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尔街日报》：年轻女性在事业与生活间寻求平衡

德伊哈·马丁，26岁，在纽约布朗克斯的公寓里担任数据分析师。工作日里，她会在下午5:10或5:20结束工作，但绝不会拖到6点。她热爱旅行，今年早些时候利用公司的无限休假政策飞往希腊和法国。

设定界限是她的首要原则，但别误会：她同样充满抱负。

“我当然想赚钱，“她说，这样才能支撑她热爱的事物。“只是，我并不想为了爬到顶端而与人争斗。”

疫情对工作和生活的冲击对许多女性的职业抱负产生了持久影响。对一些人来说，过去几年促使她们重新评估愿意为事业牺牲多少家庭时间或个人兴趣。对另一些人（其中许多是年轻职场人）而言，目睹其他领导者让工作吞噬生活的做法令人反感。在经历了2020年前难以想象的一段职场灵活期后，许多女性正在思考：能否既事业有成又享受生活？

“公司不会因为你晚上11点回邮件就运转不下去，“31岁的新奥尔良科技从业者亚历克西斯·科彭说，“工作永远在那里等着你。”

她辞去了华盛顿特区高压的咨询工作，搬到新奥尔良与男友同居，并转做远程职位，这样就有时间遛疫情期间养的狗和锻炼身体。她不再承接额外工作，而是投入与朋友的旅行、婚礼和派对。“我们太久没能这样了，“她说。

许多男性也在重新思考自己与工作的关系。女性在家庭和职场中面临着独特的压力与惩罚组合。政府数据显示，她们承担了绝大部分家务和育儿责任，研究表明当女性怀孕时，同事会认为她们对工作的投入度降低。

想要在不时刻待命的情况下获得晋升可能是个艰难的要求。

“职场仍然是为那些将工作始终视为第一优先级的人设计的，“普渡大学研究性别与工作的管理学教授艾伦·科塞克说道。

图片来源：Aaron DuRall/华尔街日报印第安纳大学伯明顿分校社会学教授张英珠补充道，那些随时待命的员工能获得更好的绩效评估、更多晋升机会和更快的收入增长。当前以通货膨胀和经济衰退威胁为特征的经济形势，使得减少工作投入的想法既冒险又诱人。

“你会想，‘他们会认为我不是团队合作者吗？‘或者不再给我机会，认为我不知感恩？“德克萨斯州奥斯汀一家营销机构的联合创始人金·考普说。她制作了一个电子邮件模板，每月至少使用一次，通过婉拒新工作机会来为个人生活保留时间。尽管如此，她仍感到担忧。

“我希望他们知道我依然怀有抱负，”37岁的考普女士在谈到她的客户和那些提供新机会的人时说道，“但我不确定。”

科彭女士表示，她曾渴望进入高管层，但近距离观察高层管理后改变了想法。“我不想成为那样的人，”她说，“在我看来他们并不快乐。”

麦肯锡公司和由雪莉·桑德伯格创立的非营利组织LeanIn.Org的调查显示，近三分之二的30岁以下女性表示，如果看到高层领导拥有她们所期望的工作与生活平衡，她们会更渴望晋升。相当多的高层女性领导者自身也并不快乐。调查数据显示，约43%的女性领导者表示自己精疲力竭，而男性领导者的这一比例为31%。

当一些年轻女性追求有限的工作时长时，婴儿潮一代和X世代则在思考，是否可以用不同的方式取得成功。

“我不确定自己当初的做法是否正确，”50岁的营销主管乔里·德斯·贾丁斯说道。她描述了自己为事业放弃一切，直到近40岁才组建家庭的经历。

作为女性在线社区BlogHer的联合创始人，她在38岁和40岁生下两个女儿后，仍频繁出差工作，并将母乳运回旧金山湾区家中。她的丈夫则暂停了工作在家照顾孩子。

“我们想向女性证明这是可以做到的，我们可以经营好企业，”她在谈到BlogHer的领导团队时说，“我们不想让人失望。”

德斯·贾丁斯最终出售了公司，并试图在职业上放慢脚步。但她已树立了全身心投入工作的先例。随之而来的机会要求她每周飞往纽约，并将投资者会议置于一切之上。

她说，疫情让她有机会从家庭而非成就中寻求慰藉，可以毫无歉意地拥抱生活的全部。现在她在思考，接下来该怎么办？

“如果你一路走来没有整合好生活，之后可能会遭遇某种身份认同危机，“现就职于一家初创公司的德斯贾丁斯女士表示。“如果我们当初花点时间享受生活，真的会有那么糟糕吗？我们的事业会彻底倒退吗？我不这么认为。但当时我们不敢赌这个可能性。”

律师出身的洛里亚·叶顿如今已升任西雅图基督教青年会首席执行官，她仍清晰记得15年前那个时刻：当她匆忙赶往孩子幼儿园毕业典礼时，公司总法律顾问打来了电话。叶顿女士说自己只有10分钟通话时间，但谈话持续了一小时。

她没有挂断电话。“我当时觉得没有挂电话的自由，“她说。

她最终赶上了女儿的毕业典礼，但开场时仍在会场后排接听电话。回首往事，她真希望当时能挂断电话。

“换作今天，我会把顾虑抛到九霄云外，相信总会有另一份工作，或者相信现状也能很好，“她说。“我依然能拥有梦寐以求的事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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