德国就对中国依赖程度展开辩论 - 《华尔街日报》

德国总理奥拉夫·朔尔茨本周的北京之行，标志着德国在制定真正符合其利益的对华政策这一痛苦自我探索过程中的最新进展。自弗拉基米尔·普京领导的俄罗斯于2月入侵乌克兰以来，柏林一直在争论应如何调整与世界其他威权国家的关系。德国学到了什么？

一个进步迹象是，朔尔茨的中国之行在德国国内极具争议。即使临近就职一周年，人们仍容易忘记他是总理。作为笨拙的三党联盟的负责人，以及内部分裂且选举实力薄弱的社会民主党领袖，朔尔茨经常被内阁中更受欢迎的政客所掩盖——特别是外交部长安娜莱娜·贝尔伯克和经济部长罗伯特·哈贝克，两人均来自绿党，且都是公开的对华鹰派。

如果北京之行的目的是在这个最重要的经济和外交问题上重申朔尔茨的权威，那么结果却近乎相反。总理上周屈服于政府内部对中远海运集团收购汉堡港码头35%股权的反对。朔尔茨曾支持这笔交易。但来自联盟伙伴的激烈反对将持股比例压低至24.9%。这对朔尔茨而言是一次难堪的挫败。

这一切都引发了一个问题：为什么朔尔茨先生现在要去中国，或者说为什么要去中国。贝尔伯克女士领导的外交部正在准备一项重要的新对华战略，计划于春季发布。保守派反对党基民盟领袖弗里德里希·梅尔茨抓住机会表示，总理本应等待访问，直到他了解自己政府的对华战略是什么。他说得有道理。

对于与朔尔茨同行的商界领袖来说，这一切已成为一场公关灾难。代表团原本希望此行能激发媒体对抓住商业机会的积极报道。然而，记者们却将聚光灯对准了几位代表团成员公司最近扩大在华业务的决定。

简而言之，柏林正在发现，发展对中国的某种独立性是有益的。唯一的问题是，即使是德国鹰派政客中，似乎也很少有人真正认识到战略和经济独立真正需要什么。

这一缺陷潜伏在所有关于德国企业在华投资的负面报道中。德国公司并不比其他国家的公司更腐败或更天真。他们完全了解不断演变的地缘政治风险、习近平清零政策的危险，以及从猖獗的知识产权盗窃到共产党对企业管理的影响等一系列其他问题。

德国企业仍在中国扩张的事实凸显了其欧洲本土市场的一些不利因素，这些因素必须改变，才能让对北京的强硬态度变得可行。以能源为例。成本上升只是部分源于德国从俄罗斯大量进口天然气的灾难性决定，更深层的原因在于政治阶层对欧洲实际所需能源类型的严重忽视。

在风能和太阳能等可再生能源上的巨额支出不仅推高了电力成本、降低了电网可靠性，还对众多制造商毫无助益——这些工厂需要天然气分子来产生电力无法达到的高温或低温，或者将天然气作为产品的化学原料。

这一背景有助于解释德国化工巨头巴斯夫近期的几项决策。该公司因计划到2030年在中国投资高达100亿欧元建设新工厂而备受指责，其首席执行官薄睦乐更成为对华商业联系的激进辩护者。但他还能怎么做？在能源成本和其他监管负担的重压下，巴斯夫正在欧洲持续收缩业务规模，同时在中国扩张——未来两年每年可节省5亿欧元成本。

德国汽车制造商也面临类似处境。西方政府常鼓吹"未来一二十年内通过监管淘汰内燃机"这种既破坏经济又无环保实效的主张。北京虽作出类似承诺，却为混合动力车留下巨大豁免空间。当西方政客想当然认为戴姆勒、大众和宝马能通过创新推出适销的纯电动或氢能汽车时，这些公司却争相为现有产品开拓海外市场——政客们对此又表现得惊讶不已。

当德国在国内就中国政策争论不休时，它必须在两种对立态度间做出选择：要么反对企业在华投资，要么反对这些商业活动在德国本土进行。摆脱北京政策反复的影响实现商业独立是个崇高目标，但企业需要一个可依赖的市场。如果德国政客能从这个角度审视本国经济，我们就能知道柏林对华战略是认真的。

11月2日，德国总理奥拉夫·朔尔茨在柏林记者会上发言。图片来源：clemens bilan/Shutterstock刊载于2022年11月4日印刷版，原标题为《德国辩论对华依赖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