟他从未有过自己的孩子。倘若他有子女,说不定当练琴时间到来时,连这位教育大师也会忍不住露出虎爸般的严厉面目。
本文作者古尔登夫人是《华尔街日报》撰稿人,著有《魔法时刻:分心时代朗读的神奇力量》一书。
原文刊登于2022年11月10日印刷版,标题为《音乐大师与他的教育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